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袁世凯以暴力镇压了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地方政权几乎全部丧失,北洋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等革命领导者亡命海外,这实际上已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袁世凯自认为他的反革命集权主义得到了社会支持,得意地宣称:“今兹用兵,奉辞伐罪,荡彼群丑,夫亦何难!……指顾之间,廓清戡定。”①遂更恣意地在消灭辛亥革命一切成果的基础上,营建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
        袁世凯首先是“挟国会以令天下”,假惺惺地宣布尊重议员和国会的权利,目的是利用民意和立法,将他推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依立法程序,应先定宪法,后选总统。袁世凯急于实现“惟一最高政府之集权”,乃指使梁士诒出面组织“公民党”,作为威逼国会选举总统的打手。议员凡人党者,每月发津贴200元,加入者居然有百余人。1913年9月18日,公民党拼凑成功,并决议“以正式总统选举为本党政策之第一步”②,又唆使黎元洪会同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迫胁“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先“从选举总统入手”,甚至指名推举,属望于袁,限令“浃旬之闲(间),期于竣事”③。
        在国会内部,国民党本占绝对优势,但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组成,优势顿时失去。国会议员中本来良莠掺杂,“曩日之资政院议员,即半为今日国会之议员”,在政治上惟袁世凯马首是瞻。汤化龙出任众议院议长,使进步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他的操纵下,顺利通过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提案。是时的国民党,革命色彩更为减弱,不少人为猎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而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性、政性荡然无存”④。原先就十分涣散的国民党议员,现在又分裂出诸如相友会、政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小团体。这些所谓的“稳健派”,连“法律倒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子里,被人当作选举机器使用,以至出现了南方的国民党人在浴血苦战,北方的国民党议员却在与袁世凯从容论道,并参与袁世凯操纵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制宪”工作。因此,国会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很快被袁世凯的“积威”和“财贿”所制服,成为其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装饰物。
        10月4日,国会匆匆颁布《大总统选举法》,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惟恐议员不从,派出便衣军警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会场,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院。”议员们从早上八时至晚间九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袁世凯才勉强获得四分之三选票,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公民团”完成任务,“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振而返”。议员们饥肠辘辘,仓皇归去。
        袁世凯当上“合法”的大总统后,立即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国会。他一再攻击国会为“国会专制”,并危言耸听地说:“近来各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再此下去,“势非亡国灭种不止”⑤。各省军政长官心领神会,接连发电攻击国会,诬蔑国会受国民党控制。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乱”,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并连夜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遭逐议员超过国会议员半数以上,使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无法议事,名存实亡。袁世凯仍不罢手,11月,他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由,下令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所选代表以清末地主阶级当权派名流及民初附袁当权派要员居多,实际上是要将国会一脚踢开。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出命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解散国会,议员每人发旅费400元,遣散回籍。民初国会自成立以来尚不满一年,距选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尚不过三月,就这样被其正式取消了。2月3日,袁世凯又以“统一国家不应有此庞大地方议会”为理由,下令将“各省议会一律解散”。至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立法、监督机关尽被取消,作为中华民国共和象征的国会被破坏殆尽,议会政治也一时荡然无存。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熊希龄内阁本是首届国会议会政治的产物,在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命令后,因对袁世凯已无用处,也终走上了末路。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旋即,所谓的“第一流人才”梁启超、汪大燮也只能凄然离去。熊内阁的垮台,标志着北京民国政府时期政党内阁制的终结和袁世凯向皇权主义的回归,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垄断暴力,合个人与暴力概念于一身,变成“老大”终身制。
