受新思潮的鼓荡,五四前后的学界非常活跃。民初政党政治的破产,使学生们对现存的党派政团充满厌恶,故学生社团呈现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采“兼容并包”的方针,北京大学一扫先前之陈腐气,各类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如阅书报社、雄辩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阅书报社是北大学生成立的最早的接受新文化的组织,成立于1917年12月1日。雄辩会由原研讨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改组而成,以发展思想为宗旨。新闻研究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徐宝璜为主任,并创《新闻周刊》作为会员实习园地。进德会于1918年6月成立,以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在林立的学生社团中,最为突出的是积极宣传新思潮的新潮社、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会员会务极为活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等。
        《新潮》杂志社是以《新青年》的追随者之姿态出现的。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发起,191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出版有《新潮》杂志,以小青年、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新潮杂志社“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①。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叙述了他们的四大责任:一为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地位之自觉心,渐渐引导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二为鸣中国社会恶劣习俗、中国人犹犬羊之不平,兼谈所以因革之方;三为鼓动学术上之兴趣;四为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精神上脱离“恶人模型、思想厉鬼”之感化,“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予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②
        新潮社有严格的人社规定,社员必须承担向杂志提供稿件的责任。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干事部。新潮社的一大口号是“伦理革命”,他们批判封建家庭全无亲情与个人自由,提倡妇女解放,提倡新道德,在人生观上倡导为公众的福利与自由发展个人。新潮社的另一大口号是文学革命。它积极配合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宣传。在第一卷的社告中明确提出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句读须用西文式。《新潮》发表了不少白话文学作品,是最早的少数白话刊物之一。在学术上,他们主张极端的崇外,鼓吹西化。
        1920年8月15日,新潮社由杂志社正式改为学会。“本社虽然最初是个办杂志的团体,我们都是智识上和志行上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学会的性质”,立志“做一种永久文化上的团体,如科学社对于科学的尽忠一样”③。由于会员多有出国,学会分设旅欧及旅美编辑部,也因社员毕业后多在本校或社会上任教任职,资格上不再专限学生。由于要做文化上的团体,故后期的《新潮》主要是出版有关新文学方面的丛书。虽改为学会,新潮社在社务上却没有大的发展。由于不少骨干成员纷纷出国留学,蔡元培离校后经费无着落,社务日渐陷于停顿,1922年3月最后一期《新潮》出刊后,新潮社的社务就趋于消散了。
        国民杂志社源于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本属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1918年,一些留日学生为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而举行集会遭镇压,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在上海组成学生救国团。并在反日救国示威、宣传中,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为扩大宣传,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蔡元培、邵飘萍等出席了成立会。杂志社自称为一般青年学子的公共言论机关,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④为四大宗旨。在入社手续上凡学界青年赞成该社宗旨,经社员五人以上介绍,得为社员。实际上一般出资捐款者,多名列会员,故会员曾达一百八十多人,经常活动的则主要是杂志社职员。国民杂志社对社员有较为严格的规约,如规定社员不得有违背组织大纲之行动,不得以本社名义图个人利益,不得假本社名义干涉政治等。杂志社发表的政论文章颇有特色,多深刻意识到民族危机的加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李大钊曾在杂志上撰文斥责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社尤注重国民性改造,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中国政治之腐败,除少数官僚政客外,大多数毫无知识无思想之国民醉生梦死也要负重要责任。故欲改造不良之政府,必先改造不良之国民。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国民社取调和的态度,不赞成西化的主张,提出“不可为古人奴隶,不可为西人奴隶”,不论国粹欧化,“终当择中西学术之性质相同者,而一一铸化合之”⑤。也因国民杂志社与新潮社的意气之争,所刊登的文章多用文言。
