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对中国政治、社会具有长远影响的要事。
        留法勤工俭学最早可上溯到民国初年。李石曾于1908年在巴黎办豆腐公司,从家乡招募一些农民赴法,华工有技能与积蓄后入学校学文化,成效颇佳,由此萌发勤工俭学的构想。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社址设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以“尚俭乐学”为宗旨,并在北京组织留法预备学校,第一期学生二十多名。1912年11月,第一批学生四十多名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法。蔡元培谈到勤工俭学的起源时称:“昔者李石曾齐竺山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①
        早期的勤工俭学活动迅即顿挫。“当二次革命时,俭学会颇为专制政府所嫉视。北京预备学校舍为教育部收回,遂移之于皮库营四川会馆,政府仍多方巡察,以致全体解散。”②
        欧战爆发后,大量被招募的华工赴法,蔡元培、吴玉章等为推动旅法华工“以工兼学”,于1915年6月在巴黎组织勤工学会,旨在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6年3月29日,又创立华法教育会,作为旅法华人文教事业的总机关,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任中方会长,吴玉章为会计,李石曾为书记。该会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省设立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1917年2月,吴玉章、华林等重新筹备组织留法预备学校,并于5月27日正式开学。各地也纷纷组织留法预备学校。1917年秋,直隶里县布里村设留法工艺学校;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18年北京开设高等法文专修馆,秋,开长辛店高等法文专修馆分馆工业科。天津、济南、上海、成都、重庆、长沙、无锡、广州、安庆、福州等地都开办预备学校(班)。
        自五四运动后,“劳工神圣”的口号响彻行云,工读主义一创百应,故赴法勤工俭学成为席卷全国青年学生的运动。人们之所以选择法国留学,因为战后法郎贬值,中国币兑换法郎的比价上涨,去法国留学的花费跟在上海差不多,且无学历的限制。再加上华法教育会的提倡与组织,法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另一留学热土。学生赴法的路费约四百元,对于贫困学生也无异于天文数字,除一些社会名流、军阀、政客的捐款外,各省政府也以“官费”名义出了这笔旅费。
        一战以前,赴法可以走陆路,横越欧亚大陆的火车,快则10日,慢则15日,即可经北京出发达巴黎。十月革命后,陆路中断,赴法勤工俭学生必须走海路,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由塞得港抵马赛,再乘火车赴法国各地,走行约四十多天。
        最早的几批学生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绕道美国赴法。8月以后,赴法的学生多改乘坐法国轮船。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学生乘日本“因幡丸”号赴法,5月10日抵达巴黎。
        3月31日,第二批26名学生乘日本“贺茂丸”号赴法,5月20日抵达。
        4月14日,第三批2名学生乘坐“伊豫丸”号于6月6日抵达巴黎。
        7月13日,第四批57名学生乘坐“三岛丸”号赴法,9月2日到巴黎。
        8月14日,第五批78名学生乘坐法国“麦浪”号,于10月10日抵达马赛。
        8月25日,第六批54名学生坐法国“盎特莱蓬”号,10月1日抵达马赛。
        9月29日,第七批19名学生乘坐法轮“博尔多斯”号赴法,11月12日抵达马赛。
        10月16日,第八批48名学生乘坐美国“ 渥隆”号赴法,11月25日抵达马赛。
        10月31日,第九批207名学生坐法轮“宝勒加”号赴法,其中53人从香港登轮,12月7日抵马赛。
        11月22日,第十批40名学生乘坐英轮“勒苏斯”号经美国赴法,于次年1月23日抵巴黎。
        12月9日,第十一批158名学生乘坐法轮“司芬克斯”号赴法,于1920年1月14日抵马赛。
        12月25日,第十二批92名学生坐“盎特莱蓬”号,其中香港登陆40余人,次年1月28日抵达马赛。
        1920年2月15日,第十三批55名学生乘坐法轮“博尔多斯”号赴法,其中从香港登轮39人,3月25日抵达马赛。
        同年4月1日,第十四批110多名学生坐法国“宝勒加”号赴法,内另有60多名学生从香港登轮,5月2日抵马赛。
        5月9日,第十五批126名学生乘坐法轮“阿尔基勃西”号于6月15日到达。