        必须界定清楚的是:皇权不是皇帝,皇权主义不是皇帝制度。洪宪帝制不应将之视为是袁世凯个人处心积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推移的过程。所谓制度的推移过程,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14年后,他为自己创造出一套共和政体下的皇权主义权力结构模式,它的运转机制要求一位能体现皇权的人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帝制。袁世凯又不是那种坚信共和主义信念一百年不动摇的人物,如果出于需要做出一种选择,他就选择了帝制,一念之差而成千古之恨。据说,登基前夕,他曾试着龙袍,在龙座前逡巡再三,良久不敢入位,看来这龙座究竟是一盆炉火还是一席圣坛,最后他也没能弄清楚。
        把袁世凯最终置于炉火之上的正是他自己创造的那部新《约法》。1913年10月,袁在就任正式大总统一周后,即提出增修约法案,声称民国成立以来,内政外交种种“险象”的出现,“追源祸始,约法实为厉阶。”⑥要求必须改弦更张,废弃“束缚政府”手脚的《临时约法》。在他的授意下,1914年2月成立了所谓的约法会议。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大纲》,内容共有七条,将外交权、财政权、官吏任免权、宪法制定公布权一律归于总统。约法会议惟命是从,立即根据袁的旨意匆匆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时人称之为“新约法”或“袁氏约法”,并于5月1日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
        新《约法》的最大特点是“总统大权独揽,庶政不必公诸舆论”。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官规、任免大权,皆由总统负责,权力远远超过君主立宪制下的封建皇帝。它还规定总统只对国民全体负责,而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总统又是国民全体的代表者,所以总统只对总统自己负责。新《约法》虽规定在立法院成立之前,参政院代行职权,但参政又皆为总统任命,参政院制定的宪法草案又须“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国民会议又须“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转来转去,实质上仍是总统独揽大权。新《约法》将袁世凯的权力扩张到最大限度,它的颁布和《临时约法》的废除,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法律上的被终止和封建军阀专制制度在法律上的确立。
        6月20日,大总统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院正式成立。以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70名参政皆由袁世凯选定,多为清朝遗老、袁氏党人。8月18日,参政院建议修改《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翌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经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之要点为: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凡属大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大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于选举会,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现任大总统书于嘉禾金简,铃盖国玺,密藏于大总统府内石室金匮,金匮之管钥由大总统掌握,石室的管钥由大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分别掌握,非奉大总统的命令不得开启。选举时由现任大总统取出,或由代行、摄行大总统者,在选举会监视下取出公布。选举会由参政院和立法院议员各50人组成,由大总统召集,用记名投票方法选举,这就等于在实际上确定了大总统的终身制,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使袁世凯的皇权主义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得以显形,辅弼有“卿”,可以封爵,又有世袭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加之自然经济的国情,促使他终于迫不及待地爬到称帝的炉火上去。故时人评论说:袁世凯“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⑦
        1913年底与1914年初,京城流行一种传说:“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俶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人们纷纷揣度这话可能出自袁大公子之口,联想到袁家,也事出有因。自新《约法》公布后,袁世凯已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如同皇帝般的权力,并开始向封建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礼拜。1914年9月和12月,袁世凯祀孔祭天的举动,更使人们预感到帝制的恢复将为期不远。但真正从事恢复帝制宣传的社会政治力量最早来自清室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人等人,不过他们所要实行的是清室复辟活动。是年7月,徐世昌聘请刘廷琛为政事堂顾问时,这位前清的学部副大臣坚辞不就,并上书曰:“自国变后,伦纪坠地,禽兽逼人,识者咸知中国不能专以法治,则修明礼教诚当今急务。”又说:“民主之制,不合于中国国情,已为众所共信,项城若遽自称帝,则自悖初意,非特为中国举国所不服,亦必为外国各国所不承。”要求徐世昌转告袁世凯“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总操大政,以令天下,则名正名顺,人心翕然”⑧。