        黄日葵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演进中的北大》一文中,对新潮社、国民杂志社作了比较与分析:“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情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七年为军事协约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扎维克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⑥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由北大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的学生社团,1919年3月23日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由“北京大学学生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之,但教职员赞成宗旨者亦得加入”⑦。下设总务干事、编辑干事、文牍干事、会计干事经理一切事务,任期半年,连举连任。成立会上,廖书仓、邓康当选为总务干事,罗家伦、康白情当选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讲演团十分注重社务的发展,多次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征求团员启事,号召北大学生参加入团。该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举办演讲。讲演团规定,讲演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月举行四次,时间是每星期日下午一时。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不定期讲演。重要的讲演稿送交校内日刊揭载,并藏存团中,以便汇集成册。讲演团的活动是公开、合法的。成立后特具函报告京师警察厅,请其转知各区查照。在参加讲演活动方面,讲演团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例如,规定团员有轮流出席讲演之义务,除婚丧疾病不能出席外,不得任意推诿。修改后的简章还规定团员每学期至少须出席两次以上讲演。五四到六三期间,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四处宣传。
        五四学生运动带有一定自发性,而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北大社团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领导、发起作用。
        五四前夕还有新民学会、互助社、少年中国学会等重要的学生社团。
        新民学会是五四前夕成立的重要社团。发起于1917年冬。发起人在一起切磋“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个人生活向上”、“自己生活向上”等几个人生问题。相与讨论后的结论是应“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成立。主要发起人有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成立时有基本会员21人,多为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肄业学生。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⑧。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农为干事。出版刊物《会员通信集》与《会务报告》,前者为会员抒发所见、相与扬榷、讲座讨论的场所,后者年出二册,叙述会务状况。从学会的章程来看,它开始主要是一个注重个人修养的团体。会员以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相约自勉。力图通过修养个人来革新社会。但他们并不忌讳谈政治。蔡和森极赞同毛泽东“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表示应“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这是与当时一些一定与政治势力划清界限的社团不一样的。
        互助社是五四前夕活跃在武昌地区的重要学生社团。1917年10月8日成立于武昌。发起人为恽代英。恽代英曾受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之邀,赴牯岭夏令学生会,目睹其办事活泼、立言诚挚、律己纯洁、助人恒一,故意欲仿学青年会法,组织个人修养且为社会服务的团体。其社名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通过会章六条,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互助社的成立,在指导思想上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进化论的影响,在组织方式上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其成立时只有会员四人,随即带动周围与个人组织类似的修养小组织,不久发展为五组十九人。后以互助社的会员为核心成立了利群书社。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时最长、会员最众、分布最广的社团。王光祈曾谈及新文化运动与学会产生的因果关系,认为学会是新思潮的产物:“少年中国学会虽是少数青年的结合,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却是中国大多数青年思潮的结晶,不过借我们会员的口把他说出来罢了。”“没有中国青年的思潮,便没有少年中国学会”,“有了中国青年的思潮,然后才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产生。”⑨该会于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第一次发起会,陈育、张尚龄、周无、曾琦、雷宝菁、王光祈等出席,起草并修改学会规约共七十条。同时组织筹备处,公推王光祈为主任兼会计,周无为文牍;议设临时编译部,李大钊为主任,其余会员归为临时编译员,在叙及发起缘由时,王光祈谈到:“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其最终目的,则为创造“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当时将学会宗旨定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⑩
        在未正式成立之前,学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刊布图书,发行《会务报告》,举行讲演、学术谈话会,讨论问题,筹印刷储金等。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以规约规定学会的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11)凡国内有志青年,经会员五人介绍,评议部认可,皆可入会。学会对会员在学问上、道德上有所要求,如会员须选文、理、工、农、医、商、政治、法律、经济等之一科作为研究,不得有嫖赌及其他不道德行为,不得加入其他党派等。
        王光祈还提出少年中国主义的口号,即改造中国应先从中国少年着手,形成少年中国的运动。对于学会的组织精神,王光祈有较为形象的叙述:“讨论关系本学会的组织问题,亦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因为他种团体皆注重首领,注重中心人物;我们学会则无所谓首领,无所谓中心人物,个个会员都是首领,个个会员都是中心人物。我们学会极注重会员自动,个个会员的精神总和起来便是学会的精神。本学会的组织完全是Democracy的精神。”(12)因此,在组织设置上,少中学会只设办事人,不愿多设会长、理事之类名目。南京分会则更随意,职员由会员自由选择担任,不经选举,各尽所能。虽然组织结构松散,会员之间也常有聚会和通信联系。少中会员除在校学生外,多从事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
