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华北大旱灾,祸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受灾人口达三千多万,波及三百四十多个县,死亡人数五十万左右,被称为“40年未有之奇灾”。
        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频年荒旱。1920年春夏之前,华北各地即有旱情。“东起海岱,西薄关陇,南包河洛,北抵京畿。”在河南安阳,“当五月间,天久不雨,各村庄的农人没有不祈雨的。恐怕神灵不信他们的真心,遂演出好多悲惨的事。有赤腿跪火链子的,有把香烧放在火药包里自己跪到旁边烧死的,有求雨不得悬梁身死的,有说某某坟里的死尸成魃,将其坟墓打开曝露其骨骸的,诸如此类,每天都有”①。
        夏秋本是收获粮食与瓜果的季节,而1920年的夏秋之间,华北平原却出现了罕见的旱象。“至少亦有二千万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饿死者已有数千人之多,所有各该处人民现均倚野草树叶及秕糠为生活,甚至有举家人口无法图存而阖门自尽者。此种案件业已发生多起,又有多数卖鬻其所生子女,仅易代价数元,所蓄牲口以缺乏饲料已有数千头宰杀或以贱价售出,现各该处居民纷纷逃荒迁向北方面者已为数不少。据有经验外人之观察,谓在夏秋之交有此景象实属罕见,并默料瞬届冬令当有一种异常灾情为四十年来所仅见云。”②9月12日,《晨报》再以《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为题,报道“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人口由三千至三千五百万”。9月中旬,《晨报》特开辟“灾荒特载”栏目,并刊登广告征文报道各地灾情及赈灾措施。灾情以山东河南的中部和直隶山西南部为最严重。
        河南省旱情严重。南阳一带内乡、镇平等八九个县上年就严重失收,豫东豫西仅有二分收成,“故今春粮食价腾贵,流民日多,麦苗秋禾均已枯槁。”武安、涉县、内黄、安阳、汤荫等地上年收割后的麦茬还留在田间,春秋绝收。
        直隶省1919年秋到1920年夏秋之间,亢旱为灾,景县、吴桥、东光、宁津等地多未播种,秋收无望。东光地处荒鄙,连续三年无收成,兼有疫病发生,“只据由县领护照出境的已竟三万多人”,“地亩已尽成赤荒,人是‘逃亡过半’,牲畜是‘屠售一空’”。在由东光至景县的路上,皆是菜其色、鸠其形,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逃荒的老弱妇孺。吴桥外逃的灾民较少,调查旱灾的学生拍照的时候,居然聚集有五万人之多③。河间、献县一带,“高粱初则一斗只值五六毛钱,今则涨至两元上下,玉黍蜀初则一斗只值一元上下,今则一斗须三元上下。其他各样粮米,大抵增长三倍有奇。”驴牛一头,不足高粱二斗之价。活小猪、活小羊,三四个铜子一头。“干旱已久,寸草不生。不但无米难炊,即有米无薪亦难食。始则砍伐树木,既则拆毁房屋,最后则多以煤油兽骨藉作燃料。今则并此骨而无之。”④
        山东德县、平原、恩县、临清、武城、堂邑、聊城、茌平、博平、陵县、商河、高唐一带,春秋两季皆无收获。历城、齐河、长清、禹城、临邑、章丘等地收获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五不等⑤。有的地方频年荒旱如夏津、思县、清平、邱县、馆陶等地。
        山西全省105县中,受灾区56县,已查实者32县,共3867个村,139 888户。有好些地方秋禾差不多都枯死了。幸而夏禾勉强收得几分,平定县饥民遍野,死亡相继。
        在陕西,老百姓用棉花上的黄花,或比较柔细的树叶充饥,有些具有血性的百姓全家自尽。这种风气,在陕西的三原泾阳一带,尤为盛行。人们每天祈神求雨,连华县的知县、省城的督军,也都求起雨来。
