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临时约法》的核心所在即所谓的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在政党制衡。但是,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权力,重要权力手段完全掌握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手中。袁世凯模式政体的权力来源与依据是暴力。在这种体制下,地主阶级当权派通过军阀以武力支配国家政治,只有在地主阶级当权派认为无须使用暴力也能取得所需利益时,他们才会重视议会斗争,组织业余性的所谓政党或朋党争夺议会席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也懂得暴力的重要性而对议会斗争不感兴趣。只有一时尚无暴力依靠的地主阶级在野派和对暴力不感兴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才将议会视作政治生命的惟一来源,组织专业性政党或组合临时性朋党,争夺议会席位。故而民国初立之际,以议会角力为目的的议会型政党林立一时,派系纷呈,这使北京民国政府初期成为中国议会政治表现最活跃、最充分的时代。据载:是时,“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①。也有人统计说高达三百多个②。
        初时,新生政党大多蝟集在上海、武汉、南京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尤以“上海为中心”。北京开府后,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亦纷纷迁入京城,竞至“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③。诸多政党中,大多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领导机构,也没有形成一批有威信、有经验、有斗争艺术和组织才能的政治领袖人物。多数党员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政治素养,“无官者藉党以得官,有官者因党不失官”。还有许多政党“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几个见猎心喜的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红人,就把招牌挂起,发表宣言,招收党徒,到处活动。有的是为了拥护一个领袖共谋富贵而组织的,有的是为了乘机涌进政权机关,争几个人的地位而组织的,有的则是为了对抗其他集团而组织的”。这些实际只能算是朋党,大多具有地主阶级在野派属性。“各个小党派小集团都纷纷派人进行联络工作,有许多被人争相罗致或拥护的红人,他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好几个党派的文件上”④,成为横跨数党之人。如伍廷芳有11个党籍,黎元洪、熊希龄有9个党籍,唐绍仪、张謇、陈其美有7个党籍,汤化龙、程德全有6个党籍,章炳麟有5个党籍。“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尚有数会须赴也。”⑤此为当时中国组党的特色。
        民初所组党派的宗旨和纲领,基本大同小异,均以“民主共和”、“振兴实业”、“利国福民”、“发展平民教育”相标榜,但其实际行动却往往与其政纲、宣言中的华丽词句大相径庭。认真观察这诸多的政党,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仅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分,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不过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等十数党而已。此亦为中国组党的又一特色。
        民初中国组党的第三个特色,是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党派之间的分合时常显现。这其中既含有中国地主阶级朋党政治之争的传统,也反映着清末民初新兴自由派资产阶级对现代法治的幻想与渴望,同时也存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化行为。从而构成了一条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政治风景线,其历史汇合之妙, 自非军阀统治一语所能表述清楚。
        现将民初除同盟会外的主要议会型政党介绍如下:
        共和党。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是与同盟会实力相当的当时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地位仅次于同盟会。共和党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和帝国宪政会改组的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
        统一党于1912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系由章炳麟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1月,章炳麟和程德全分别担任正副会长。由于该会领导层中有不少是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故当时有人称其为“清逃官墨吏之通逃薮”。章炳麟自己也承认,他是欲借梁启超“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实际是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一些人与前清立宪派人士的一种联合。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1906年,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团体。此后,张謇被举为江苏谘议局议长,联合各省谘议局多次发起请愿运动,成为国会最有影响的立宪派领袖。武昌起义时曾请铁良发兵援鄂,镇压起义。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清王朝似危厦将倾,张謇遂见风转舵。先是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继而以“草”字头(革命党)名义与黄兴、陈其美、章炳麟等人频繁接触,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预备立宪公会首要内阁有名,但并无实权,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程德全在沪称病,汤寿潜远去南洋,张謇也辞职退居上海。这时,章炳麟欲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扩大为统一党,张謇等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分子均表示同意,于是联成一气,合组统一党。