        随后,前清直隶提学使劳乃宣将早已写就的《共和正解》与《共和续解》合印为一册,名曰《正续共和解》,广为散发。此书涉及袁世凯要他行伊尹、周公之事。他的这种灵感倒确是来源于新《约法》中皇权主义精神。内称:“项城之心实未忘大清也,革命变起,四方响应,专用兵力,诛不胜诛,故不得已而出于议和,而议和之中首重优待皇室。……其不忘故君,实为众所共见。特限于约法,不能倡言复辟。且幼主方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亦无由奉还大政,故不得不依违观望以待时机也。”⑨又说:“而揣测今之总统,于皇室初不甚尊崇,继乃异常拥戴,谓为有伊尹之志,因主张创行一种宪法,谓宜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立名者,谓事合于彼之《共和正解》也。名中国不名民国者,示行君主制也。然而何以不称帝国?谓帝国为日本名词也。何以不称大清而称中华?谓中华地名,而大清乃代名也。”⑩他还建议袁世凯连任总统十年,等溥仪18岁时还政于大清,大清皇帝封袁世凯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11)接着又有宋育仁等联合国史馆的守旧派人员上书呈请复议之说,一时间,北京的复辟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据说,袁对清室遗老的这些舆论,初时只是“一笑置之,不欲过事追究”(12@。因为他清楚得很,即使帝制恢复,坐龙椅的又焉能再是爱新觉罗家族,看来他的一笑完全是对这群迂夫子的嘲笑。但后来又恐谣言酿成大患,遂以“杜乱防嫌,保全清室”为名决定查办,旋即拿这帮人中在前清时官职最小的宋育仁开刀,将其逮捕押解回原籍。劳乃宣本在济南,闻风逃入青岛,其他遗老们也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然其“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主旨在说明“既往不咎,申戒将来”。宋育仁虽被解回四川老家,但除发给千元川资外,到原籍后还月送300元,以资养老。袁之此等处理方式也给人以为帝制自为预留余地的联想。一次,他在政事堂开会时谈到清室复辟派说:“宣统满族,业以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也可以做。”(13)故徐世昌后来也就联想到这是他听到的最后一次袁不反对帝制的言论,并说:“项城公开倡言帝制自此始。此虽复辟一段小经过,然明言皇帝不要满族要汉族,项城之用心正堪寻味也。”(14)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尚属疑问。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时与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礼逊谈话时曾说:“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今若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谋恢复帝制。”又说:“深惧民主国体,不能稳固,……不若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安全,方能确保。”(15)于是据此判断袁氏复辟帝制蓄谋已久。但这段谈话最多仅能证明他的欺骗权术,并不能证明其在此时便有帝制自为的思想,因为他向莫礼逊的表示是要保存清室的皇位,却暗中与革命军接触,以取得总统位置作推倒清室的条件。
        又有材料说,1913年3月,湖北商人裘治平等上书呈请“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当即遭到袁世凯的痛斥:“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并下令湖北民政长将裘治平“严行查拿,按律惩治”(16)。同时指天发誓:“本总统受国民托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17)此时袁世凯的这番话是真是假,也尚难判断。
        1915年元月间,袁克定出面,杨度作陪,邀请梁启超汤山赴春宴。据梁启超回忆说:席间“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本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及移家天津,旋即南下”(18)。可见袁克定与杨度的活动,早在8月23日筹安会公开之前。
        然而,其他资料表明,袁世凯本人此时尚未下定称帝决心。例如他在1915年7月与冯国璋关于国体的一番谈话中,还在对包括袁克定在内的袁家子弟之不足成事痛而道之,不似违心之论。谈话曰:“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与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余之四五儿子在英留学,余已饬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此等者逼余者,则余惟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19)又,就在杨度、袁克定会晤梁启超的元月,袁世凯曾一度严令帝制活动一律停止。时值191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继之提出“二十一条”,国势艰危。黄兴与欧事研究会部分党人以国难为重,恐怕袁政府受内外交攻之困难,不能专心御侮,乃纷纷通电宣言停止反袁活动,主张一致对外。袁氏也确曾有抵抗之意,但在随后的中日交涉中,企望欧美诸国干涉的愿望落空,英国劝其“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俄国则更直接地要他“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乃决定对日屈服。1915年5月25日,包括“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的《中日民四条约》在北京正式签署。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刚刚告一段落,“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又哄传一时。但袁世凯此时仍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第一次革命之际,清皇族中,曾议以帝位让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儿寡妇,不仁不义,余何忍为。且由中国历史观之,帝王数代必逢革命,子孙绝灭,贻祸无穷。即日君主立宪,亦终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为兴替。余若为皇帝,是自绝似续,而无益国家,人虽至愚并不至此。”(20)日本《朝日新闻》谓帝制由杨度、孙毓筠建议,杨、孙亦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托其在该报上更正。据此看来,袁世凯此时仍属决心不定。