        灾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食物匮乏。粮食价格翻了几倍,连树叶、柴草都需花钱买,有余粮的仅占百分之几。原来的殷实人家或一日一食,贫穷人家常一两日不食。一些灾区由于灾民大量宰杀牲口,不能吃米,反能吃肉,一斤牛肉五个铜子一斤,这又导致疾病流行。一些地方将麦种食之净尽,以麦麸、米糠、花生壳、玉米芯、锯屑、树叶、树皮、树根、草根、野菜、昆虫,甚至观音土为食物。灾民一面采食树叶、野菜,还要晒干,留作过冬食物。有的地方,连野菜树叶都吃光了。
        灾情也使逃荒人数激增,灾区约有一百万强劳动力离家谋生。河南灾民逃亡江苏、安徽、湖北,陕西灾民逃往四川、甘肃、新疆,山西、直隶、山东逃荒到内蒙、东北,据统计,直隶献县、山东无棣等地逃荒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上。一些地方禁止灾民入境。河南济源县灾民“没有路费的,固然不能往外逃荒,即勉强逃出去的,也因为没有人指导,不知道哪个地方时岁好,简直是瞎撞。他们所到的地方与本地是一样旱。因此有的就饿死到半路上,有的又跑回来了”⑥。有的儿女年幼,不能与父母随行,便被丢弃在路边。滞留天津的灾民一度达二十万之众,官方以即将散赈而遣送回原籍,但灾民回去后未得到赈济,故又纷纷来津以求得一线生机。在京汉路一带的河南灾民,聚集在火车站乞食。“火车到站,万籁齐鸣,前拥后挤,何止千百,一齐伸手车中,向搭客要钱。有得物转向他处的,有要不出来,仍伸着手仰着面口里喊着跑往别处的,还有东西乱跑再找不到慈善大家在什么地方的。及至鸣鸣一声,万声顿寂,无所得的人,便放声哭泣,种种惨状,耳不忍闻,目不忍睹。”⑦
        荒旱也使一些没饭吃的青壮年铤而走险,流落为匪,导致土匪猖獗。一些有饭吃不愿意做匪的人,也因受劫掠烧杀不得安居乐业,也不得不弃家归匪。在河南安阳,“每夜听有枪声隆隆,不是得财伤主,就是抬架肉票。要是架去快票(女人)的,必须即日交钱赎回,不则任意污淫。路中行人携有金钱或入粜粮食者,必被截劫。甚则有剥去衣服,被绳捆缚者。”⑧偃师县,被抢者有三百余村,每村是数十家。洛阳、孟津、新安、渑池、洛宁、宜阳等地,大都如此。有的土匪不但抢劫钱粮财物,而且拉人、烧房子,令灾民雪上加霜。有的富裕农户遭抢几次,也变得一贫如洗。在山东,德县“压患甚剧,仅一二天里,听说已有二三起”。武城“壮男非外逃就是为匪”⑨。一些平素安分的农民也因饥馑所迫,由平日身壮强悍的人带头,参与“吃大户”,聚众抢粮。河南部分灾区,“饥民相聚抢粮,凡稍有贮蓄之家均被瓜分,粮坊囤户搜刮无余”。官方也因灾民为饥饿所迫,手无寸铁,纯为求生,也莫可奈何。有的灾民聚一二百人组成“游食团”,去富户家中或未受灾村庄强取强食。
        为了过冬,许多生存下来的人卖土地、牲口、房木、家具。一些地方,十分之七的耕畜被转卖。平时卖价可得六七十元的牲口以几元的价格就出售。他们靠失去财产、负债换得生存,这将使他们在以后若干年中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卖儿鬻女是灾荒中的常见现象。男孩被卖到戏班子,做养子,或卖到城市做形同奴隶的包身工。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从幼女到40岁的妇女都有被卖的记录,被卖做老婆、小妾、婢女,大部分被卖到青楼。有的地方用草席包裹,照斤说价,拿秤称完付钱后,才知道是男是女。有的地方照岁数说价。河南灾区,十四五岁的女孩不过三四元钱还无人过问。在铁路沿线,这种买卖十分活跃。婴幼儿因无买主有投诸河中、井中溺毙者。
        灾情激发了瘟疫流行。食物差,常食生冷使抵抗力减弱,因疾病而死亡的人大大增加。山东临清县,仅由霍乱死伤的已有两万左右。河南济源县因痢疾死者五千余人。
        灾区市面萧条,商业萎缩,学校关门。河南除大商埠少数商号不至完全倒闭外,几乎全部停顿。各地学校,开课多日,到堂的学生,平均计算不过五分之一。山西省城各学校迟开一个月学,外县国民学校多半没钱开课。陕西西安的学校,已陷于停止的状态,各地的小学,也大半关了门。