        学会注重分会的发展,在成都、南京、巴黎设有分会。成都分会是先于总会成立的最早的分会。1919年6月15日成立时有9名会员,由李劫人为书记兼保管员,办理分会事务。南京分会成立于11月1日。当时有会员12人,会员主要来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金陵大学。巴黎分会是少年中国学会在国外的活动中心。会务由各分会自由发展,总会只是各分会的联络机构。学会注重出版宣传工作,发行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少年中国》月刊由北京会员编辑,侧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 《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会员编辑,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星期日》周刊系由成都会员所办。学会还发行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翻译出版过莫泊桑、都德、莎士比亚、王尔德等的文学作品,及一些生物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还出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小册子。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较为复杂,人数曾多达一百二十人。其中有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杨贤江、沈泽民等;也有信仰国家主义,后来成为青年党骨干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而大多数会员则对政治、社会革命比较冷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
        五四运动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在全国蜂拥而出。
        在北京,曙光杂志社于1919年11月成立。社员有北京中国大学、法文专修馆、俄文专修馆等学校学生共十四人。出版《曙光》月刊,宗旨为“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以在“长夜漫漫”、“迷梦惝恍”的时候,发“鸡鸣啼晓”、“东方既白” (13)的警告。早期的曙光社强调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在两性问题上,提出要打破夫权、早婚、贞节等旧道德,妇女要经济独立、职业独立、自由选择配偶等。杂志社从二卷一号起于卷首增添短评栏目,刊登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的文章,开始对苏俄有详细的介绍,提出平民自治、发展中国的实业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等。
        北京的中等学校学生也积极发起社团活动。1919年9月1日,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少年学会。其宗旨是“发展个性知能,研究真实学术,以进取精神,养成健全少年”(14)。学会不设部长、会长之类,职员分执行、出版两部,后取消,由会员量力自己担任职务。少年学会组织演讲会、读书会、工友文化补习班等,出版《少年》半月刊,讨论妇女解放、学生参与校务、男女同校、实行工读等问题。在北京中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0年初,北京师范学校部分学生发起成立觉社,出版半月刊《觉社新刊》,发表言论的范围,趋重在教育方面,主张实行工学主义以推广国民教育,改革社会。
        天津是社团活动相当活跃的地方。1919年9月,周恩来等发起成立觉悟社。觉悟社系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成员联合成立的。成立时有男女社员各十人。主要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天津第一师范、北洋大学、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其宗旨为: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组织较为严密,入社有严格的手续,需三名会员介绍,发展社员时要男女社员各一。社员之间及对外以号码相称,废姓名。社务采用委员制轮流分担,社员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觉悟社出有不定期刊物《觉悟》,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内容为批评社会生活、介绍名人言论、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是最早由男女青年共同发起的学生社团,被报界誉为“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15)。同年9月,直隶一中学生于方舟等创立新生社,次年出《新生》杂志。
        在浙江,永嘉新学会1919年7月成立于浙江温州的第十中学校,以“培养德性,交换学识,促进思想之革新”(16)为宗旨,姜崎任干事长,周邦新任副干事长。另设文牍、书记、会计、庶务、交际等职员。他们主张个人的精神解放与思想改造,社会的精神结合与思想沟通。学会下设图书部,备中西报刊,设出版社,出季刊《新学报》。另设讲演部,举办通俗或学术性的讲演,后还开办过商业速成夜校。该社主要成员受杜威实用主义学说影响,提出要以实用主义医“旧永嘉学派”之病,而期以“新永嘉学派”的出现。
        浙江新潮社于1919年10月10日成立,其前身是《双十》半月刊社,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工业学校等校一些学生组成,主要成员有施存统、俞秀松、夏衍等。出版《浙江新潮》。在发刊词中,他们提出了刊物的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这也是该刊宗旨;第二种旨趣是“改造社会”,即其目的;第三种旨趣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即其方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17),即其方法。《浙江新潮》言论犀利,对杭州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恐慌。社员施存统在第二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后,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称文章“雷霆风雨”者,也有说作者是“禽兽”者。省长齐耀珊下令查办,国务院致各省密电立予禁止印刷邮寄。由此引发所谓的浙江一师风潮,校长被迫离任,但当局解散学校的企图没有实现。
