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人们的思想日渐从孔孟之道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今日开会,明日结社,不曰男女平权,即曰财产均等”①,“湘鄂之野,吴越之区,百粤之地,蜀滇之中,秦晋之间,无工商,无士庶,莫不现一种自由之风,共和之气。”②
        但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特权并没有被触动,地主买办阶级的根基依然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尽管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信誓旦旦:“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可他却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但他在当时还不敢直接攻击民国,而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做遮掩,推销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在他看来,民国政局和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不在于国家的贫困衰败,不在于列强的侵略,而在于人们追求挣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即“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有礼义廉耻之防”③。而要“挽救人心,维持国运”,惟有提倡纲常名教。因此,伴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特别是帝制活动的紧锣密鼓,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尊孔复古思潮也迅速流行开来。它既是帝制的幽灵、复辟的先行,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同盟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辛亥革命的反扑。
        早在1912年6月,康有为就攻击辛亥革命是导致“国危民悴”、“纪纲尽废”的“暴民之祸”,诬称民主共和是“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为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为卖国灭国”④,认为“中国不可一日无君”。为此,他奔走呼号,竭力鼓动尊孔,并以“当代孔子”自居,主编《不忍》杂志,将孔子打扮成参天地、通鬼神的教主,宣扬“孔子之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⑤,公然提出“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⑥。康之所为深得袁世凯的赞同。9月,袁颁布“尊崇伦常”令,提出:“中华古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⑦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号令的鼓舞下,以所谓“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小团体大量涌现,如上海有孔教会,北京有孔社,山东有孔道会,山西有洗心社、宗圣会,扬州有尊孔崇道会,青岛有尊孔文社等,在香港和海外也有类似组织遥相呼应。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孔教会。
        孔教会于1912年10月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栋等。其简章规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目的”。翌年9月,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正式成立总会,并决定从上海迁到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在曲阜设立总会事务所,以衍圣公家族孔祥霖为经理,以张勋任名誉会长。1914年,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往曲阜,上海、北京各设一总事务所。该会出版《孔教会杂志》和《经世报》作为舆论工具,康有为另于1913年2月创办《不忍》杂志。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明确地表述了尊孔复古的实质,他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遂建立孔教会,“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⑧孔教会成立后,北京政府教育部立即予以承认立案,陈焕章被袁世凯特聘为总统顾问。
        孔教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人:一部分是清末的保皇党人,如康有为、麦孟华、陈焕章等;一部分属封建文学名士,如陈三立、王锡蕃、张尔田、林纾等;另一部分为清朝遗老,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还有孔氏家族成员孔令贻、孔祥霖、孔祥柯等,大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出身,受封建文化熏染很深。孔教会自称是宗教团体,奉孔丘为教主,诵读四书五经,表面上说不涉政治,但实际上政治倾向非常明显。他们反对新思想、新文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是“礼坏乐崩”,“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如不挽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挽救的办法就是尊孔读经。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孔教会于1913年8月和1916年8月两次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认为只有建立孔教,借助孔子这个精神权威,才能抵制革命。即“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⑨。“欲救人心,复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⑩如果不定孔教为国教,“幽无天地之畏,明无祀纪之防,则暴乱恣睢,无所不至。”(11)康有为还公开主张人们在孔子像前顶礼膜拜,“凡人庙而礼天圣者,必行跪拜礼,以致其极恭尽敬”,“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12)以上主张得到了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在朝文武要人的支持,黎元洪表示:“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波斯息。”(13)张勋说得更加露骨:“无政治无以齐民志,无宗教无以一民心。民志不齐,严刑峻法足以齐之。民心不一则令不行,纪纲堕坏,民贼兴而国危矣。方今国体初更,民情浮动,欲谋统一,明教为先。”
        袁世凯虽然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但对尊孔读经却是大为赞同。1913年6月,他颁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赞美孔子“为万世之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而辛亥革命后“彼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神圣,……以正人心,以立民极。”指出:“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14)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以示鼓励。为祝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衍圣公孔令贻应召来京,向北京政府呈献孔氏族谱及前代冠服等物。袁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继续享受前代荣华祀典。1914年1月,政治会议根据所谓“多数国民的意见”,议决祀孔,并制定礼仪,仍沿用前清制度,作为大祀,各地方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一名,管理庙务和祭祀。同时,北京政府公布崇圣典例,规定衍圣公的荣典和岁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在此前后,袁世凯还下令中小学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德,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15)。天坛宪法草案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6)。 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制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学曾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历代封建帝王却大都利用他的学说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自宋以降,孔子又被演化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及至清末,规模仪礼竟与祭天同。袁世凯在此时宣扬尊孔,目的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是要利用纲常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抵制革命,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这在他颁布的《祭孔令》中说得很清楚:“中国数千年来立国之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又云:“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黉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敝?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17)袁世凯还明令9月28日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礼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省地方文庙,由各省长官主祭。是日,袁身着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亲至北京孔庙祭孔。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腐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演出了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活剧。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对此,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18)