        这次华北五省大旱灾,除自然灾害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隐因。人口的持续增长,增加了环境的压力,降低了生活质量。华北五省康熙年间不到三千万人,耕地二亿八千万亩,到1912年人口增加到一亿一千九百万人,耕地达四亿八千万亩。滥垦滥伐更加剧水土流失,发生灾害的频率加速了。此外,极度贫困也是这些地方发生饥馑的原因。即使在收成最好的年份,这些地区的人民也都过着生活水平极低的生活,粮食储备极低,否则的话,一年的大旱不至于将上百万的人口抛到濒死的边缘。如直隶的曲阳县,即使在平常年景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以糠秕为食。加重受灾程度的原因还有: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地亩中下种比例的失常,如陕西中部、西部种植鸦片,占去种植口粮的地亩,日本在内地办纱厂使棉花种植量大增,其他还有烟草、染草种植等。积粮空虚,陕西、山西、河南等省都有这类现象⑩。兵灾也加重旱情。
        北京政府办赈无力。8月,下令拨2万赈济河南水旱兵灾,3万元赈济山东荒旱兵灾,陕西2万元。人们看到:“政府心目之中,只有伟人、有政客、有武夫,并没有看见百姓,所以这一省遭了水灾,照例派一个河工督办,委一个水利局长,就算讲求农田水利。那一省遭了旱灾,照例下一套 ‘哀我蒸黎’的命令,拨一笔官办放赈的小款资,就算是弭灾政策。”从而“觉得政府有些靠不住。对于救灾的事,含糊一切!”(11)
        北京政府所拨的区区数万元,对于庞大的受灾人口,无异于杯水车薪。灾情恶化的报告日增,9月1 1日,北京政府下令内务、财政两部会同直、鲁、豫各省长官,迅速筹集款项,分派专门人员赶办急赈,督促地方官吏办理平赈,各地关卡对于赈灾粮食免收税厘,对于灾区减缓钱粮等。10月2日,北京政府派出专人前往受灾地区办理赈灾事务。王瑚在直隶,何宗莲往山东,吴钱孙至河南,田应璜赴山西,高增爵到陕西。北京政府还筹办工赈。10月11日,北京政府交通部拟修筑沧石、烟潍、曹兖三线路基,展拓陇海线,并令各省路、电、邮加收赈捐。10月17日,内务部上财政部呈报设处举办义赈奖券,下令各省停办他项奖券,举办义赈奖券,通行全国。11月14日,内务部总长张志潭拟定筹赈办法十七条,分查灾、施赈、通商、劝分、急赈、粜赈、工赈等,提交国务会议议决,分散各地执行。并派员往各地调查灾情。查明鲁豫以中部最重,直晋以南部为重。与南方东北各省筹商粜运。安置出境灾民。在灾区省份禁止酿酒,筹划移民实边,筹办国道工程以工代赈等(12)。对于官方办赈,有人提出应防三弊:“于筹捐时,应防勒捐等弊”,“于施赈时,应防克扣之弊”,“于平粜方面,则防把持之弊”(13)。
        9月11日,北五省灾区救济会成立。以赵尔巽为会长,汪大燮、熊希龄为副会长。以“联合国内外慈善团体及各法团办理救济直鲁豫晋陕旱灾事宜”为宗旨。该会成立后,即委托学生联合会调查灾区情况。各省、地方、社会名流贤达也纷纷组织成立赈灾团体,如直隶义赈会、直隶平粜总局、直顺旱灾救济会、河南旱灾救济会、山东旱灾救济会、山西旱灾救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学生联合会旱灾调查团及灾荒救济委员会、佛教筹赈会、文明新剧团助赈会、北五省灾区救济会(14)。华北救灾协会在灾情公开之初,就组织人员调查受灾地点、面积、被灾户口、伤亡人数、生活状况、迁徙状况、灾民职业、牲畜状况、农产、交通、气温、河流、工赈计划、粮食状况、放赈方法、办赈机关等。北京的大学生组成十组调查团,每组四人,分摄影、卫生、记录,前往灾区查灾。北京高师附中的师生最先组织高师附中赈灾救济委员会,捐资助赈,筹备学艺赈灾。该校一位学生还撰文呼吁“希望我们全国的学生,拿出 ‘五四’、‘ 六三’的精神,来做‘社会’服务事业,以救济那二千万要死的同胞!”(15)