        受沿海大城市新风尚的影响,内地也出现了一些活跃的社团。在河南开封,1919年末曹靖华等发起成立青年学会,主要成员为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班学生。其宗旨为:“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18)他们的信条为“奋斗!诚实!宏毅!勤俭!”学会会务很活跃,与河南、安徽、北京等地的中学生社团者都保持着通信往来。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的几个学生于1919年下半年间组织了鄱阳湖社。旅京的陕西青年学生也成立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秦钟》月刊,以“唤起陕人自觉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19)为宗旨,沟通了偏远的西北地区同外界新文化的交流。
        联合行动、投身社会实践,是五四运动后学生社团活动的另一趋向。1920年8月16日,在觉悟社的倡议下,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在北京陶然亭开茶话会,筹商联合之意。18日,召开各社团联络筹备会,定名为“改造联合”,“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数次会议之后,形成了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宣言指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以上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20)他们的约章规定“凡各地革新团体赞成本联合宗旨及事业者,经一会员之介绍全体会员之通过,皆得加入为会员”。约章还要求联合里的成员应组织各种委员会来从事“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21)。
        恽代英在发起组织互助社后,又成立了利群书社。在它的影响下,武昌地区出现了几个小团体,并有活跃的活动。1920年10月,武昌的日新社、健学社、互助社、辅仁社、启明工业社、利群书社及人社的部分社员,在利群书社召开改造同盟,“以有俾各团体互助而不妨个性发展为主”,规定“凡有志改造社会者,经本同盟五人以上的介绍,得加入同盟”(22),同时还提出加入同盟者所必须遵守的八条戒约:不嫖、不赌、不吸烟、不纳妾、不人有害社会的团体、不营有害社会的生活、不存悲观失望的态度、不违犯本规约,并要求成员每半年至少须用书面报告一次。利群书社的刊物《互助》成为发表同盟的报告的阵地,并分赠人同盟者。
        各社团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到民间做运动群众的工作。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对此有最早的探索。不少社团还积极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纷纷组织社员赴法勤工俭学。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又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
        明确标明主义是五四运动后学生社团活动呈现的另一新特点。在原来的比较空泛的科学与民主思潮中,涌动出新的以改造现有社会为目的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工读互助的,新村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此外,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合作主义社团也风起,提出要以合作主义和平推翻资本主义。各种主义虽内涵不一,但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色彩。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也指导了各社团的实践,在学界形成了带有实践特征的社会运动。
        中国的工读互助运动萌现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劳工神圣”的口号提出后,人们开始设想尝试一种亦工亦读的新生活,一种共同生活、公有共产的新组织,以作为理想社会的生活模式,并由此推广来改良整体社会,做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达于工读互助的社会。王光祈对工读团情有独钟,认为是平和的经济革命,大力倡导。李大钊、陈独秀等也积极支持了当时的工读互助运动。成立最早、规模影响最大的工读社团产生在北京。北京工读互助团由王光祈、李大钊等知名人士发起并资助一千元,1919年底成立。在该团的募款启事中即提出发起的目的是“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23)工读团的简章规定,团员每日工作四小时,以时间为准而不以工作结果为准,团员所必需的衣食住,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内供给。工读团发起后,许多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有外地青年专程赴京入团者。北京工读团先后设了四个组。第一组在北大附近,设食堂、电影、洗衣三股,后又增设英算专修馆、石印。第二组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分消费公社、小工艺、厨房、洗衣局四项。第三组全系女性,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设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品制作、贩卖商品及书籍等。第四组是法文专修馆的学生,出售食品及杂货等。最初,人们以为新生活来了,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工读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但经一段时间的活动后,几个组都发生经济恐慌,陷于困顿。工读团里的中坚活动分子施存统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不可能的。”(24)北京、上海等地工读团体的相继失败,标志着工学主义的破产。
        五四之后,全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组织合作社的尝试,是为合作运动。运动也波及少数农村地区。早在18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便积极倡导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社会的细胞。五四前出现过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上海国民合作银行等团体,但真正使之蔚然成风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平民周刊社。平民周刊社酝酿于1919年11月,1920年初正式成立,5月1日出《平民》周刊。该社自谓以“经济问题”做主义,拿欧美风行的“合作主义”做改造经济的方法,既宣传,也实行,以此改造社会,和平推翻资本主义。《平民》周刊是宣传合作主义的重要阵地,平民周刊社即成为中国合作主义的总发源地。1921年12月,周刊社扩充为平民学社,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平民教育、发展平民经济”(25)为宗旨。余愉、侯厚培、许绍棣等先后任部总干事。合作购买部先按采购团的办法替社员购买书籍文具及一切应用物品,后按消费合作社的原则招股营业。
