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是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内容的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一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具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行动意义的显著特点。
        袁世凯破坏国会、毁弃约法、改元建号、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使得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之间的斗争再度尖锐起来,全国各阶级、阶层的反袁斗争,继“二次革命”之后,蓬勃兴起,并迅速进入高潮。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始终坚持反袁的政治立场,并明确表示要以革命的暴力手段“重造共和”。 1914年初,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义的军事计划。陈其美认为“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于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者也”。因此主张“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捣穴之计”①。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年1月派陈其美和戴季陶前往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继续策动讨袁军事②;随后又派夏重民、邓铿等到香港部署南方军事,以为东北声援。
        欧战爆发后,孙中山认为“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根据情况的变化,他改变了最先在东北建立革命基础的战略,转注全力于江、浙与广东三省,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③。为便于统一指挥,决定在上海设立总部,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同时派遣大批党员回国,调查情况,运动军队,筹设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各军,利用当地人民和军队的关系,筹备起事,又派胡汉民、许崇智等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
        1915年4月,中华革命党于中日交涉之际发布告国人书,呼吁“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④。8月,孙中山在《致宿务同志函》中宣布:“自袁氏专政以来,满清官僚复活,共和民政,一切荡然,海内人民,惨遭荼毒。近更私与日人结托,急欲制其王冠,公然为卖国之举,以我同胞竭无数生命财产之牺牲,收复河山于满人之手,岂可听二三民贼,甘心破坏, 自致沦亡。弟为是誓起义师,申讨此贼,以企重造共和,国内外同胞之幸福。”⑤
        随着国内帝制逆流的泛起,9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会议,指出“北京近有筹安会之设,盛倡帝制之说,有反对者竟被逮捕,袁氏积恶至此,将来反动,比之满清末年尤大。吾党处此,当更努力”⑥。10月,他又指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布通告:“共和真髓,实无一存,所存者,不过其名而已!……能速革命,而后有国,否则事机一去,噬脐不及。”号召各地中华革命军起义。12月,孙中山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谴责袁氏政府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⑦。他向国人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小规模的反袁武装起义此伏彼起,一直没有间断,这使孙中山对反袁斗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现在海内风云,以袁氏称帝之故,愈趋愈急,夫己氏股肱诸将亦有土崩瓦解之势,乘时蹶起,机不可失。”展望前景,“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⑧
        1915年1 1月,陈其美等策划并暗杀了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又在上海发动了“肇和之役”。 1916年,江苏、安徽、广东、湖南、湖北、福建、四川、奉天等地,都爆发了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武装起义,在国内重新点燃了武装讨袁的火种,这些起义“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之中,而促以实行”⑨。但由于这些起义缺乏坚强有力的统一组织,以及必要的联系和声援,加之没能发动最广大的民众,只是局限在少数革命党人、会党和军队里,故大都以失败告终。也正因为如此,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护国运动中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1915年2月,当梁启超、蔡锷打出“护国”旗号,策动西南独立时,反袁斗争的领导权已转入进步党人之手。
        欧事研究会是护国战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在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时,欧事研究会曾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趋向,主张“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⑩,当此之时,应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碍袁政府之对日外交(11),并希望以此为条件,联袁反日。未曾想这一主张反被袁利用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并且袁不但没有拒绝日本在谈判中的无理要求,而是“忍心迎受,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12)。这使欧事研究会非常失望,于是态度大转。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程潜、李根源等17人联名通电,痛斥袁世凯丧权卖国,还向国人公开承认前此对时局通电的错误立场,请求谅解,并且表现出与中华革命党恢复关系的意向。
        8月,欧事研究会派与云南地方军队具同乡、同学、同窗之谊的方声涛等经上海、香港潜赴云南,与滇军的中下级军官和旧同盟会员联络,密谋策动军队起义。12月,李烈钧等亦陆续至滇,联合滇军将领、进步党人、旧同盟会员,积极筹划反袁武装起义。其他会员亦分别到广西、安徽、湖南、浙江、四川等省活动。此后蔡锷举事,欧事研究会的不少会员积极参加了云南护国军的北伐(13)。
