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这不仅标志着清王朝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制度的结束。组建全国统一政权问题提到了南北双方的议事日程。如前所述,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个本应在清帝退位后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南北和议时就已决定,即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但孙中山坚持: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①。他曾向伍廷芳解释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去满洲政府,并欲同时取消民国政府, 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天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②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辞职,同时送交了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以践前言。咨文说:“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资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③虽则如此,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上坚持: 一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一切法制章程④。这是孙中山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所设的最后一条防线,前两条的目的在于使袁世凯离开北洋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顽固的北方,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控制之下;第三条的目的在于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约束袁的行动。而且按照这三条办法,孙中山把他的“辞职”和“解职”加以区分,就是说他虽然辞职了,却没有“解职”,在袁世凯还没有到南京就职以前,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将仍然存在。关于孙中山提出的建都南京问题,开始时南方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很大。2月14日,临时参议院会议国都地点问题,谷钟秀、李肇甫等人主张国都设在北京,竟以20票对8票通过。孙中山闻知非常愤怒,次日咨请复议,广东代表也提议重议国都地点,主张设于南京,经过激烈辩论,以19票对8票通过。
        袁世凯焉能不知孙中山此番苦心的用意。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为此,他公然通电要挟南京临时政府:“南方之愿,前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倚清室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世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生,不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⑤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南京的参议院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在对内外文告中自称“新举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筹备处。在此形势下,南京政府虽然宣布举行南北统一的庆祝,但是事实上,南京和北京同时存在着两个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统一中国。就实际情况来说,南京临时政府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中,也不能统一行使政权。孙中山虽然还没有“解职”,却已是辞了职的临时大总统,他领导的政府在等待着袁世凯来接收。这样,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的政权,北方各省的军队在他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被革命阵营推戴为临时大总统,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此后,他又致电孙中山说:“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鉴谅。”⑥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原议。2月18日,他致函袁世凯说明:“今所急要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间焉。”⑦同时委派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纽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
        袁世凯接此电后,见硬抗无益,便转而采取两面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暗中却另行谋划。2月21日,蔡元培等专使衔命北上,袁立即指示直隶省和天津地方当局予以特别照料,还派袁克定为代表至津迎接。27日,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袁命大开正阳门(清例:非皇帝出入不开此门)迎接专使,并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13人为招待员。城内外各商铺、车站皆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还组织了600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会见袁世凯,递交了孙中山请南下就职的手书及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的委任状,敦请南下。袁与蔡等“一见面则允许赴宁就职”。晚上,袁委派胡惟德举行盛大宴会热情宴请。翌日,他又邀请代表举行谈话,仍是满口答应南下就职毫无问题,只是还有些事情需要妥为布置,“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计划先至武昌,再顺流而至南京。结果,使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等人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⑧。
        其实,袁世凯的这些“诚意”表示完全是欺骗。还是在孙中山提出袁必须南下就职时,深知袁不愿南下的张謇就写信给他出谋划策:“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箝捭阖,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下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⑨袁决心采纳。蔡元培一行抵京后,他即指使手下散布谣言,极力诬蔑孙中山。并且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或通电、或致函、或登门向蔡元培等无理取闹,举出种种“理由”,“佥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⑩。2月29日晚7时许,蔡元培等正在议事,北京城内突然枪声大作,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第三镇士兵发动兵变。变兵首先涌入朝阳门,继而分队自东而西,恣意抢掠。一时,东城及前门一带“火光烛天”,“枪声动地”,“凡金店、银钱店、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11)。迎袁专使下榻的煤渣胡同法政学堂更是祸不能免,变兵们持械“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12)。蔡元培等仓皇躲入六国饭店避难。是日晚,变兵抢掠通宵达旦,鸣枪归营。3月1日晚,兵变再起西城,毅军、巡警也加入了抢掠的行列,烧杀掳掠较前日晚更甚。两日中,北京商民损失“数千万”, “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13)。驻保定第二镇一部受北京影响,也相继变乱,乱事延续两昼夜,“市㕓阛阓化为灰烬,人民横遭惨杀者枕藉于道”(14)。兵变同时波及京保铁路沿线各市镇。2日夜,天津北洋驻军如法炮制,“放火行劫,通宵达旦”(15)。京奉、津浦铁路局以及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哄抢,店铺、民房被烧毁无数。
