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先后于1919年、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改变前沙俄政权的对外侵略政策,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谋求对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北京政府也尝试开始同苏俄的外交接触,为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奠定基础。
        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及其他地区,无偿归还前沙皇及其他俄国势力所掠夺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放弃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等一切在华特权,愿中国人民与俄国工人农民及红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建立联盟。1919年8月26日,苏俄的《消息报》、《真理报》均发表了此项对华宣言。
        1919年9月12日,段棋瑞以督办边防事务处的名义发布的第19号训令,即是根据日本方面的报告,查禁苏俄对华友好宣言:“据日本武官东乙彦抄送该国田中少将在巴黎来电一道到处。查内中所述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漩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西亚等情。自应严密查禁,以戢乱萌。”所附的田中的报告叙述了苏俄力图对中国宣传其新政策的消息及内容:“据莫斯科发来之无线电,列宁政府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西亚,其要旨日:俄国劳农政府,破弃俄国帝政时代与日本及中国所缔结之秘密条约,且废弃拳匪事件之赔偿及俄国在中国之所有特权。劳农政府欲与支那代表者商议国境与其他问题,而过激派者为支那人民惟一之同盟者,因情谊之关系,支那人民即与过激派政府开始公式之国际关系,已送此劝告与我前进军之代表矣。”①
        由于消息的隔绝,正式的宣言迟至次年3月才传到中国。国务院于3月26日要求外交部电令邵恒浚,“设法探询此种宣言有无实效,相机为非正式接洽。” 1920年3月2日,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全权委员蒋纯(即杨松)在致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的函中表示:“请贵领事将俄国革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所有之友睦感情,转达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为此,特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八七二号敝国政府之国书递交贵领事,即请转呈贵国政府,并将该国书内容通告中国人民。”②3月22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致电外交部,电告当地俄文报纸所载有关苏俄对华宣言的要点,并附寄俄国报纸的剪报。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由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转发的法文文本件。而杨松的信函则由驻伊领事魏渤于4月9日带回。下系当时的译文要点:
        “吾侪今日特致书中国人民,望其明了广义政府曾宣明放弃从前俄皇政府向中国夺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满洲及他种地方是也。各处人民应自行选择愿相隶属之国,及自行采定其政府之体制。”
        “广义政府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
        “广义政府放弃中国因一九○ ○年拳匪之乱而负欠之赔款。”
        “广义政府废弃所有各种特别权利及俄商在中国地面上占有之一切租借地后,任何俄国官员或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伊等犯罪,应照中国法律受地方审判。”
        “广义政府并愿即与中国人民谈判,与其全权代表公同断结所有从前俄国政府偕同日本及协约各国对于中国所作之一切强暴及不公平之事件。”
        “如中国人民以俄国人民为榜样,愿恢复其自由,并逃免协约各国在凡尔赛为之代定之命运,使之为第二高丽或第二印度者,则奋争自由之时,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外,更无他同盟国及他兄弟可寻。”③
        此外,驻哈尔滨督办边防事务处官员张斯麟也接受了莫斯科劳农政府派专员“微服东来赉送正式国书”。
        26日,外交部回电邵恒浚:“阁议议决派执事设法探询,相机接洽等语。查报载究属无根, 自应密与接近,并随时报部。”④
        29日,国务总理要求外交部“详核”后提具意见供国务会议讨论。4月3日,外交部拟具议案一件,提交阁议。北京政府外交部受到此份宣言的电报后,连夜赶译,并向徐世昌、靳雲鹏汇报。对于苏俄宣言,北京政府持疑虑态度。尤其对于第一项的提法。历史上,虽然俄、 日两国曾把东北划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但中国毕竟是拥有领土主权的,根本不存在人民自决其归属的问题。对此,北京政府外交部不得不感到“尤难索解”。而对于北京政府比较看重的有关中东铁路等项声明,双方对是否存在这一条款认识并不一致。这在以后的谈判中引起争议。3月27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见陈篆,询问有关宣言及中国政府如何处置,陈表示:“此事俄报揭载甚详,驻海参崴中国领事据此曾来电报告,此外并无何人正式通告本部。中国政府以报纸所载各节,未必可靠,并未重视其事。”⑤31日,英国驻华代办蓝普森走访外交次长陈篆,问道:“近日报纸盛传俄国过激派对华所为之宣言,未知有无其事?”陈表示承认,“然政府视之,亦如阿富汗之国书而已。”⑥4月4日法文《北京周报》即撰文称如果中国放弃与协约国一致转与劳农政府协商废除旧约将是“缘木求鱼”。
        徐、靳召集国务员等开会,以为收回所失主权自是幸事,但协约国尚未承认劳农政府,中方已经加入协约国方面,不便与苏俄单独订约。遂于4月8日的国务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密派驻鄂木斯克总领事范其光赴海参崴作非正式的接洽。在给张作霖等人的电报中,国务院表示:“事关国际,既不便单独答复,而此项来电,系为预策将来中俄交谊进步起见,又不容不有相当表示,以免有伤俄国多数人民感情。”⑦