        面对罕见的灾情,在华外侨社团也伸出援助之手。9月初,外人注意直鲁豫灾情的报道即见诸报端。9月12日,报载旅京法、英、美各侨商将有万国赈济会的组织。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是由北京公使团的六个成员组成,负责直隶西部赈灾,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国民当中组织了赈灾团体: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该会并未管理和控制其他国际赈灾组织,但被公认为对整个受灾地区有总的监视权。大量的具体工作则由各国际团体和美国红十字会承担。除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外侨在灾荒开始时就成立的赈灾团体还有:华北国际赈灾协会,在天津,负责直隶东部。山东国际赈灾辅助会、山东华洋赈灾协会,负责关税贷款。还有河南赈灾委员会、陕西赈灾会、山西赈灾会等。在上海设立之华洋赈灾委员会,不承担管理工作,只是为其他团体收集和放赈的代理机构。此外,还有汉口赈灾委员会,与河南赈灾委员会合作。美国红十字会募集了不少灾款。受灾地区的教会组织也承担了赈灾工作。美国人韦德生系武昌圣公会会长,发起戏剧助赈,邀请文华大学学生演文明新剧,其中《灾民泪》一出,“演得淋漓尽致,观者都为动容,掷钱台上助赈者不少。”(16)截至1921年4月30日,以全日制方式投入赈灾工作的外籍义工达400多人,传教士356人,公立学校7人,商界8人,单独的个人16人,在美国红十字会工作的不明职业者78人。
        1920年10月12日,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开干事会议。上海华洋义赈会代表梁如浩、孙仲英提出此次灾情重大,慈善团体林立,需有统一办事机关。熊希龄提出急赈案,要求政府交通税附加百分之十。蔡廷干指出,此次灾区过大,政府如不借款,“是将来有政府而无人民矣”(17)。以后,大家深感有联合的必要,北京国际统一救灾协会联合中国22个赈灾团体,10月18日成立了华洋义赈会。由梁士诒等人发起,举徐世昌为名誉会长。“这种国际特色——不同国籍的人为同一目标而合作——是赈灾组织中最动人的特色。”(18)
        在上海,泰东书局实行廉价助赈,四大舞台演剧助赈。11月初,新世界举行八省急赈游艺大会,除各项游艺节目外,有七级浮屠救命塔、灾民食品陈列、灾情惨况照片写真等。大世界举办了筹赈菊花会,南京、苏州等地也有类似的筹赈活动。
        12月18日,是旱灾纪念日。数千名学生及青年会会员,在天安门举行旱灾纪念。海军部以军乐队增添气氛,并组成汽车队游行。学生们手持国旗、急赈罐、纪念章,在大街小巷向路人劝捐。他们还散发传单,宣传“不要忘了六块钱可以救一个人的命”。
        直接赈济粮食,可以平抑物价,解燃眉之急。各地组织平粜局,由官方到产粮区购买粮食,供给灾民。一些地方的平粜局对缓解灾情产生积极效果。如直隶彰德的平粜局,灾民购粮异常踊跃。而在大名县,奸商张景春舞弊营私,致平粜局官价高于市价,所卖粮食发酵生臭,连饥民也不食用。至于赈灾委员买粮食运米浮报一二角价格之类,更比比皆是。且铁路沿线交通条件较好,赈灾措施容易达到。边远内陆山区受灾最重,赈灾措施反不易到达。
        工赈也是赈灾的重要手段。美国红十字会所办的工赈较为成功。他们制定了在山东、直隶南部、山西和河南建立一套道路的计划。截止到1921年5月份,计划附设949英里,完成大致476英里,征募新工人106 960人,正在工作的74 040人,获得救济者611 120人(19)。武汉、邯郸所修道路效益不错,达到收支平衡。国际赈灾组织还组织了植树、修灌溉渠等工赈。此外,还有针对灾民的工业训练。给四万个家庭提供了缝纫机,一万两千多名女孩受训制作发网,一些人训练制衣、地毯、刺绣、花边、毛巾、肥皂、编篮子、织布、草辫等。但由中国官方组织的工赈却弊端百出。流氓土棍包办工赈筑路工程,舞弊侵吞赈款,被人称为“吃化子肉”。交通部举办的工赈,沧石烟潍两路每月赈款40万元,仅容流民3 000余人,每位灾民所费,竟然与交通部科员相等,可见施惠并不及于灾民,遭到各界一致反对而停办。