        袁世凯决心推进帝制运动应在1915年8月3日古德诺文章发表之后,及8月14日筹安会发起以前。是古德诺及杨度的帝制主张建立在对皇权功能研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去除了他在称帝问题上的某种心理障碍。即帝制是由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他个人或家族的需要。这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古老的孔孟之道,而是由于国情、国家安危、国体(实为政体)适应这类现代政治意识构筑起来的一道心理防线。他将不是一个传统的“家天下”皇帝,只是皇权主义大总统“实至名归”的一个步骤,一道程序而已。“皇帝的新衣”换旧衣,也许能使他在心理上更坦然,用不着再经常重复一些政治谎言。
        8月3日,袁政府的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其宪法顾问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鼓吹“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教各地勉强实行,终无善果”。且“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其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
        古德诺文章见报的同时,内史监的夏寿田转告杨度,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团体。杨即往总统府觐见。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告之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却表示“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乃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袁遂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等谈谈。”杨旋即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于8月14日联合发起成立“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的“筹安会”,杨度自然是其核心人物。
        “筹一国之治安者”,谋国家长治久安也,非筹袁氏一家之计。杨度所以“正色”以告,就是要划清这一界限。这既为袁世凯扫除心理障碍,也是杨实现自我的一种追求。世人多以袁、杨一体,同流合污为论,实际应有区别。杨度和严复属同一类型人物,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萌生时代的思想代表和政治活动家。而严复活动领域更多在思想界,杨度则颇热衷于政治实践。二人又都是自视甚高,进人民国后,难以从众,实际是难以认同革命意识形态或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自限藩篱罢了。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人。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时经济特科所选拔之人才,后留学日本,参与创办《游学译刊》,与黄兴、陈天华等交往密切。不久觉得革命党成事不足,决心做君宪党,与梁启超同调。他曾与孙中山相约,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谁先成功,另外一人即当偃旗以从。稍后又觉得梁是慈禧太后痛恨之人,与其合作有害无利,乃独树一帜,以谋活动。1906年曾为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起草报告,翌年回国后,以四品京卿的荣擢,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是为体制内的立宪派,从而结识袁世凯。及袁被载沣放逐,虽未同时被摈,但在那种排汉的潮流中也不能得志。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再度出山,又与交结,并同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进行拥袁活动。清帝退位,孙、袁总统位置的授受,他与汪都是当时重要的牵线人物。1914年被袁拉人参政院。人谓他自忖替袁出力不少,却终不能与梁士诒并驾齐驱,分尝鼎之一脔。熊希龄组阁时,欲谋一交通总长位置又不能如愿,遂又与袁克定交好,吹捧其是当代的李世民,而自比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想替袁家制造一具世袭皇冠,趁势谋取袁家帝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这都是与忖度严复献媚李鸿章与袁世凯,想做大官的论断相同,并无实据。果然如此,则又何必对袁世凯“正色”明志,顺竿爬上岂不更妙?故此筹安会的出现,有人说是袁借重了杨,又说是杨借重了袁,一个要皇冠,一个要开国总理。结果是袁的皇冠戴不成,杨的内阁总理也徒托梦幻。这倒是说对了一半,不过袁借重杨其实主要是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杨之借重袁,是为试验他的君宪主义是否可行。因为袁正式出面要杨组织的团体,并不是帝制团体,主动提出要将之办成君宪主义团体的是杨度,而袁尚犹疑。
        8月23日,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筹安会宣言引述了古德诺的言论后,公开鼓吹:“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惑。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因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21)在其通告会员书中称,“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22)。