        在平民学社的影响下,上海、长沙、武昌、成都等地都有不少合作团体出现。如长沙大同合作社、合作期成社、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上海合作联合会、湖南第一师范工学会等。这些合作社团所经营的合作事业有银行、合作商店、书店、印刷等。其中,平民学社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合作团体的章程、消息多在《平民》上报道。各地合作社员也与周刊编辑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如湖南大同合作社,周刊编辑毛飞去信鼓励,建议他们将原名大同协社改为大同合作社,并前去参观指导。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在致平民学社的信中则称:“我们诸事都惟贵社马首是瞻;有所作为,也要报告贵社,仿佛贵社是总社似的。”(26)
        无政府主义在学生社团中很有市场。无政府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Anarchia,是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新思潮。中国人最早传播无政府主义是在日本和法国。1907年,刘师培、何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出刊《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在华人中颇具影响,但还没有组织社团。
        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始祖刘师复在杭州发起晦鸣学社,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刘师复写了《无政府主义粹言》等著作,对以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出现影响甚大。
        五四前夕,一些无政府主义社团相继成立。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继新文化之势的再度高扬。实社是北大学生太侔、震瀛 、竞成、超海等于1917年5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以“进德修学”为宗旨,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其名作“实”,“即真理之意味不揭而自在”(27)。该社无出入手续,规定除从事政治生活人员外,凡赞成该社旨趣者,无国界男女之别,皆得为社友。也无社长、职员、社员之分,也不规定会费。实社下设通信讨论部、讲演会、编译部、图书馆。实社出版有不定期刊物《自由录》,由吴稚晖主编。第一辑出版后,上海《时事新报》即以《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 教育部其知之乎》为题作了披露,要求教育部门出面干预。实社比较注重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在各派无政府主义学说中,实社更多地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群社于1917年5月,由无吾、真风发起在南京成立,其前身是1914年成立的无政府主义讨论会。该会“以研究群学,增进群智,革新群德,传播群义,为惟一之宗旨”,其社章规定“本社为学社性质,不取形式的组织,而以通讯为研究之方法”。在组织问题上,“无社所、社长、社费之设,也无入社手续等等”(28),无论男女,皆可自由通信,即认为社友。关于经费,由各社友量力捐助,其多寡一任自由。出版有刊物《人群》及《周年报告》等。1918年在山西闻喜县中学出现了平社。发起人为剑平、克水。出版季刊《平民杂志》。其宗旨为“本科学之真理,复我天赋人权,使社会无尊卑、贵贱、贫富之阶级,而男女教育均归平等;破坏一切之伪道德制度,而倡导世界平民之大革命”。在组织机构上,“无论中外男女,凡赞同本主义者,均可自由入社,通讯讨论,无社费及一切手续。”(29)
        晦鸣学社的刊物《晦鸣录》被当局查禁后,师复等改以“民声社”的名义出刊《民声》,翻印无政府主义著作。1916年11月《民声》停刊后,社员多四散他往。1919年1月,民声社、实社、平社、群社等组合而成进化社,以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为目的。出版有《进化》月刊,由陈延年、黄凌霜轮流编辑,除此还出版《进化丛书》等,设平民贩书社负责发行,发起自由捐助会维持经济开支等。进化社鼓吹一种互助的进化观,主要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理论,认为互助是向上进化的工具,应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互助的生活,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明确的反对,也反对布尔什维克。
        五四前夕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在数量上不多,却对一代新青年具有相当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之前,它们宣传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对封建主义文化也作了较为有力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五四运动后大量无政府主义社团的出现提供了思想上、成员上的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社团在中国的大发展,除原来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全国其他内地城市也相继出现。如北京的奋斗社、互助社、学汇社、曦社、无政府党同盟、中华农村运动社;湖南长沙安社、赤心社、星社;上海道社、民众社、安社、自由社;江苏微明学社、南京民锋社;湖北汉口鸡鸣社、安社;广东广州真社、素社、心言社、民声社,新会民钟社、火焰社,香山劳农会;四川适社、人声社、半月社、均社,沪隆明社、民锋社、同社、无共社、青年互助团、红社、引社、平平社、益社等。五四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刊有:北京《互助月刊》、《学汇》、《社会运动》、《平民之潮》、《绿波》、《爝火》、《农民之友》、《哀鸣》;上海《自由周刊》、《自由月刊》、《绿光》、《自由女》、《国民》、《七日评论》、《自由人》、《平平旬刊》、《劳动旬刊》、《民众》;广东广州《心言》、《民声》、《五一月刊》、《理发》、《新海宴》、《好世界》、《春雷》、《惊蛰》、《光明》,新会《民钟》;太原《见闻》、《绿云》;福建《民钟日报》、《先锋》,厦门《秋声旬刊》;成都《平民之声》、《成都》、《福音》;重庆《人声》、《零星》、《爱波》;长沙《青年文艺》、《民声》、《洞庭波》、《飞鸟》、《平民之声》、《破坏》、《不平鸣》;天津《星光》;安徽芜湖《前进》,安庆《响影》;江苏常熟《绿帜》,南京《民锋》、《黑澜》、《微明》;湖北汉口《鸡鸣》,武昌《 A》等。