        6月25日,第十六批220余名学生乘坐法轮“博尔多斯”号赴法,其中从香港登轮120余人,8月4日抵达马赛。
        9月1日,第十七批89名学生坐法轮“盎特莱蓬”号,10月19日抵达马赛。
        11月7日,第十八批197名学生乘坐法轮“博尔多斯”号赴法,12月13日抵达马赛。
        11月24日,第十九批22名学生乘坐法轮“高尔地埃”号赴法,12月27日抵达。
        12月15日,第二十批134名学生乘坐法轮“智利”号赴法,1921年1月20日抵达。
        因经华法教育会联系,学生多乘坐便宜的四等舱。一般的四等舱旅客只能在甲板上或楼梯角之类的地方栖身,为照顾学生,法国轮船公司将货舱改成四等。这些负芨远行的学子,多是贫寒子弟,睡木板铺位,几十人上百人挤在一处,踏上了漫漫的海外求学之旅。早餐是咖啡,午、晚餐是面包、牛肉、土豆之类。有的待遇稍好,提供中餐,有的较为恶劣。开始有时需要抢饭吃,后来有的学生自动组织服务,轮流值日,则情形稍佳。有时出海遇到大风浪,常因晕船而饮食不进,苦不堪言。但艰难的旅程并未磨灭绝大多数学生求学的热情,除个别学生船抵达香港即放弃赴法外,多数顺利抵法。
        1919年8月,留法华人以五万法郎在巴黎西郊建立华侨协社,华法教育会假此地办公,这里也成了处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务的中心。1919年年底,到达法国的学生约四百多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有半工半读、先工后读、先读后工等不同情况。经华法教育会的努力,有学费的学生被送入各级学校,无钱的学生先入厂做工,多得安置,少数候工学生住在华侨协社院内搭的布棚中。教育会还设救济互助会救助患病学生,设法文班补习法语,每周一次在华侨协社开讲演会,在布棚内设铁工实习,和中国学生所在学校校方联谊等。有的学校专门开设了中国学生速成班。
        我们从一位学生的叙述可以管窥学生们抵法之初的心态,虽“颇觉得进退两难,要俭学, 自揣力量不能及;要勤工,又难以达到目的。但既然到了法国,万没有 ‘人宝山而空回’的道理,只好耐心守着,一步一步的前进,所以并没有什么后悔。并且李石曾先生对于勤工俭学的热心,真是叫人心服。现在觅工厂,筹经济,东奔西走,不辞劳苦。同学在此地虽然很是困难,却没有个一点怨他的心”③。李石曾也乐观地表示:“至于现在,则已有二百余勤工俭学生,分布于数十工厂。可谓多数人之试验,已成事实。尤可乐观者,则勤工俭学之事,不仅可以实行,且成绩之佳,尤非始愿所料。”④
        人厂学生经受了锻炼。由学生而为工人,由消费者而为生产者,由劳心者而为劳力者,是一个艰难的转换。原来体质单薄者,在经历了初期苦不堪言的劳累后,也两膀渐就坚实,精神日就健旺。在拉荷涉化学工厂做工的学生,像鲁滨孙一般,自做家具,手多生厚皮,不似平时读书人的手。徐特立到工厂参观,“遇着数人在外,不知是学生,因衣服、容貌、态度无一点学生气,我不料勤工俭学生能降志苦身至如此也。”⑤在克鲁邹的学生,做工不到一月,有的已能自做小铁具,作工之外还能读四五小时的书。不过,做工学生除少数能坚持工余学习外,多忙于做饭、做工,“有与书一个月或半个月未谋面的,有一星期仅学三点法文的。然一见书,总是愁颜相对,倦眼相看,虽读犹不读。故来法勤工学生,来法有一年两年,尚不知写信封、问路、买东西。”⑥一些学生深入法国社会做工谋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切身的体验,认识到“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得出“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资本家)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⑦的结论。
        入校的学生多入当地中学或各种职业学校。每星期有三十六、四十二小时的课程,除基本的法文、算学、化学、历史之类,工科学校一半时间做工,一半时间上课。学生们还组织了各类社团。1919年8月3日,部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蒙达尔尼成立学生会。学生会下设工作部、书报部、讲演部、消息部、会务部,无会长干事理事之分,一切由职员会处理。会员资格,凡抱勤工俭学之志愿,依章程所定手续而要求人会者,皆可充当会员。
        学生们还相继成立了翻译联合友谊会、中日宣战留法学生后援会、勤工俭学储蓄会、勤工俭学励进会(工学世界社)、湘侨会、蜀学会、三学社、留法励学社、劳动群进会、福建同乡会、欧美明德同学会、北大留法同学会、勤工俭学互助社、留法消费协社等。
        此外,学生们还加强了同旅法华工的联系,调查华工生活状况,同他们开展联谊活动,组织华工讲演团、华工夜校等,向华工讲解汉文、卫生、医学、国民常识、浅近科学,帮助华工办刊物,编辑了《华工杂志》、《华工旬刊》等。
        中国学生大批赴法,一度引起外国舆论的注意与妒意,意识到“法国实有一特殊之机会,可以将未来之中国智慧及工业中心加以构成、保护”⑧。日本舆论更敏感地提出,“吾日本处必须建树对华政策之机运,而犹逡巡不决,遂使国情素异之法国亦生对华考虑之必要,居然断行其创始的对华政策”,造成“政治与文化并为出人意表之新运动,耸动内外”,而检讨日本的“文化的封锁主义”⑨。
