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于1920年10月至次年7月到中国游历讲学,是继杜威来华之后中国学界的又一盛事。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维多利亚时代有名的改进派政论家。罗素一生以学者身份积极参与世界政治,关注人类的和平进步。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他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见解,在中国引起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经久的影响。
        早在罗素来华之前,中国知识界对罗素已有一定的了解。1919年4月,《新潮》刊载了徐彦之所译的罗素的《哲学问题》;9月《解放与改造》发表张东荪《罗塞尔的“政治思想”》;张崧年在《新青年》、《晨报》上撰文介绍罗素的生平及其人口理论,张崧年还整理发表了一份罗素的著作目录;高一函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介绍《罗素的社会哲学》; 1920年4月至8月间,《晨报》连载了余家菊翻译的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罗素认为,人的行为发自于冲动,分两种,一是创造的,一是占有的,学术等起源于创造的冲动,而占有冲动则是万恶之源,财产与国家便是占有冲动最重大的表现。社会改造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助长每个社会个体生存的自由创造,应鼓吹创造的冲动,减少占有的冲动。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将罗素作为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相提并论,也增加了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好感。
        罗素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中国讲学的。给罗素的邀请信由北大哲学系讲师傅铜执笔,通过伯明翰大学缪尔赫教授介绍与转寄。邀请罗素来华讲学一年,酬金除往返差旅费外加两千英镑,讲题由罗素自定。他是中国知识界正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文化,同时也在反思西方文化弊端的时候来华的。
        访问中国之前,他刚刚完成了苏俄之行。所见所闻,使他感到苏俄文明并不能挽救西方文明的衰落。罗素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并发表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字。遥远的东方寄来的邀请,勾起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兴趣。罗素原定8月份启程,但轮船因故延期三周,他携女友勃拉克于9月初从法国马赛港启程,经新加坡、香港等地,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都发表了有关罗素来访的报道与照片。
        上海是他到达中国的第一站。由于轮船提前抵达,前来迎接的人在几个小时后才到。而同船的英国人便向官方指控他“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英国国防部接到报告后曾考虑依“战时条例”将罗素拘留或遣返英国。英国外交部指示驻华官员随时密切注意罗素的言行,英国情报部门也把罗素列为“可疑人物”。
        如果说杜威有众多实验主义的信徒为他翻译、解释,以保证他的学说不走样的话,那么,罗素的演讲因常常语及中国热点问题,他的观点常常在中国人中引起歧义与误解,导致一场又一场的争论。这种争论从他踏上中国土地,直至离开,没有间断过。
        14日,罗素乘兴游览上海,“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游“半淞园时,嘱述对联匾额以及书画题跋之意义,深叹华人随处有文学思想。然于教育界现状,极表不满。谓以上海之大,户口之繁,而学校仅此,以与各国比例,殆等于零。故以为中国所亟应努力者,首在教育”①。晚上,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设宴接待。江苏省教育总会负责人沈信卿在欢迎词中说:“罗素先生主张改造社会与思想,而今日我国所亟需要者,即在于此。是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于我中国以种种指导,俾完成我国之改造事业也。”罗素讲演中提出,欧洲追求物质文明已“破绽毕露”,“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②
        罗素一到上海,在各团体的欢迎会即席所作的演讲就引起了学界的议论。《申报》以《罗素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为副题作报道,人们对罗素提倡国粹感到不解。周作人撰文说:“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便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③也有人说:“改造社会家的所谓保存国粹,注重在保存这个字,与眼前的应用毫无关系。”④张崧年则认为罗素受了国人的误解,指出,罗素是旨在希望中国人“于已有的道路以外另外开一条新路的精神”,“由‘保存国粹’四个字的寻常联想,把此四个字加在最注重创发的罗素身上,吾很恐不但诬了罗素,并要误尽苍生”⑤。为了澄清学界的误会,罗素特致函《申报》表示:“余意中国之华人,具有新眼光者,必愿收从西方科学与实业方法而得之最大利益,并力避外人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支配势力。”⑥
        在上海逗留期间,罗素一连作了两场演讲。15日,在中国公学演讲《社会改造原理》,“我希望将来中国实业的发达,不要趋步欧美后尘。”“至于中国发达产业的方法,最好由同业公会的组织来自谋发展。”不过“能否行于中国与否,亦不敢断定”⑦。16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之效用》,“教育之方针既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又不是教人学会服从,……最要者,在乎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施诸他人。”⑧教育的目的是发展本能,发展天才,发展个性。
        之后,罗素游了杭州西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作了一场关于教育的演讲。在南京,10月21日,罗素应中国科学社之邀,作了题为《爱因斯坦引力新说》的演讲,称“爱恩斯坦学说为牛顿以来物理学界之大发明”,“爱恩氏所得,要为实验证实之科学大胜利,谓为牛顿后第一人,不为过也。”⑨