        是时,在美国的黄兴已积劳成疾,但仍潜心配合国内讨袁军的反帝斗争。他致函张孝准部署讨袁策略: (一) “发难须急”,以免袁贼用手段破坏;(二)“发难不必择地”,滇粤均可;(三)“广设暗杀机关”,凡拥护帝制之机关或个人均应“破灭之”,以“造起种种恐慌”;(四)冯国璋“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五)外交“须尽力图之”,尤须注意日本动向(14)。同时又派石陶钧、张孝准二人掩护蔡锷经日本转香港、安南抵滇,并指示在天津的刘揆一联合北方同志,配合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时在山东),“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军北伐(15)。同时,他还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谴责袁世凯倒行逆施,背离民意,帝制自为,革命党人决心以革命手段诛除之。并发起筹款,支助国内讨袁军。他在致国内友人书中说:“今日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以正气讨昏暴,以公意诛独夫,义正名顺,实洽国内之人心,得世界之同意。”黄兴表示,他的“报国之心有进无已”(16)。1916年4月,黄兴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反帝制运动。5月9日,他在归途中发表宣言,历数袁世凯以权谋奸诈骗取总统、攘窃帝位的罪行,指出现在“人民迷梦已醒”,“既一再以剑血拥护共和,断不肯复戴一背叛共和主张帝制之元凶为总统”(17)。随即又通电全国,表明誓与国人同心讨逆,务除元凶的决心。
        进步党与欧事研究会的合作也日见发展。欧事研究会对于进步党的转变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称赞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欺国人”(18)。而后梁启超自津抵沪,便和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双方并开始共谋讨袁良策。为解决筹款购置武器及对日外交诸事,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杨永泰、程潜等人联名致函梁启超,说明岑春煊须赴日活动外援,希望他协助进行。梁本主张岑赴滇以壮军威,但还是接受了李根源等人的意见,帮助岑到日本活动筹款。此后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合作愈加密切。故护国之役结束时,梁启超称“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19)。此语虽有包揽全功、排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嫌,但也不无一定道理。
        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持拥袁政治立场。他们具有清末立宪运动经验,又有肇建共和之功,一直比较现实地与地主阶级当权派建立合作关系,避免对抗,依附性明显,但尚能始终保持本身的独立性,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要居于指导地位。在国会解散前,进步党人为虎作伥,帮着袁世凯排挤国民党,一时倒也得意。谁知好景不常,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一心摆脱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轨道”,日渐远离立宪政治,随即又视其为赘瘤,无情地一脚踢开,进步党遂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但此时,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尚无反袁的意图,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要变更国体时,他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并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制裁之,惩治之”。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劝告,悬崖勒马。是年6月底,梁启超离粤随冯国璋入京时,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说:“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即冯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20)但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便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他真没有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真相毕露。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等人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且一段时间以来,针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抨击,他们一直为袁氏向国人保证:“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21)现在袁氏帝制自为又使其如何向国人交待。尤其是袁世凯利用杨度谋划帝制,明显地是要排斥梁启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地位,并要把进步党人置于清末立宪运动时期的完全从属状态,是可忍,孰不可忍?梁启超决心发难,遂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纸雄文炮打司令部之举。夺回意识形态主动权后,随即由蔡锷动员进步党仅有的力量实体系统,发动了护国之役。
        曾是20年代初联省自治运动积极活动家的李剑农在谈到进步党、欧事研究会、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斗争中的连锁关系时曾说:“一、进步党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冯、段、徐等)益趋于积极。二、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的活动,使许多人也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多事了。三、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联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连[联]合阵线。”(2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梁启超对所属权力结构将皇权主义导向极端、决心推行帝制路线的政治司令部发出的严厉警告,目标自然是袁世凯,但假想敌却是杨度,时在筹安会宣言发表后不多日的1915年8月20日。进步党人发动的反袁斗争在12月25日以前,一直采取的是“清君侧”战略。这固然表现了进步党固有的保守倾向,但却起到了革命党所不能取得的效果。孙中山革命党发起的反袁武装斗争早于护国战争,但落落寡和,很少声势,护国战争中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梁启超以权力结构内部意识形态之争的文斗开路,并将打击面缩到最小范围,其最大效果是争取地主阶级当权派力量实体系统的中立,而把袁世凯孤立起来。因为帝制并非洋务派地主阶级所必需。《异》文的成功之处是申明了已成为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要素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并指出这是不应以少数人的好恶与臆测而背离的,而且背离这一观念也无助于巩固与发展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根本利益。
