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独秀首倡新文化运动,新思潮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俄国革命的胜利引发了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兴趣。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根本改造呼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成为各种思想学说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广泛传播于华夏大地,并与社会根本改造的实践相结合,中国历史自此掀开新的一页。
        马克思及其学说对五四前后的中国人而言并不是最新的名词。19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关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情况就被零星介绍到中国。1871年,王韬等编译的《普法战纪》记载了巴黎公社的情况。1891年李凤苞《使德日记》记载了德、俄、法等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1898年,广学会出版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系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之译书,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与最具势力之人物。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提及马克思的中文出版物。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121期所载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第一章:“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人其手。”①同年4月的《万国公报》则称:“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②《大同学》是英国哲学家颉德《社会的进化》的中文译本。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通过日本,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掀起一股向日本学习的高潮,许多青年东渡扶桑,求叩新知。1901年至1905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一个高潮,这一浪潮深深影响了留日学界。最早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应算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日本新思潮。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说:“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以后,梁启超还多次提到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190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长广舌》。次年9月,中国达识社出版他的《社会主义神髓》,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一些观点。1902——1903年间,还出现其他若干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刊物。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称马克思为黑格尔之弟子,“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③文末列举了马恩合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名。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其机关刊物《民报》先后刊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3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朱执信还指出,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皆是乌托邦空想,只有马克思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1906年6月、9月,宋教仁、叶复生在《民报》撰文介绍第二国际的情况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办的《天义报》曾刊登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及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所拟的序文。1912年以来,孙中山也多次谈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称赞马克思著《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等人,也曾谈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
        在十月革命以前,这些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是不系统的,夹杂着曲解误会,没有形成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一战结束,欧洲社会出现社会危机,俄国革命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爆发。诚如当时人所言:“自俄国革命以来, ‘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④受此影响,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再度高涨,更多的马恩原著被翻译为日文版,“日本言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底时代。”⑤这一情形深深触动了急于寻求救国出路的中国人。中国留日学生以更热烈的姿态拥抱了这一新浪潮。在他们当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诞生了。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是留日学生中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河北乐亭人,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受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安部矶雄的影响。安部矶雄曾于1909年翻译《资本论》,并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课程。李大钊选修了他的课程,并同他有所往来。回国后,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他在天安门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稍后,又撰写《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⑥1919年3月底,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摘译倍倍尔的《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4月6日,该刊又摘译《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一段,并加如下按语:“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八四八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⑦1919年5月,《新青年》6卷5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系统介绍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阶级斗争学说则是把这三条红线联系起来的金线。他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观,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⑧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留学日本期间,他参加领导了留日学生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的斗争,并率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1919年6月间在《民国日报》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目的》,称“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⑨回到日本后,他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日文版著作,翻译出《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寄回国内出版。李大钊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把《马克思经济学说》列入必读书目。《唯物史观解说》原是荷兰学者郭泰的著作,词义浅显,书中附录《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一文,阐述唯物史观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并辑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精粹论述。从1921年到1932年,李达的这本译书重版过14次。李达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流派、变迁,提出“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⑩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十二岁赴日本留学,后人帝国大学。受河上肇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毕业回国时带回大量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文,既可以看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可以直接阅读原版著作。仅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他发表了90多篇译文和文章,如《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道德底经济基础》、《怎么样进化》、《强盗阶级底成立》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他还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为名,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所著的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经济漫谈》介绍给国内。李达译《唯物史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均得到他的帮助。
        杨匏安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日本勤工俭学,回国后在澳门、广州等地教书,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10月他在该报发表《社会主义》一文,对各流派的学说进行介绍。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11)这篇文章堪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五四前后,虽然陈独秀自己几乎没有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但他主编的《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5月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刊登了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从五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有关俄国革命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130多篇。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国民党人也充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他们在上海办的《民国日报》、《建设》、《星期评论》,登过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戴季陶着重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节译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他还提出中国人应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并切实研究苏俄的政治、经济建设。胡汉民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并以马、恩在《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的大量论述,写成《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反驳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责难。林云陔则谈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表《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概略》、《社会主义与自由》等。
        研究系的北京《晨报》副刊、《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介绍。1919年4月1至4日,渊泉在《晨报》副刊发表《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生涯》,介绍马克思生平,赞扬他以“坚忍不拔之决心、献身救世之精神”写作《资本论》,以“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知古来贤哲献身求学之生涯”。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登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中的历史观。5、 6月间,刊登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6月2日至11月11日,分138次连载了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8月7日,《晨报》副刊还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刊载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1919年《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一号以《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为题,刊登了列宁1917年撰写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国内第一次以中文翻译列宁的著作。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还有《国民》杂志。1919年11月,《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920年10月,《国民》发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序》译文,是关于《资本论》的最早的节译。