        在举国祀孔的前后,北京政府还颁发了一系列复古的告令。1914年3月颁布的《觐见条例》,恢复了前清的“陛见”制度,各省大员来京和新任命的特任、简任、荐任各员均要按照一定程式“觐见”;“先生”称谓则禁止在各军事机关使用。同月颁布的《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卓绝著闻乡里者”,“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特著义行可称扬者”,“耆年硕德为乡里矜式者”,均在褒扬之列,由大总统分别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愿建坊立碑者,得自为之。7月,颁布文官官秩,依前清旧制分为九等,即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少士,另有同中卿、同上大夫之类。至于古已有之的将军、左右丞、参议、行走、巡按使、道尹等更是早已称之。10月,参政严复在参议院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主旨为“宜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附有具体办法六条:“(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记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足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上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令人民演Ⅱ昌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葺整理,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更,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集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祛天下之惑。(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著,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此文经参政“多数赞成”后咨送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 1月3日颁发“箴规世道人心”之告令,又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依六条办法分别实行,并通令各省:“将此项建议案饬属晓谕人民,一面悬挂各校讲堂,刊登各课本简端,以资儆惕,务期家谕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同时又警告说:须知“积人成家,积家成国”,“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19)。翌年初,教育部拟成提倡忠孝节义的施行办法,袁照准,并批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向。”(20)
        袁世凯复古的突出表现是恢复祭天。在封建时代,皇帝自称真命天子,王权本于神授,故此每年祭天。独裁专权的袁世凯自然迷恋此道。为给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会议开始后,他就提出祭天典礼咨询案交付议决。为袁左右的政治会议认为: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祀天,应定为通祭;大总统代表国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国民各听家自为祭;京师祭所在天坛,祭期为冬至,祭礼用跪拜,祭品用牲牢。1914年2月,袁批准此案,并下令说:“祭天之礼,自古攸隆,有其举之,莫敢或废”,同时还让内务部制定关于祭祀用的特别冠服和祭礼、祭品的详细规定,届时应用,重为令典。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在“祭天告令”中说:“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去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配祖为王者之私亲,转昧报本为人群之通义,使牲牢弗具,坛遗为虚,甚非所以著鸿仪、崇盛典也。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命令:“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21)。
        12月23日,自新华门至天坛的路上黄土垫道,戒严净街,袁乘车亲往祭天。沿途警卫森严,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行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大队骑兵卫士簇拥,形与前清帝王出宫无二。车至南坛门外,换乘四角垂络的双套马朱金轿车,至昭亨门又改乘竹椅显轿。至天坛更换祭天衣冠,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由腐昌和陆锦左右搀扶,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将跪拜改为多次鞠躬。尽管在此过程中袁世凯一再解释,祀礼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一再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但其欲帝制自为之心,已日益为国人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尊孔复古逆流的兴起,是和列强的支持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本是以勾结、支持封建主义为基础的,支持尊孔复古,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文化同盟的重要内容。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是北京尚贤堂的创办者,是“孔子加耶稣”的狂热鼓吹者,是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把孔教会列为尚贤堂国际教务联合会的一员,并经常到孔教会发表演说,鼓吹“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并要孔教会与基督教“同谋人道之乐利”,“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以防“社会之骚动兴起”(22)。他支持定孔教为国教,认为这有两大好处:“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堕落之虞,此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多种重要的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23)沙俄贵族盖沙令也在中国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24)。英国驻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庄士敦说得最为清楚:“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于善良矣。”(25)一言以蔽之,只有尊孔复古,才能抵制革命。
        尊孔复古逆流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不满,革命党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宗教团体尤为反对,因此国会宪法会议否定了孔教会的无理要求。袁世凯颁令“尊崇孔圣”时,进步舆论纷纷抨击,《中华新报》发表的社论明确指出:“所谓祀孔子者,不外历代君主为巩固君权之手段。”痛斥袁世凯“借祀孔之名”,行“帝制复活之实”。孙中山更是始终坚持“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的斗争。1914年秋,他在日本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揭露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26)。此后更是不懈地发动国人武力讨袁,并且“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要永远铲除帝制,“保持民国”(27)。对袁世凯曾一度抱有幻想的章太炎,也被事实擦亮了眼睛,投入反对尊孔复古逆流的斗争。1913年秋,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京,“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28留被袁世凯软禁期间,他不仅在家书中指责“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而且置宪警监视于不顾,发表《驳建立孔教议》,谴责倡立孔教会者为“怪妄”,强调“中土素为国教”;康有为等人神化孔子的目的是“以媚人主”,想当今世董仲舒;创立国教的结果,必然会“杜智慧之门”。他还在国学会门口张贴通告,声明孔教会与国学会“绝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29)革命党人也撰文《辟近日复古之谬》,尖锐地指出:“中国之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违背”,强调中国的出路“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学”。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对尊孔复古逆流的批判很快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同盟所击退。章太炎“既离民众,渐人颓唐”,孙中山也只是孤军奋战,一筹莫展。直至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一场以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尊孔复古逆流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