        兵变发生后,袁世凯宣称系由“误听谣传”引起。但大量事实证明,这是袁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2月21日,袁指使袁克定召集曹锟、姜桂题、杨士琦、杨度等人谈话说:“南边坚持要大总统南下就职,大总统要走,兵权就得交给别人。听说王芝祥要来当直隶总督。大总统只能带一标人去做卫队,至多也不能超过一协,其余的人恐怕都要裁汰调动。”煽动他们“等那些专使来的时候,把他们吓回去再说。” 23日,又找曹锟到他的公馆里密商。随后,曹派人通知第三镇几位军官前来开会,袁克定又把21日的话讲了一遍,并强调说:“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曹锟见无人应声,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团也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王芝祥也不敢来接直隶总督了。”他还告诉大家,由他通知陆建章叫执法处决不干涉这一行动(16)。27日晚,袁世凯也曾对唐绍仪、汪精卫暗示:“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17)
        兵变发生的当晚,据袁世凯左右说,袁闻后异常镇定,换上短衣,穿上马裤,足登青布便鞋,大喊:“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18)但同时却又指令江朝宗、姜桂题等无须弹压,“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19)。此后,不仅对曹锟及肇事各营长官绝口不言惩办,还“命将刚解到的军饷打开银鞘”,发给参加变乱的卫队(20)。袁素来治兵严苛,对其这次的反常行为,当时就有人提出质问:“使于事起时有一千(人)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21)唐绍仪则以亲身所见证明,兵变实为袁世凯所指使。他说:“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22)
        英、俄、德、日等国驻京外交使团紧密配合袁世凯的阴谋采取行动。3月1日,路透社发出专电,攻击孙中山坚持要袁南下就职“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以致招来这次“扰乱”,“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23)。北京公使团于3月2日召集会议,决定迅速调集军队, “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24)。翌日,700多名列强军队巡行北京,为袁助威。随后,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天津、青岛、香港等地调兵入京,总数达3 000人。他们还宣称:“各国公使均以襄助袁世凯为平乱之惟一妙法”,“深望南京政府许袁世凯在北京履任”。袁世凯“能得南北之信用,仍为现势上之主人,则尚不难以其威望镇定祸乱,否则仅有列强联合干涉之一途”(25)。北军将领更是为袁拒绝南下摇旗呐喊,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26)梁士诒秉承袁意威胁专使说:“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27)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谘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果“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28)。已被推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与之遥相呼应,危言耸昕地通电各省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如果相争不决,就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29)
        在这种南呼北应的形势下,迎袁专使蔡元培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3月2日,他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30)随后,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和袁不必南下就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31)
        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孙中山处于被动的境地。此时大多数的同盟会成员都沉浸在共和告成的喜悦之中,妥协已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向。尤其宋教仁等人忙于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以为法律是神圣的,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32)3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有人提出:“参议院前举袁世凯为总统,原希望其足以镇定北方,今既不能胜任,宜另举贤能以代。”(33)但这种意见很快被多数阁员否定,原先坚主建都南京,并为此与章太炎等进行过激烈斗争的黄兴也发生了动摇,对孙中山的主张“不表示坚决支持”(34)。舆论者竟联电孙中山,要求“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孙中山曲高和寡,孤掌难鸣,内心“大有难言的苦衷”,却又无力改变局势,只得让步。同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电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确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交待事宜;(六)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
        3月7日,孙中山电蔡元培转告袁世凯,按参议院所开办法在北京正式受职。袁见目的已达,8日即电参议院,完全承认所列六条办法,并将誓词电达。9日,参议院电袁承认其受职,并在致辞中特别告之:“《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35)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誓词中说:“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36)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37)
        袁世凯就职后,立即着手组织政府,还在南北和议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38)。革命派这一企图通过掌握内阁制政府而与袁世凯分掌政权的方案,遭到袁的坚决拒绝。立宪派人赵风昌乘机提出建议:“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这一被称为“双方兼顾”的方案提出后,“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绍仪入盟,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9)。成立“南北内阁”的折衷协议于是达成。3月13日,参议院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9日,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日,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部总长陆徵祥,内务部总长赵秉钧,财政部总长熊希龄,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司法部总长王宠惠,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工商部总长陈其美,交通部总长由唐绍仪兼任。以上阁员,革命党人仅得到当时被称为“冷衙门”的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重要部门全部落入袁世凯的党羽手中。
        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相率下野”,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暂住南京。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北迁。21日,唐绍仪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布内阁成立,南北统一的中华民国在北京正式开府。袁世凯终于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清王朝的旧墓地上,建立起新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专制政权。十余年后,孙中山在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时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之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40)是时的孙中山已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巩固共和必须联俄、联共,走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