        邵恒浚与苏俄代表有数次接触。3月31日,俄方代表在同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浚的接触中,坦率承认,“俄所深患者,即中东路界内之俄贼,如中国不将霍尔瓦特及旧党一般文武驱除净尽,则俄忧未已”,“所谓先定大纲,交换意见,实欲以此事为前提”⑧。这表明中俄改善关系的前提是替俄国扫除旧党。4月21日,谈及关于双方接洽的方式时,对方表示:所有接洽,尽可以守密不宣,但中国方面应以公文作答,以转莫斯科,可以修改条约作为开始接洽之起点。
        范其光于5月15日到达海参崴,于22日同邵恒浚走访苏俄代表。表示中国政府认为苏俄政府的宣言是“亲善之意”,但“该宣言不仅关于中俄两国,尚有涉及他国之处,且俄地政象日有变迁,即以东部西比利亚而论,如不能与劳农政府统一,行将各自分立,故中国政府不得不详加审虑。”⑨
        驻丹麦代办曹云祥,与苏俄政府代表前后晤谈七次,询问苏俄代表关于宣言一事,苏俄驻丹麦代表表示“须俟底稿寄到,逐条讨论后,方可表示意见”。稍后又向曹表示:“西伯利亚政府前向中国所提出六条件,刻与莫斯科政府之意见尚未一致,惟放弃以前在华所获之各项权利,莫政府亦甚赞成。”⑩北京政府则要求曹云详转告苏俄方面:“中华民国对于俄国劳农政府,前日提议将各种权利及租借地归还中国,以为承认莫斯科新政府之报酬,此种原意,实感激异常。惟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为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之提议,自当尊崇,希望劳农政府善体此意,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亚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勿虐待中国人民及没收其财产……以增进中俄国民之友谊。”(11)
        对于新苏俄政府愿意在平等基础上重新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决策,中国国内各界响应热烈。1920年4月8日,全国报界联合会致电苏俄政府,称“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11日,全国学联“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表示“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是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12)先后致电的还有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共30多个团体。国会议员也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4月11日下午,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工界协进会、工界志成会、船栈工界联合会、华工同人代表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等,在法租界永乐里开会讨论对华宣言,俄国人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韩国人金翰、安定根, 日本社会党人喜平次郎、平井,归国留日学生李剑尘等,亦到会。代表们一致表决,要求北京政府接受对华宣言。如拒不收受,将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以“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为目的”(13)为宗旨。天津《益世报》称赞:“此实为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时事新报》则称“我们不当像小孩子得了已失的糖饼,只管嬉笑”,而要“用全体人民的名义答复他,表同情于他的世界和平主义”,“驱逐旧俄国驻在我国的官吏”。上海《救国日报》呼吁“中华民国国民的转机,世界真正的和平,就在此一举”,号召“不要怀疑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上海《星期评论》称赞“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14)。中国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综合各界言论,归纳为以下五点:一、认识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二、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现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三、准据苏农政府的通牒,收回一切劳农政府归还的权利。四、否认俄罗斯帝国时代及克林斯基政府时代所派来中国的官吏,正式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苏域共和国修好。五、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5)。李大钊也撰文指出:“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归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佩他们的。”(16)
        对于社会各界的言论,北京政府称据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鏊电,驻海参崴俄国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认有宣言转交,恐有欺诈等,斥责“该全国各界联合会等,不审内容,率尔表决承受,并有种种阴谋,实属谬妄”。电令与法方交涉解散全国各界联合会外,要求各省“严密侦查,认真防范,遇有此类文件,并应注意扣留,以杜乱源”(17)。