        文章从方法论起议。它承认皇权与共和制度均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而非万能性的存在。这就脱去儒学的“道统”或“法统”之争,而与古德诺及杨度一同站到了现代政治学论点上来,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理论主动权,进而反对其形而上学的主观性选择。指出:“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从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源,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又说:国体“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弈棋”。“国体一更,政治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
        文章的要害在于梁启超勇于进人对手的心理领域,从对手的现实利害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达到触及权力结构灵魂的目的。与一般人对此文的理解不同,梁启超不反对帝制,是合乎方法论逻辑的。他与杨度的区别、分歧在于杨将帝制看成是中国致强的起点,是逻辑的前提,而梁认为帝制应是中国致强过程的终点,是逻辑的结果,并揭开杨度们不问政治的面纱,直指权力结构所有方面的利害所在。他质问:“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随后,梁启超指出中国帝制可行性的两条道路:“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自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忧虑,俾得专精一虑,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一日。”若“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摧之,实戕其母”(23)。
        梁启超所说的第一条帝制可行性道路,实际也是惟一的可行性道路,是要求地主阶级当权派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进程推行到底,达到“内治修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而后对外“一战而霸”,实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梦想。这实际是拿破仑一世帝制之路。第二条路则是袁世凯以资产阶级当权派首领身份篡夺之路,必致引起包括当权派在内的“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内的“中国之民无孑遗矣”,恐亦非袁世凯及全体当权派之福。所以他希望杨度不要对袁世凯误导,陷中国与袁世凯以及整个权力结构于万劫不复之地。语重心长,其所以震撼包括新《约法》体制下各有关方面人心者在此。
        该文发表前,袁世凯已有所知,曾派夏寿田到天津送20万元巨款给梁,劝其不要发表,被梁婉词谢却,将钱退回,并将该文“录寄袁氏”。袁恼怒地派人对其威胁,说他“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24)。但梁不为所动。8月20日,正是筹安会抬轿子锣鼓喧天的时候,洋洋万余言的这篇文章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京津各报相继转载。
        据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原稿比后发表者较为激烈,中有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又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25)该文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也给后来人以强烈印象:“记得袁世凯称帝以前,他的中外帮闲人如筹安会六君子及古德诺、有贺长雄之流,掀起了所谓国体问题的讨论,为袁的窃国称帝制造舆论。梁启超撰文驳斥,题目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轰动中外,给了这些丑类以沉重的打击,而这个虎虎有生气的题目,却还深深地印在一些老年人的脑海里。”(26)
        袁世凯解散国会至复辟帝制的所作所为,打破了进步党人对他的全部幻想,阶级的本能驱动他们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他们认识到: “以为非实现吾党义,即不能实行共和”,结果却是“革命党倒矣,进步党倒矣,彼其所认为最后之目的之共和民国,亦岌岌乎殆矣”。“向使进步党不主张统一,则不至拥护政府,不拥护政府,则必不危及共和,而且危及自身。此之谓矛盾之党义也,此之谓自杀之党义也。”(27)梁启超在《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中,比较清楚地道出了进步党从拥袁到反袁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则既耄矣,路易十四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而人方日慕调于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音。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累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脐何及!”(28)