        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渐达到高潮。据法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1920年10月,法国各校人学人数579人,入工厂做工数489人,两项相加已达千人以上。到1921年初,共约1 700多名学生、教员、记者、医生、工人等先后赴法,平均每个月有上百名。其中,湖南、四川学生最多,各多达300余人。年龄最大的是54岁的葛健豪,最小的是12岁的王书堂,还有数十名女生。在国内由学校出身者约1 300余人,除小学出身30余人,中学470余人,大学90余人外,其他多数是师范及工、商、农、医、路矿、陆军、法政等专门学校及法文预备学校的学生。其他约有200人左右在国内有职业者,来自工厂、农场、银行、学校、医院及政界、商界、新闻界、军界等。这些学生,分散在法国全境,比较集中的有巴黎、克鲁邹、圣德田、圣西门、勒哈佛尔、里昂等地。
        在这些人中,前后共约800多名学生入校读书,能坚持读书的人数约600多人。除人巴黎大学4人外,有520多人在法国普通中学读书,其余数十人散布在各种专门学校。进人工厂做工的学生多时达600多人,少时仅200多人,散布在七八十家工厂,多做学徒、苦力、散工,仅为数不多的学生觅得较好的工位。做工学生每天收人多的有十几至二十个法郎,少的只有几个法郎。无工可做、无书可读的学生,从400多到700多不等。
        随着赴法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勤工俭学运动面临空前严峻的困难。欧战后法国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不少工厂裁员,有时一厂即裁两三千人,勤工俭学生因语言障碍及缺乏技能,更是面临无工可做的窘境。“教育会代觅的工作仅有三四处是铁工,不甚苦;其余都是砍树、埋尸、挑泥、搬石、推车、推煤、烧火、背铁板、背木头的苦工。”⑩除极少数学生靠家里的接济和所发维持费过着打麻雀、玩扑克的依赖寄生生活外,更多学生的确不是不愿做工,而是无工可做,更无书可读。据估计,1920年底“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做工数四分之一”(11)。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生活都成问题,更难奢谈求学。“尤可笑者,学生因候工不得,往往成群结队,怀着面包,向塞纳河一带小工厂或农场看门框。遇门上贴有招工的招贴,即蜂拥进去。若终日未遇见,即假装旅行,看法国人钓鱼。因此勤工学生都呼觅工作为‘望门框’,或称‘看钓鱼’。”(12)
        因换工、贷款、招待等问题,学生与教育会职员的矛盾与摩擦也突出起来。教育会办事职员人少事繁。学生因体力不支、或做工太苦,常提出换工要求,而教育会职员多以觅工不易拒绝。学生因穷困贷款或存款学生提款,也常难以及时满足,有时对新到的学生也有招待不周之时。华法教育会主持日常事务的刘厚,处事有亲有疏,对多数学生推诿刁难,引起不满,被学生称为“刘督军”。8月10日刘在巴黎领事馆被少数学生殴打。刘厚自己则表白“我是一个笃信勤工俭学主义的人”,愿意为勤工俭学受骂受打,粉身碎骨。学生们则斥他“鬼鬼祟祟擅作威福,树党羽以营私,借外警而助势”。双方矛盾的结果,刘厚不得不告假休息,改由高鲁接替管理留学生事务。但主事者换了后,也没有什么起色,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员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华法教育会主要是靠个人捐款维持,大批学生经济状况恶化,使教育会自身陷入财政崩溃的危机中。据统计,1920年前的15个月,经费开支为4.8万法郎,贷款46万法郎,而11月到1921年1月仅三个月,开支达4万法郎,贷款32万法郎(13)。
        面临绝粮绝学的困境,部分认为“勤工俭学欲达到目的,不但是不能的事,并失国家体面”的学生,发出带“哭声、怨声、叫苦声、愤恨声”的呼吁书,要求由“教育部责成各省省长,由省长责成各县县长”筹款补助(14)。一部分坚持勤工的学生则要求华法教育会向法国各地工业学校交涉,为勤工俭学生开设特别预备班,同各工厂交涉,开办特别学习部,幻想这样“能以大规模的运动,数月之后便可将数百同学放在勤工俭学的平平顺顺道路上,洋洋洒洒向前奔走去了”(15)。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困境传到国内后,各界舆论虽表示同情,但筹款不多,补救措施不力。
        1921年初蔡元培到巴黎后,片面听取华法教育会职员的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来法者多不合所定条件,又无勤工之志,决定摆脱同学生们的关系。12日,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提出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与华法教育会分立,由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在能力范围以内仍有襄助一切之义务”。16日,进一步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学生生活维持费只发至2月底。