        罗素来中国后,各地纷纷邀请他前去讲学。罗素取道武汉赴湖南。10月26日,湖南省教育会热情欢迎罗素的到来,并安排了为时一周的讲学活动。在长沙,罗素与已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相逢。他在湖南只呆了两天。一连两日,他做了四场讲演,题目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分别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理”、“在俄国的见闻”、“俄国工业的失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际状况”, “布尔什维克失败的原因和共产主义成功的希望。”⑩罗素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日暮途穷,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顺应世界潮流而产生的,其弊端主要是对内压制人民。
        10月31日,罗素抵达北京。初入住大陆饭店,后在遂安伯胡同租住一四合院平房,安顿下来。他每天上午编写讲演稿,下午赴各处游历。11月7日,罗素在北京大学正式开始其系列讲座。9日,讲学社假美术学校礼堂开会欢迎罗素,由汪大燮主持。梁启超在致词中说:“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他盛赞罗素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认为,之所以欢迎罗素,是因为“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11)罗素说:“兄弟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知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他还提出中国的教育应当注重“教育的器具”,“我希望中国设法把文字简单起来,如采用拼音字母之类。”(12)
        张东荪陪罗素到湖南演讲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由此引发出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致函罗素说:“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13)
        罗素在北大的第一个系列讲座是“哲学问题”,分别为《现象与实体》、《什么是物质》、《主观的唯心论》、《论理的唯心论》、《神秘的唯心论》、《因果观念》、《知识与错误》等7个主题,共讲了12次。每周日上午10至12点。他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探讨哲学问题,他反对唯物论与唯心论,提出“中立一元论”。他在哲学上提倡新的科学方法,即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他看来,事物是由暂时的“现象”与“事情”按逻辑的方式构成,“物质”也不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可以用逻辑与数学的方法将诸种相关的“事情”集合起来而为“物质”;他系统地批判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柏格森地神秘唯心论,将其归结为违反逻辑的神秘主义;他对传统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做定量研究的地步,以往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可以以概率论来描述的或然关系;他提出真理的真伪要以外界的事实来判定。
        “心之分析”是罗素的第二个系列讲座。他向听众介绍了西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介绍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方法。并抛弃了传统的“意识”的概念,而以“知觉”、“记忆”、“观念”、“想象”、“信仰”等来阐释人类的精神现象。这一系列由于他中途生病而未讲完,只讲了七讲,介绍了知觉、语义、观念、信仰、情绪、意志等范畴。
        在“物的分析”的系列讲座中,罗素介绍了相对论的时空观。提出相对论推动哲学的发展,“是用‘事情’来代替‘物质’”,“物质的观念,就是用逻辑的方法集合许多事情而成的。”
        3月份,罗素还就数理逻辑做了两场简单的演讲,介绍其基本的推论原理、符号表达式、定律等。
        罗素的最后一个系列讲座是“社会结构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今日世界紊乱的原因》。他提出,工业大生产与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动力,前者既可表现为资本主义,也可表现为共产主义,后者也有帝国主义与民族自决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这“四种原动力”相互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界大乱的局面。接下来他讲的是《实业主义之固有的趋势》。他分析了工业大生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认为它将带来社会的有机化、教育的普及、政治民主化,并对传统的家庭婚姻关系与宗教产生摧毁性的打击。在《实业主义和私业制度》的第三讲中,罗素列数了私产制度的危害,但他并不提倡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是他的第四讲。他认为,工业大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主义的自然趋势,但在现代社会里,民族主义与工业大生产的结合,导致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而由此导致的民族战争将可能令人类走向自我毁灭。
        第五讲是《评判社会制度好坏标准》。由于罗素突然病倒,这一讲只是发表了讲稿,未曾公开演说。
        北大师生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创办了《罗素月刊》。罗素也被邀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各种新闻媒介大量登载与介绍罗素的演讲录,报道他的行踪与健康状况,讨论他的学说。