        在疑虑中,北京政府仍尝试与苏俄进行外交接触。两国派出代表互访,开始了探讨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1920年6月,中国方面派出边防处官员张斯麟以军事代表名义赴俄考察。张等于6月下旬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见远东政府必须听命于莫斯科,无法交涉,便提出西上。北京边防处指示他“劳农政府既表欢迎,应即西上,实地调查,遇事只能相机妥与作非正式之接洽,藉察内情,而资应付。”(18)张于8月25日西行,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等赴车站送行。张一行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张斯麟等初抵莫斯科,因无正式代表身份,对方尚持怀疑,不予接待。后经解释,态度转变诚恳。加拉罕旋在私宅接见了张,后又邀往外交部续谈,要求张电达北京政府愿否与其政府订立预先协约,表示双方恢复旧好之意,并称“遇事无不可和平解决”。张驻留莫斯科期间,见苏俄“势力日见扩张,国际地位亦益形巩固”,且“今其政府因属新选,志在重修旧好,以利通商,故不惜委屈迁就,一切均可让步,是亟宜利用时机,挽回已失国权在兹一举”(18)。要求边防处会商外交部,委其全权,与苏俄政府正式接洽订立协约事宜。9月18日,张斯麟、朱绍阳再次致电边防处、外交部,“今劳农正与我竭力要求先订协约,似宜审查商订,匪特足以防范一切妨害。……设令拒绝,在我,则将失时机,在彼,必以我懦不足恃,届时另生他策,结合蒙古,并派员与他国订立条约,协谋中国,为害滋大”(20)。提请政府迅速筹划方针对策。外交部拒绝了张等的建议,电令张等即日回国。
        为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苏俄提出第二次对华宣言。
        1920年9月27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即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
        “一、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从前俄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
        二、两民国政府迅即设法将有秩序之商务经济交际成立,随即根据使两缔约国得最大惠利之宗旨,商定专约。
        三、(甲)中国政府应不扶助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各团体及各个人,并不容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作。(乙)应将反对劳农俄国及其联合国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收容于签画此约时留在中国者,并以交付俄国劳农政府,并连同其所有武器财产。(丙)俄国劳农政府对于背叛中国之各个人及各团体,亦应同负上项责任。
        四、所有居住中国之俄国人民,服从中国领土内现行之法律规章,任何领事裁判权不得享有。其居住俄国之中国人民,服从劳农俄国领土内现行之法律规章。
        五、中国政府应于批准条约后,即从速向僭居俄国外交领事代表名分,而未受有劳农政府委任之各俄人,停止交际,并将其放逐中国领土以外。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归属俄国公使领事之馆第,以及公使领事他项公产并档库,交给俄国劳农政府。
        六、劳农政府放弃拳匪赔款,不再收受。惟中国政府将来无论何时,不得因前俄国领事或他项人等以及俄国各种团体不合法之要求,将此项赔款付与。
        七、此约批准后,中俄两国外交领事代表,应即急速成立。
        八、中俄两国政府,允即商订专约,规定劳农俄国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定立此项条约,除中俄两国外,远东共和国亦加入之。”(20)
        第二次对华宣言,比起第一次声明中的承诺,明显地退步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文变成另行商定专约。
        10月2日,苏俄政府托即将回国的张斯麟将这一宣言转达北京政府。在加拉罕致张斯麟的信中表示:“深望贵中将设法早日订立两大民国亲密盟约,是为俄国之主要目的。”(22)次日,张即将内容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陆军部,认为“于我实有裨益”。
        同时,苏俄方面致函张称:“今接我国驻伦敦代表克拉辛同志转来中国驻伦敦代表的口头照会,内称中国驻伦敦代表奉中国民国外交部之命通知我国,中国政府似乎并未赋予您进行谈判的全权并请您动身回国,该通知使我们的相互关系变得十分不明确了,使进一步谈判一事已根本不可能了,因为据您的口头声明,我们一直把您当作中华民国的全权代表。”(23)对此,张颇感委屈,向外交部表示, 自己历尽艰辛奉边防处之命而来,沿途报告情况,并未擅专行动以国事为儿戏。尽管如此,10月31日,苏俄外交部仍特举办欢送会,契切林表示希望中国解除对俄国的封锁,为各国之先导,张斯麟表示归国后“当以正义为原则,决行中俄修好”(24)。11月2日,列宁接见了张斯麟。1 1月28日,张回北京,除携带第二次宣言原本外,同时带回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修正本。
        此外,在苏俄两次宣言之间,远东共和国成立后,临时总统曾发表对华宣言,其第六条称:“临时政府对于劳农政府抛弃俄国旧时各条约之宣言,不受拘束。对于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劳农政府电告中国让与各节,亦不负责。”第15条称:“俄国对于中东铁道其所有财政上及经济上之利益,预须设法维持。”(25)鉴于远东共和国与苏俄的“母国”关系,这一宣言预示了苏俄对华政策的调整。
        1921年2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转递中国政府答复苏俄政府函,表示:“书中各节本国政府已加注意,而于国际平等及相互之宗旨尤为注意,查中俄界连长至数千里,证之历史,考之地理,两国一切关系情形当然极为切近。故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26)同时要求苏俄政府保护中国侨民。
        苏俄的宣言,打破列强外交上长期欺凌中国的局面,但其出发点仍是其本国利益。据顾维钧回忆,1922年中俄交涉时,“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27)
        苏俄两次宣言,表明了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表示主动放弃在华特权,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关系,这给中国以鼓舞。但是,在以后的交涉中,涉及两国具体的领土疆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苏俄也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苏俄对宣言的解释与中国对宣言的理解差距甚远。这说明其外交宣言与其政治实践是有距离的。苏俄此期对华政策,仍是首先服务于其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