        举办学校可以避免将儿童视为财产而卖掉。每月一个半美元就可以使儿童受到简单的教育。国际赈灾组织在直隶西部的465个学校,接收了28 090名儿童。
        在逃荒灾民集中的地方设难民营也是赈灾措施之一。每个难民营地聚集人数不一,约1 000人到2 000人,天津达到5万人。除设灶施粥外,还采取防疫措施预防瘟疫的扩散。中国方面办的灾民收容所逊色于外国教会方面。中方往往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收容,同居杂处,不事工作,不施行教育,来去自由,卫生条件极差。正定佛教会所办的肮脏不堪,流行麻疹。教会办的收容所主要收容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男女老少分别居住,有编织等手工,并对儿童有一些教育。
        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还要求查禁将妇女转卖入青楼的现象。1921年5月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通令各地方警察暨铁路警察从严查禁贩卖灾民幼女为娼。
        1921年1月19日,北京政府与汇丰、花旗、汇理、正金四银行代表签订400万元赈灾借款。以中国海关所抽之一成附加税担保,年息8%。这笔借款的分配如下:直隶19%,京兆18%,山东13.5%,河南22%,山西10%,陕西13. 5%,准备金4%。2月4日,北京政府赈务处财政委员会成立。监督借款用途,完全充作赈济,监督海关附加税,以保证偿还借款。
        义赈奖券的发行也收回一些钱款。奖券正券16期,收银1 159 692.231元,副券18期,收银864 092.2元,正券兑奖金868 282.6元,副券兑奖金666 040元。总计收银2 023 784.431元,支兑奖金1 534 322.6元,收支相抵后存银489 461.831元(20)。
        1921年1月7日,北京学生发起赈灾监督团,以监督赈灾机关之款项用途为宗旨,通电中外反对交通部挪用赈款修筑路基。各省赈务督办也通电反对交通部所举工赈,提出灾民命悬顷刻之间,若以交通部公布500万款项而论,二元可救一命,则可解救250万人命。津京华洋义赈会也反对移赈造路。要求政府取消交通部挪赈办工计划,指出现在造路弊害甚多,虚耗赈款,土地冻结不能开工,赈款应先购买食物以维持灾民过冬等。
        天气转寒冷后,情形更趋恶化。各灾区死亡率大增。“数星期间,骤自四至六增至八至十,盗贼四起”(21)。直隶大名府某县“因冻馁而死者数目日增。平均计算,每村(以三百户计)每日必有4人至7人。门窗及屋顶均已出卖,或做柴烧。 日前连日大雪,天气转寒,因腹内无食,冻死者为数甚众。其强者更流为盗贼。在顺德府车站左右七十里内白昼结队抢劫村舍,……故村中之富户均自备枪械,招募壮丁以自卫”(22)。河南内乡在严寒中逃荒的灾民“远而鄂皖湘楚,经此次大雪,梵刹之中,破窑之内,皆有死尸堆积……”(23)另据《中华年鉴》所载,直隶顺德府附近六个县各村村长的统计上报数字,截至1921年4月1日,上报的692个村庄中,人口397 700人,赤贫的16万人,冻饿而死者11 377人,病重者6 253人,灾荒前拥有土地1 395 000亩,灾荒中转卖的土地187 500亩。种了冬小麦的土地581 400亩,水浇地231 300亩。受灾前拥有牲口42 663头,灾荒中卖掉牲口30 034头。儿童被出售者9 253人。