        五四后无政府主义社团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开始注重以无政府主义思想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活动上开始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广东新会的民钟社明确在社约中提出要“努力乡村运动”、“参加劳动运动”、“参加学生运动”,并提请社员“注意”:“现本社社员,均有参加劳动运动、学生运动、乡村运动的责任,俟有相当成效时则当另行分组进行。”(30)广州的素社甚至打算在社员增多时设劳动运动部、学生运动部、农民运动部、妇女运动部、军人运动部、社会教育部。一些团体则表现出虚无主义的趋向。这种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以奋斗社为代表。奋斗社的易家钺、朱谦之发明了“奋斗主义哲学”。他们借鉴施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奋斗一层一层进化来的,人类的生活,无一刻不在奋斗之中,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就是根据人们的自由的创造意志不断进行奋斗的过程。他们反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鼓吹惟有孤独的我,才有革命的创造力,也惟有孤独的奋斗,才能够造成伟大的成功。他们还主张把革命思想从科学方法里解放出来,甚至提出要“宇宙革命”,举乾坤而毁之,把凡有理智和数目的东西,悉行废掉。此外,恐怖主义的趋向也在一些团体中存在。有人主张打破一切现存秩序的革命,倡导暴动、暗杀、威吓。在徐州一次集会上,无政府主义者散发的传单公开宣传:“一、 自由代价:血、泪、汗。二、破坏利器:刀、枪、弹。三、反抗手段:打、烧、杀。四、革命精神:干!干!干!”“一、除国界;二、化种见;三、废家庭;四、削伦常;五、非宗教;六、抹孔孟;七、法律;八、去私产;九、灭金钱;十、打权势;十一、扫群魔;十二、平不平。”(31)
        新村是20世纪初期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等倡导的建立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人人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的运动。1919年3月,周作人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加以宣传。在他看来,英国的“大同社会”、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都不圆满,只有“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32)。他还去日本九州参观,参加了日向新村,成为其第二种社员。回国后广为宣传,并尝试发起新村组织。1920年2月周作人在其八道湾住所成立新村北京支部。接洽有关新村的事务,介绍愿往日本日向实地考察者前往。吸引了部分对现实社会制度不满的学生,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如毛泽东。但新村北京支部没有真正开展活动。
        尽管中国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新村,但不少社团都程度不同地受新村主义的影响,许多信仰工读互助的社团也信仰过新村主义。一时间,新村生活成了“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最有价值的生活”。王光祈、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都探讨过建新村的问题。恽代英为在乡村实现自给共产的新生活,先在武昌城中办了个利群书社,在他伯父的二十块大洋的资助下,他们租了房屋,数人住进书社,自起伙食,售书报、杂志,也读书学习。恽代英还设想以书社为根据地,为将来在乡村谋更可靠的发展,但书社最终未发展成“新村”。
        比较多地宣传新村主义的还有新人社、批评社。新人社于1920年4月在上海成立,社员有五十余人。新人社员受新村主义的影响,发表了不少宣传新村主义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做新人应该从创造新环境做起,组织新村是创造新环境的试金石。但是,新人社并没有条件去试验他们所主张的新村生活。其社务活动主要是编辑出版一些新潮书刊,进行文化运动的调查等。他们编有《新人月刊》及《新人丛书》,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曾拟出版《科学的新人》,供小学生及其他缺科学知识的人阅读。批评社是一些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社团,主要成员有罗敦伟等。于1920年10月创《批评》半月刊,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批评》发刊词称:“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怀疑的态度,勇敢大无畏地估量、化验人类社会上种种事物。”批评社成员多是新村主义的信徒,其月刊第四、五、六期皆为《新村号》专刊,发表了郭绍虞《新村运动的我见》、玄庐《新村底我见》、罗敦伟《艺术复活与新村》、缪金源《新村与新人》等,以及关于新村的讨论、通信等。这些社团受新村主义的影响,但主要是宣传,甚至没有经济条件像日本那样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新村”。
        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与破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五四社团的社会活动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及党员。如新民学会之蔡和森、毛泽东、何叔衡,互助社之恽代英、林育南,觉悟社之周恩来、邓颖超,山东励新社之邓恩铭、王尽美,新中学会之于树德,国民杂志社之邓中夏,少年学会之赵世炎、张崧年(张申府),少年中国学会之周佛海、张闻天、刘仁静,浙江新潮社之施存统、俞秀松、谭平山等。这显示了中国革命并非外国直接让渡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追求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当部分地区的进步青年已开始组党时,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仍有不少学生以社团相号召,且有较持久的活动,如江西的改造社、陕西的共进社等。但这些社团在活动方式上除同早期的社团一样传播新思潮外,还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改造社成立于1921年1月1日。其前身是鄱阳湖社,由江西南昌第二中学进步学生组成。改造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以变“黑暗的江西”为“光明的江西”为己任,办有《新江西季刊》。关于社团的政治色彩及组织问题,在社内有过讨论。