        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从拥袁走向反袁,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与袁世凯封建独裁矛盾激化的结果。 自然,举国一致反对帝制的革命运动,是促成这一政治力量转向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坚决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的行动,给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极大的影响。1915年11月7日,孙洪伊等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29)。翌日,又通电各省分支部,表示“当此存亡危急,一发千钧之际,吾党力障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30)。进步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也都加入了反袁武装斗争的行列,北京的进步党头面人物,除极个别者外,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如进步党理事长、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会议;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到原籍江苏南通,抵家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避上海;熊希龄也以省亲为由,离京回到原籍湖南,虽经袁世凯拉拢、挽留,终没有回心转意。
        梁启超在对袁世凯进行“文斗”的同时,也在准备武斗。从事武装斗争的主帅蔡锷,是梁任教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学生,前云南都督,隶属进步党,一直是拥护袁世凯的地方当权派,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梁启超所说进步党“只余此区区片土”、“根基未覆尽者”,即指蔡锷在云南地方的力量实体系统。但他的拥袁是有目的的,即梁启超所说的“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蔡锷对袁解散国会后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失望而不是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用蔡锷自己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希冀感格”(31)。然而,袁世凯帝制自为终于还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这使他们对袁的幻想彻底破灭,认识到“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兹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32)。
        8月15日,蔡锷到天津与梁启超“共商之计”(33),确定了武装反袁的方针。梁启超表示:“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34)此后,他们多次往返商讨,计划“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进步党人戴戡等人亦参与讨论。最后决定,蔡锷、戴戡、王伯群赴云南,梁启超、汤觉顿赴两广。
        关于蔡锷领导护国军在云南发动起义的经过,据梁启超讲,8月中旬天津会谈后,“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抬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前月经黎总统任为四川省长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35)
        蔡锷到云南后,立即与各方联系,先后致电刘显世、刘存厚、雷飙等,申明反袁起义“于国家前途、吾党荣辱,关系甚巨”,并将滇省讨袁计划及与梁启超等人运动军队的情况告之,促进举事。12月21日,蔡锷、唐继尧主持,齐集昆明各派反袁人士和云南的主要军政人员李烈钧、任可澄、熊克武、方声涛、戴戡、但懋辛、籍忠寅、顾品珍、李日孩、罗佩金等举行紧急会议,当众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起义日期,不可再缓。”(36)议决举义步骤为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其取消帝制,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蔡锷还命戴戡宣读梁启超在天津起草的讨袁通电,征求大家意见。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已宣布接受帝位,原稿中“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略加删改,方可为用。但戴戡坚持任公文章,他人不得更改一字,要改也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此事表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这次反袁斗争中的确具有较大的权威性。
        关于出征军的名称,蔡锷欲袭明永乐靖难之例,称“讨贼军”或“讨逆军”,李根源等人提议称“共和军”或“护国军”。李烈钧认为“共和军”与从前共和党的名称相混,恐世人指为共和党一派人的行动,所以弃而不用。李曰孙则从反袁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出发,主张称“护国军”。讨论结果,一致采纳了这一意见。关于首脑机关,议决仍采民国元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37)都督人选因蔡、唐推让不止,只好公决唐为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任留守,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
        翌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举行宣誓典礼。是日夜,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发出了原稿由梁启超起草的“漾电”,电文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民国人交止于言。’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电文最后以“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38)为词,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
        24日,蔡锷、戴戡又联名向袁世凯发出“敬电”,要求其“给予照准”唐、任“所陈各节”,“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39)。25日,袁世凯没有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刘显世等遂联名发表云南独立的通电,宣布:“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既定。继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帮,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径通电,热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祸,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继尧等深受国感,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即日宣布独立,并檄四方,声罪致讨。”(40)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军起,云南独立,给帝制运动以当头棒喝。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进退维谷之中,只得于1916年2月23日下令延缓登基,将筹备“大典”的精神用到对滇作战上去。但正义之师势不可挡,袁氏帝制自为又导致了北洋系内部的混乱。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对袁氏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广西独立后,滇、黔、桂三省连成一片,一致讨袁,直逼川、湘、粤,袁军穷于应付。此时,各方警报纷至沓来,广东的独立已无法阻止,湖南、江西等省都出现了不稳的迹象,长江下游各省一般都持观望态度。