        为帮助灾民渡过严寒与饥馑,国际统一救灾会发起全国急募赈款大会。2月13日,全国急募赈款会开会,定于2月22日到28日捐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南京、济南、太原、哈尔滨、开封、长沙、西安、成都、安庆、清江、苏州、杭州、芜湖、滦州、广东等地,都发起了急募赈款大会。北京在重要娱乐场所设中国武术表演、飞机飞行表演等募集款项,据《晨报》报道,4月7日,全国急募赈款大会委员会开会,会长孙慕韩宣布:“共募得急赈款二百四十一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一角。其中北京八十五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元零八分,上海八十万,汉口十九万二千,南京十万,济南九万,太原五万,开封六万,广东七万,杭州四万三千五百,长沙三万,天津二万九千七百二十元零二分,安庆五万,成都一万二千,西安府一万二千,清江五千四百,苏州七千七百,芜湖六千四百,彰州府五千,保定府二千一百一十五元。该会在各灾区所赈济之人数与款项如下:西直隶得救人数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三百人,用款三百七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三元三毛,另有二十五万元美国红十字会款。东直隶得救人数八十四万,用款二百六十五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三毛六。山东得救人数一百五十万人,用款一百五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二元八毛三,另有一百三十万美国红十字会款。河南得救人数一百五十万人,用款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元。山西得救人数六十万零二千人,用款一百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四元一毛。另有七十万元美国红十字会款。陕西得救人数三十万,用款九十五万九千五百元。总计救济人数五百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人,用款一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一元七毛。”(24)
        另据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的统计,1921年1到5月,救济的灾民数目如下(人):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451 000 1 202 285 2 704 426 4 209 626 5 417 120
        通过国际赈灾组织散发的资金如下(元):
        一 般 2 600 081.08
        关税 贷款 3 865 800
        急 赈 1 346 096.07
        上 海 1 377 420.40
        美国顾问团 6 599 000
        美国红十字会 2 368 000
        加 拿 大 815 925
        总 计 18 972 322. 55元(25),近两千万元。
        北京政府支出赈款11 338 751元,其中外债4 000 000元,公债1 980 000元,加征邮政、电报铁路等附捐3 842 510元,募捐 1 516 241元。
        赈灾机构也在抗灾过程中逐步成形。1921年5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筹设全国防灾委员会,附设于内务部,以讨论受灾原因,筹设防灾方法,消弭各省区灾歉之发生为宗旨,以达事前预防灾歉之发生,当事可得相当之应付,事后复有善后之方法。1921年11月16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作为全国赈灾的常设组织。
        由于中外各界的努力,华北五省的大灾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