有人提出要“不存党见”:“党派在人类全体当中,或某部分当中,究竟应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青年学生里边,是绝对不可有、不必要有的东西。”以至宣言倚赖党派的人是“人格破产的人”(33)。其实,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后,学生社团不可能不受到其影响。改造社也开始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提出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社员袁玉冰、方志敏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进社是旅京陕西青年组织的进步社团,其前身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该会于1921年10月出《共进》半月刊,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随着运动的开展,月刊社扩大为共进社,于1922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社内设社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总务、编辑、营业股。共进社的初期,立足于文化宣传。为传播新思潮到陕西,出版有《共进丛书》。而在其活动上,参与了陕西的政治斗争,领导了驱逐军阀刘镇华的运动。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共进社有了更鲜明的口号。1924年4月,共进社重新修订纲领章程,指出:“我们以为政治问题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又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我们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我们更彻底的主张经济的改造须依宽大、公博、正直、公利之原则,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在组织机构上,设地方团作为分支机构,以代表大会为立法之最高机关,社务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关。并设政治委员会,“专司本社关于政治之研究及活动”,设宣传委员会,“专司本社宣传工作”,并规定“社员对于社务有守秘密之义务”(34)。从其纲领章程及活动来看,政党的某些特征已表现在共进会的社务中。1925年7月,共进社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大会宣言进一步提出了“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的口号,以“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公有的新式产业”。大会还讨论了农民运动、教育运动、学校教育、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工商运动、兵士运动等问题。这次大会开得轰轰烈烈,有共进会员的地方就有代表出席。在第三届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及一切恶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1926年9月,月刊被军阀张作霖解散,共进社的活动也停止。
        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是五四时期学生社团走向的写照。政党活动与社团活动的相与渗透表现在早期的中共党员力图改造少年中国学会的努力。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一度致力于改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10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南京大会。这时共产主义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会上讨论了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邓中夏等提出应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恽代英提出有理智有组织的分裂,并于会后表示“近来很望学会为波歇给维(即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但由于多数会员认为会员个人可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学会不必变成政治团体,故学会仍维持原状。
        事实上,是否转向政党化、是否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困扰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员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指出:“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35)大会通过了关于时局的态度一案,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1923年10月的苏州大会更提出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方针,制定的学会的九条纲领包括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唤醒国民注意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问题”等内容。1924年7月南京大会修改了苏州大会的宣言,取消了带激进色彩的第五条,修改了第六条,决定停刊《少年中国》月刊。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争取学会的努力归于失败,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瓦解已成必然。1925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大会是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成立了改组委员会。虽然有部分社员仍主张维持学会的性质,但会员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主义派已势成水火,此后,学会无形中趋于解散。
        同少年中国学会相类似,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的活动,为20年代活跃的政党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学生社团多因其骨干加入政党活动而无形中解体。到20年代中期,政治性的学生社团大多停止了活动,政党活动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