        但是,五四当年,除少数人外,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人们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区别开来。国民党人、研究系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往往也仅止于介绍,而不是信仰。
        从一种学说到形成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必须有传播的中介。启蒙者的呐喊,须有追随者的回响。巴黎和会的失败,使新知识界对西方国家充满失望,对西方文明的仰慕失落了。五四运动后,新知识界提出了“社会根本改造”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由早期的思想启蒙而转向社会实践的趋势。一些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方案盛行一时,如工读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这些根本改造社会的方案纷纷破产。1920年3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后,更多的人们将追慕的目光投向俄国。这样,1920年以后,思想界出现了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开始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据统计,从1918年到五四之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只有十多篇,而五四后到1922年底,达两百多篇。
        五四时期的新学生社团,是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园地。新民学会的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蔡和森、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经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1921年的新年会上,新民学会会员辩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需采用的方法,“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湖南学生彭璜等发起留俄勤工俭学,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考察“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12)。称赞俄国人“他山之石头,可以攻玉”的可爱态度,号召中国人以这种态度研究俄罗斯。
        觉悟社在周恩来的带动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等在学潮中被捕入狱,监狱便成了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1920年5月28日,“晚间全体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6月2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阶级竞争史;6月4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13)。
        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中,其他社团起着类似的作用。如浙江的新潮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也开始出版。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915年至1919年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留学,结识河上肇,回国后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做语文教师。《共产党宣言》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其文揭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目的、依靠力量。宣言虽多次在国内报刊被节译刊载,但一直没有中文的全译本。陈望道原应戴季陶之约,给《星期评论》翻译,其译文既文采斐然又明白易懂,译完后经陈独秀、李汉俊校阅。正拟刊登时,《星期评论》却因当局秘密干涉被迫停刊。陈望道原是为《星期评论》做编辑的,后被陈独秀邀做《新青年》编辑。于是,陈独秀等筹得经费,办了一个“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8月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为了扩大宣传,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一则答读者问式的短文:“……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14)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展开了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最早是同改良主义思潮。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 ‘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15)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当时的思想界主义流行,空谈主义者不乏其人,很难说胡适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者而来,但他指摘的对象,绝没有不包括他们。李大钊则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公开回复说:“我可以自自,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6)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流派纷呈,张东荪等赞同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先发展实业,再进行社会主义。1920年10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展开论争。他们也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争论,阐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与政权的必要性。当然,从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论争并非完全得出了真理性的答案,但毕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问题。
        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建立,就是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组合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萌芽。在北京大学,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筹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发起时,已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特别研究小组。后来又设《资本论》研究小组。研究会举办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行马克思全集等,还设了“亢慕义斋” (Communism,共产主义)图书馆,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以后还正式宣告成立,公开规约,征集会员。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黄日葵等均为骨干。
        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以南迁的新青年杂志同人为基础,于1920年5月由陈独秀发起成立,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国文教师王翔千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武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董必武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7)1920年秋,于方舟在天津直隶一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安幸生、李培良、卢少亭等。在这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其骨干往往是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或最早成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也拓宽了。受俄国革命影响,1919年8至9月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成立,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的查理·克尔出版社(Charles H. Kerr &Company)出版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通过魏金斯基(G.Voitinsky )来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了中国。魏金斯基早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革命后回国加入俄共(布),1920年后作为俄共(布)远东局代表来华,带来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材料。来自美国的有关俄国革命、列宁与共产国际的英文文献,也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了解俄国革命的窗口。《新青年》杂志、《共产党》月刊大量翻译转载美国《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 《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共产党》(The Communist,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者》(The Liberator )、《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Union Monthly )等进步杂志的文章(18)。
        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1920年以后,欧洲,主要是法国,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蔡和森到法国后,关注“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之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刻苦学习法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猛看猛译。1921年2月11日,他在法国蒙达尼写信给陈独秀说:“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 Revolution et evolution )。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当然,由于绝大多数的赴法留学生是勤工俭学而去,求学艰难,有的甚至绝粮绝学,法文功底差,像蔡和森这样的情形不多见。
        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则更晚一些。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交通中断,中国报载关于俄国的消息多转自他国报载,几乎没有直接从俄国或俄文译介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10月,瞿秋白受北京《晨报》之邀,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发表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后陆续有了从俄国介绍的关于马列主义的文字。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广泛性、系统性。不仅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且国民党人、研究系也有介绍,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新知识界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都被介绍,重要的经典著作有了全译或节译。传播的间接性、实用性,也是重要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不是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而是经过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阐释过的马克思主义,经美国转译的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了东方民族的烙印,难免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加。此外,由于我们对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救国的良方来学习,作为行动指南而接受,思想理论准备显得不足。当时还出现“要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口号。口号化的思想宣传,易于深入人心,发动群众,同时也易流于教条化、公式化。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实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零星到系统,从翻译介绍,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问题,从个人的探求,到组织团体的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潮顶着“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之类的恶名,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而且正在与实践相结合,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