        又有消息说,日本对帝制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原定参加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典礼的周自齐遭到拒绝,后干脆直接通知袁政府,“原来贵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证无乱。今明明云南有乱,竟于此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则中政府之责任甚大,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日本还与英、法、俄、美等国共同对袁发出警告,“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41)。改元洪宪的外交文书,外国使馆亦皆退而不受。
        更令袁世凯惊恐不安的是,1916年3月10日,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等联名致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冯等五人多为其亲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且都是握有重兵的实力派,据当时报载,袁阅电后,惊恐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42)。这使他清楚地感觉到,北洋系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边缘,自己已经失去赖以称帝的力量,面临着灭顶之灾。是时,徐世昌也来信劝他,“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3月22日,走投无路的袁世凯被迫下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43)同时又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翌日又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立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帝制复辟的活剧,自1916年元旦改元洪宪起,至3月23日颁令废除洪宪年号止,总共上演了83天。
        袁世凯虽然被迫取消帝制,却仍企图保全总统权位,密令陈宦、张敬尧等人与蔡锷谈判停战,又不管当事人同意与否,硬打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的招牌,利用他们没有参与帝制活动所造成的形象和影响,出面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议和,遭到了拒绝。对方声言袁氏必须退位,这是停战议和的关键。
        蔡锷、刘显世、李烈钧等,连续发出数电,坚持袁氏必须下台的主张。蔡锷在致唐继尧的“全辰电”中说:“袁逆之撤销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紧逼,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44)梁启超此时尚在赴桂途中,他电告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45)唐继尧亦在致陆荣廷的两封电报中指出:“自上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袁氏叛逆之罪,已经成立,今即取消帝制,不能取消其犯罪。又究其造意之始,早在经非法蹂躏国会之日。故年来一切法令,皆当随而失其效力。关于国家根本问题,应以旧约法及大总统选举法为根据。袁氏犯罪,当然丧失总统资格,以副总统黎公继承,此正当办法也。”“非袁氏退位,决无商量余地。”(46)在《袁逆取消帝制致各省通电》中,唐继尧公开向国人声明三事:“(一)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裁判。(二)按照约法,要请副总统黎公继承大总统。(三)从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议员,重谋建设。以上三事,国命所关,继尧等一致决心,必求达此目的。”(47)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军务院是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联合组成的政治组织,具有与北京政府对立的临时政府性质。5月9日,孙中山发布《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48)。同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自称都督。在此前后,上海有17省国会议员集会并发表宣言:“今叛逆罪案,既已成立,照临时约法第四十一条,总统资格,业已丧失。副总统黎元洪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代行大总统职权,挽救狂澜,扶持大局。应使元凶伏法,永断祸根。”(49)5月22日,袁世凯一向宠信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宣布四川独立;随后,有其“屠户干儿”之称的湖南将军汤芗铭(汤化龙之弟)亦于29日宣告独立。袁氏阵营之内,外有冯国璋谋划南京会议,内有段祺瑞逼宫故伎再现,袁自护国军崛起以来,早已病入膏肓,内外交困之下,病遂不起,终在6月6日一命呜呼。正是帝制误了卿卿命,催魂尤以“二陈汤”(指先后独立的陈树藩、陈宦、汤芗铭)。至此,退位的问题亦随之解决了。
        辛亥革命将皇帝拉下了马,使民主共和口号风靡全国。但客观地说,在辛亥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民主共和的鉴别能力还不高,什么是真的民主共和,什么是假民主共和,可能一时还分不清楚。不过,对皇帝该不该要,人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袁世凯毁灭共和向帝制倒退,注定了其“自遭诛灭”的命运。辛亥故人吴玉章在分析那段历史时说:从前,如果有人说皇帝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是疯子。袁世凯想当皇帝,张勋想拥护别人当皇帝,尽管他们都有武力做后盾,可是一到要成大事的时候,就众叛亲离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