        此举无异雪上添霜。留法勤工俭学生连日开会。有的学生提出由政府出面举借两千万法郎的留学借款,有的学生提出攻击公使馆、领事馆。使领两馆三日内接到警告共七十余通,署名的达一千五百余人。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等多次急电向政府告急。学生们也由各工厂、学校举代表来巴黎,与教育会、公使馆、领事馆接洽,要求设法维持,转电国内请款,将无工学生送入职业学校等。教育会也打算同法国教育部、工部交涉,在职业学校特为中国学生开班,减少学时,缓缴学费等。但北京政府于2月16日回电法国使馆:“勤工俭学生给费维持一案业经提出阁议,结果因中央政费奇绌,按期筹款维持万难办到。应请贵公使查明志愿归国各生实系无力自给者,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16)于是教育会撤回原议方案,组织学生善后委员会,要求难以自给的学生于3月1日以前向该会报名回国,如逾期不报,则视为力能自给,嗣后不得再有经济上之要求。各省也多纷纷表态,谓勤工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其无力求学者应发给廉价船票,遣归国内,甚至送回原籍。学生们遂于2月27日召开会议,提出“劳动权、求学权、生存权”的口号,决定于28日一早赴公使馆请愿。
        2月28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聚集到塞弗方公园,列队到驻巴黎中国使馆请愿。巴黎警方使馆外设警戒线,学生们派出代表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面见驻法公使陈箓,要求他向北京政府转达其要求。陈箓不能满足学生的愿望,自愿前往公园向学生作解释。学生们将他团团围住,经法国警察解围,陈才得以离开。使馆内的学生代表因条件未曾达到,拒绝离开使馆。代表们后被法国警察押解至警署。陈又担心学生出事,派人去警署请求将学生代表释放。请愿的结果是,公使馆同意发给学生3月份生活维持费,并允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因运动中学生们向使馆提出每人每月发给400法郎、以四年为期的要求,故这次运动又被称为“四四运动。”学生报名回国者仅21人,于3月25日回国。
        学生请愿之后,不同意见者分成两派,来自蒙自尼的学生如蔡和森等多是“直接行动派”,多数失业又失学,认为勤工达不到俭学的目的。而在克鲁邹等地做工的赵世炎等,则是“勤工神圣”派,认为即使俭学不得,“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大多数学生是无所主张的,依违于两者之间,“请愿的时候也去请愿,工作有了又去做工,一旦有了维持费,复又退了工作来领维持费。”(17)对于这一次行动,学生们也意见不一,来自蒙自尼的学生曾被部分做工学生批评为“不愿劳动”,“群起抛弃清洁健全的生活,而呼援于军阀、财阀宰割的政府,希望得一寄生的无聊生活。”(18)做工学生还发起“勤工俭学者同盟”,创办《勤工俭学刊》,宣言“我们要做任何种的生产工作”、“我们要自行互助”、“我们要于勤工俭学旗帜下作坚实的团结”。同盟还与华法教育会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其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他们以“劳动”与“互助”为信条,设临时办事处于克鲁邹。
        北京政府撒手,法国方面曾出面维持。5月14日,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成立,中方由朱启钤任名誉会长,法方由法国总理班乐卫为名誉会长,由法国方面筹款维持学生们的生活。法国外交部、资本家都有捐款。但捐款的发放也存在问题,开始每月180法郎,后减少为150法郎,每星期发一次,要求学生个人亲自领取。这些钱不够求学,只够维持睡地板、吃冷水面包的基本生活。领维持费的学生只得群居巴黎,流落小旅馆中,无所事事,自炊,跑街、领费。这种盖席棚赈饥式的方法,没有解决学生求学的根本问题。随着失业学生的增加,领取维持费的学生日日增加,从最初的四百多名到八九百名。巴黎街头平添了数百名流浪者。
        处境艰难却没有磨灭学生们的爱国政治热情,他们积极参加了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当时,北京政府派出专使朱启钤、随员吴鼎昌,会同陈箓,与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事宜。金额为3亿法郎,以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两粤铁路之建筑权为担保。留法学生从法国报纸上获悉这一消息后,在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法新闻记者团等五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于6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领导起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由于学生们的广泛宣传,法国政府暂时与中方代表中止有关借款的谈判。参与此次谈判的中方代表陈箓不得不表示“出于误会”,“不成事实”。待舆论平息后,又继续秘密洽谈,于7月25日签订了借款合同,金额增为5亿法郎,担保除全国印花税、验契税外,由法国监理收税50年。