        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又随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各省文武官,请派代表到京,并寄与古德诺论文,入会愿书及投票纸,请各议员书明赞否并代募会员,从此帝制运动进入公开化时期。袁世凯的态度也逐渐明朗,当有人要求解散筹安会,逮捕杨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国是”(23),肃政厅也迫于人民压力建议取消筹安会时,袁却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24)批复,并且在公开回答应否干涉筹安会问题时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久不措意。……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个人固无嫌疑可。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强加干涉乎?”又说:“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及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则答以“该会为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25)。摸清了袁世凯的底细,各省文武官员对于筹安会的来电无不赞成,纷纷派代表赴京。杨度本计划各省代表到齐,开会议决呈请实行帝制,但筹安会不是法定机关无呈请资格,于是改变方针,由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向参政院请愿。但参政院9月1日开院时,各省代表仍无法到齐,于是再次改变手段,组织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起草。各省请愿团的领衔人物皆为袁氏心腹,如曹锟、刘若曾、张作霖、沈云霈、赵倜、倪嗣冲、段芝贵、姜桂题、梁鸿志、叶德辉等。
        与此同时,袁世凯在京的另一批党羽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也不甘落后,视请愿帝制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的大好时机,乃筹集巨款,调动人马,在北京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竟至“乞丐代表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也夹杂其中。由筹安会一手代办的统一规格、内容的请愿书似雪片般飞向参政院。稍后,梁士诒又串通各请愿团体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并且有超过筹安会之态势。9月28日,参政院再次开会,梁士诒、孙毓筠等以参政身份提出,依照请愿团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并由梁士诒等人起草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10月2日咨请政府公布施行。袁世凯即于是月8日将组织法公布。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是为复辟帝制的急就篇,它规定:“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各县选举会初选当选之复选选举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选举之。”其他各项国民代表,则由国会会议组织法所规定的单选选举人选举之,先由选举人投票选举代表,再由代表投票决定国体(26)。这一规定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及其他项单选选举人为基础,省去了许多繁重手续,是一个“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速成办法。但袁氏党羽仍嫌时间不速,另与各省密电交错,“无非密示同宜,互相商榷,对于选举法则讲求运用之方,对于选举人则暗施操纵之术”(27),从而构成了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黑幕。
        10月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28日始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为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军警密布,如此情况之下,投票结果可想而知。投票之后,紧密衔接的是推戴袁世凯当皇帝。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结束,总共1993票,完全主张君宪,各省推戴书的字句更是妙不可言,都是用“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45字,竟无一书一字之不同。同时还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
        得到这一荣耀委托的参政院即于12月11日举行会议,起草总推戴书后,连同各省送来的推戴书一并呈上。袁世凯在当天咨复参政院,表示推让,并申令:“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誓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28)既然要“另行推戴”,就是“同意”推翻民主共和;“熟筹审虑”,不过是要人替其“背弃誓词”进行辩解罢了。
        当天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以总代表名义再次起草呈递推戴书,内称:“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誓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29)有了这番为袁称帝并无“背弃誓言”的开脱言论,袁乃于翌日咨复参政院承认帝位,咨文首先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施,岂予薄德鲜能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30)一言以蔽之,为了俯顺“民意”、“救国救民”,他只好“牺牲”自己当皇帝了。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他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总统府更名新华宫,择元旦日正式登基。帝制时代乃重新开始。
        梁启超对这段历史曾有精辟之见,他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千万事!”他的结论是:“由此观之,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此次阴谋一切表里之责任,皆应由袁氏一人完全负之”(31)。
        袁世凯在世时, “心目中常觉天下人皆愚,唯吾一人独智。”(32)然而历史辩证法是无情的,袁世凯欲屈天下奉一人,必至尽天下人敌一人,当其倒行逆施达到顶点的时候,反对帝制的烈火也正熊熊燃烧起来,并终将这个巨奸大憝烧成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