        除了在北大的长篇系列讲座外,罗素还应各学术团体之邀,作过一些单篇的演讲。11月19日,他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邀请,作了《布尔塞维克底思想》的演讲。“人家最所反对布尔塞维克的地方,正是最高尚的和最好的地方;……布尔塞维克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公理’,以为如男女的关系,国际间的关系,经济上的关系,社会间的关系……,一切都应该是公公平平地来讲公道的。”12月10日,在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作了《未开发国之工业》的演讲,认为俄国的试验,必大有影响于人类。“一、为何不令工业全不发展。二、发展工业应由国民自为抑由外国代为。三、发展之性质应为资本主义的抑为社会主义的。”其结论是“未开放国之工业毫无开发之必要,然以他国之野心勃勃,不能不开发之。如经外人之手以发展工业,则虽不必即有压制之事,而大概不能免。如自行发展其工业,则因防止外人干涉之故不得不流入军国主义。如欲自行开发,则似不如采用共产主义。盖因此而资本主义一时期之祸患可以免除”。至于中国能否仿照俄国行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教育程度与工业经验之不足,如欲共产主义成功,非倚赖俄国不可,而倚赖俄国与倚赖他国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引起全世界的嫉视,因此假使我有统治中国工业之权,我将不求助于俄而求助于美。其次则求助于英。我将竭力避去完全倚赖外人之手续,必使中国之工业渐次收归中国人之手。同时不忘却共产主义将来可以见诸实行焉。”(14)
        1921年1月6日,应少年中国学会与哲学研究会之邀,罗素在北京哲学研究所演讲《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提出,科学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差别在于是否对信仰抱教条的态度。宗教狂热会带来迫害与纷争,盲目迷信会妨碍人类心智与社会的进步,并警告马克思的理论有被宗教化的倾向。3月14日,应保定育德中学之邀,前往作《教育问题》的演讲。却着了凉,并转为急性肺炎,入住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经过两周的昏迷状态,方转危为安。“自罗素病危之消息传出后,每日自朝至夜,向德国医院、勃拉克女士、赵元任及胡适等处探询罗素病状者,络绎不绝。德国医院因此不胜其扰,特嘱司电话差役,凡有以电话来询问罗素病状者,一概不接。”(15)勃拉克通过报纸发表公开信,对各界对罗素病情的关心表示感谢,对不能一一作答表示歉意。
        虽然病愈,但因不适应中国北方干燥的天气,再加上女友已怀身孕,他必须尽快解除旧的婚姻关系,罗素思乡之心日切,于是决定于7月份取道日本回国。
        对于罗素的活动,北京政府曾认为是宣传危险思想,在1921年3月间考虑将他驱逐出境。
        7月6日,临离开中国前夕,罗素作了最后一场演说,地点在教育部会场。在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中,罗素提出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有多种,如无政府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但这些只适合产业发达的国家,在中国这样产业幼稚的国家,第一步必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实业与现代教育事业,走俄国人的路。社会主义必须保护自由等。他尤其强调,在中国这样产业幼稚的国家,第一步惟有以国家社会主义实现实业与教育的进步。“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达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段。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16)
        7月1 1日,罗素与杜威夫妇相约同时离开北京,踏上归程。
        罗素来华,对于中国知识界是极大的震动。他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对新文化界起启蒙作用。思想界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有关中西文化之争,都受到罗素的影响。胡适作了一首白话诗,反映了罗素的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中国引发的思考与困惑:“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17)
        罗素也在新知识界获得盛誉。据北大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在以学生为主体的答卷中,在最伟大的外国人中,罗素仅次于列宁、威尔逊而名列第三。蔡元培说:“罗素的数学与哲学,我国人能了解而且有兴会的,很不多。他那关于改造社会的理想,很有点影响。他所说的人应当制裁他占有的冲动,发展他创造的冲动,同称引老子的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主义,很引起一种高尚的观念,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有同等价值。”(18)
        罗素回国后,还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1921年12月,《大西洋月刊》刊登罗素的《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他说:“因为我受过中国人许多谦和忠诚的待遇,实在不好意思再说中国人的坏话了。”“拿优点和恶点互相对比,我想中国人总之不失为我所遇见过的民族当中一种最好的民族。”他被中国朋友逼迫着说了中国人的三大缺点:“贪婪、怯懦和缺乏同情心。”他还分析了中国人的猛烈的“群体骚动”的性格。“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会有这一种质素,所以中国人就很不易捉摸了。他们的前途就很难推测了。”“所以中国人在习惯上虽然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但有时却会闹出世界上最危险的大乱子来。”“在游客眼中的美观,一和工业文明接触,不免要消灭。”“但是也有可以保存的东西,这便是伦理的德性了,中国的至高无上,就是在这里,近代世界所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个。”其中,他把“平和的性格”(19)放在第一位。他对中国文明抱有希望,认为中国文明能够独立发展,甚至拯救人类文明。他认为日本已经走向了向西方学习的迷途,希望中国不要蹈日本的覆辙。在回顾中国之行对他的影响时,他说:“中国教给我一件东西,那些深切地研究过东方的欧洲人都会得到与我一样的收获,那就是:以长时段来思考问题,而不因为眼前的癫狂世事感到绝望。”(20)
        直到晚年,罗素仍关心着中国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