        8月13日,旅法华人及学生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使馆秘书王曾思态度倨傲,称借款签字毫无根据,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在群众的压力下,王不得不代表陈箓及使馆人员签字表示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公民公意,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5亿法郎大借款。法国政府担心事态扩大,中止了此项借款。
        学生们反对借款,被视为“过激主义”、“过激党”。9月3日,法国方面宣布撤销委员会,至9月15日停止维持学生的生活费。维持费大部分由法国外交部支付,学生们反对借款,法国外交部部长正洛特十分恼怒,因为这有损于他个人的前途和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所以“你破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也要打碎了你的小饭碗”。有位法国银行家对中国领事说:“我们助款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还反对我们,是何道理?”(19)在学生的再三要求下,法国政府拨款10万法郎,维持学生生活至10月15日。
        旋即发生了占据里昂大学的事件。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校方以经费紧张,勤工生程度低为名,拒绝接收勤工俭学学生入学,而从国内招收学生入学,并定于9月25日入学。赵世炎、李立三等主张发起“入学运动”,准备组织“先发队”,抢先入住里昂大学,占领学校。1921年9月17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的决定,要求允许勤工俭学学生无条件入学。20日晚,赵世炎、蔡和森等带动百余名学生作为“先发队”离开巴黎前往里昂。次日凌晨到达后,找到当时里昂大学副校长褚民谊,却被拒绝。次日,里昂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名,派出两百多名武装警察,拘押了上百名先发队学生,拘禁在附近的军营中。
        稍后,吴稚晖到里昂见学生代表,提出以六年为期,每年补助勤工俭学学生十万元,学生们自行安排经费、轮流做工、读书的妥协方案。学生们拒绝了这一方案,一致要求开放里昂大学。周恩来等面见陈箓,要求出面向法国政府交涉,恢复被拘学生的自由,却被陈箓以不能干涉法国法律为借口推托。
        10月10日,里昂大学的新生举行开学典礼,被拘的勤工俭学生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在关押了二十多天后,104名学生于10月13日被遣送回国。其中包括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人,赵世炎得以逃脱。学生们“仓促登舟,无行李,无衣服,海程四十日,受苦过于俘虏”(20)。此后,陆续有无法维持学业及做工的学生回国。
        留在法国的学生,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有的从事政治革命,有的从事学术研究。部分学生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探讨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接受了“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学说”及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并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早在1920年底,王光祈便分析了留学界的两大潮流,认为留法学生“若专就他们精神及形式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之中心人物,与留美学生恰成了一个对抗阶级”,“其结果两派相争,造成中国社会革命”。他还感慨:“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21)这似是准确预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社会进程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