        《统一党章程》宣布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政纲主要为“完成责任内阁制度”等11条,举章炳麟、张謇、宋教仁、熊希龄、程德全为理事。
        统一党成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分化。民初政党混杂本不鲜见,故党派的分化转合时有发生,统一党又是民初最早出现且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保守党, 自然在各方争取合并的目标之内。宋教仁就曾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起来,还为此事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并为此而列名为统一党理事,只因张謇等人的强烈反对没有成功。1912年4月,国民协进会的籍忠寅、周大烈运动统一党等党派合组共和党,章炳麟和张謇等人都表示同意。4月末,章赴京设立统一党本部事务所后,与上海方面渐生隔阂。5月,张謇、孟森等既未征得章炳麟同意,也未与北京本部和各支部商量,竟然在上海召开共和党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章仅为理事之一。章闻讯后立即电告上海,取消孟森等人的代表资格,不承认合并条件。从此,统一党内部发生破裂,张謇等立宪派人加人共和党,章炳麟一派仍坚持统一党称号。6月,北京统一党本部又发生分化,熊希龄等旧官僚派公开登报加人共和党。章乃就此宣言、通信齐发,声称“本党当以政纲十一条,超然自举,不随乱流,行而当则各党皆吾友朋,行而不当则各党皆吾敌对”⑥。8月,章南下抵武昌,黎元洪劝其就任共和党理事,他则劝黎为统一党“名誉总理”,并表示“此本非为党势计,但为明年国会选总统计算”。不久,章炳麟厌烦议会政治,认为“植党无益”,乃约黎元洪同时退出政党活动,并发表宣言说:“政党已为天下所鄙,议院尤为奸盗之渊”,“去留兴废,无足关心,仅将统一党及共和党理事,一概不理,并劝黎元洪,不须随逐政党。”⑦此后,统一党北京本部推王揖唐、汤化龙等人为理事,设在上海的统一党分事务所改为统一党机关部,推岑春煊和王鸿图为名誉部长,赵立夫为临时部长。
        民社是由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闽、王正廷、孙武、朱瑞、刘成禺等人于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宗旨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标榜“本卢梭人民社会之旨,发起民社”。民社的本部虽设在上海,其实质是以湖北为中心的一批共进会员、失意同盟会员、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谋与同盟会分庭抗礼,争取重新分配民国政府权力而发起组织的一个党派。民社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孙武、刘成禺等为常务理事,吴敬恒为总干事,主要成员以现役军人为主。
        国民协进会是由梁启超的弟子、袁世凯的幕僚范源濂和籍忠寅、黄远庸等人于1912年3月18日在天津宣告成立的。该党本源于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被称为民元“黄河以北最初发生之政党”。成员大部分来自清末资政院的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不设会长,常务干事有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严修、吴鼎昌等18人,“主脑”则是原宪友会要人籍忠寅和黄远庸。订有《国民协进会简章》13条,标榜以“宣达民意,监督政府”为宗旨,政治立场是拥袁拒孙。
        民国公会。1912年1月底由老光复会员沈钧业、董鸿褂与浙江籍立宪党人陈敬弟、黄群等发起成立于上海,系“扬子江一带革命团体之光复会中稳健分子及其他政客学子所组织”。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该党的政治主张与章炳麟的统一党非常相似,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同样持反对态度,并且支持袁世凯的“统一”活动。
        国民党。1912年2月27日由潘鸿鼎,朱寿朋、潘昌煦、陆鸿仪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实系由保皇会和帝国宪政会逐步演变而成,并非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该党成立时宣布:“本党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时,即开成立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但直至5月,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所以,合并入共和党的,只是国民党同志会。该党成员不多,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国民党暂定简章》宣布该党宗旨:“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扬共和之精神。”⑧其政纲为养成共和精神;采取美国共和制,以杰克逊学说为施政基础;外交采取亲美主义;尊重国民的权利义务,制定完全宪法;谋设国会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与筹备,1912年5月9日,共和党在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和《支、分部条例》,宣布以“防止小党分裂,便利政务进行,实行共和政治”为宗旨。政纲为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植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在三条政纲中,核心是第一条,即孙武所说:共和党“最大宗旨在国家统一主义”。所谓国家统一主义“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凡办一事,除应属地方各省办理者外,应“绝对由中央政府办理,不准各省各自为政”。这说明,共和党鼓吹的“国家主义”与“国家权力”,是为了迎合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故此,当时的舆论界称共和党为“国权党”,实质上就是袁世凯的“御用党”,而并非代表国民权利的“民权党”。
        共和党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等人为理事。成立大会后不久,本部迁往北京,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由于袁世凯的暗中支持,梁启超的幕后指挥,立宪党人和旧官僚派的巧妙活动,共和党的组织发展很快。据《中华杂志》、《国民杂志》、《时事新报》诸家的统计, 自1912年5月至1913年国会召开前,共和党在国内设立了38个支部和300多个分支部。又据张謇1912年9月的调查,仅上海交通事务所代办的共和党党证就达6万左右。此外,共和党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占据了优势。南京临时参议院时,40余名议员中有同盟会会员33人。参议院北迁改选后,同盟会议员仍旧只有30余人,共和党议员则骤增至40人。5月,共和党在北京临时参议院击败同盟会,推倒了原议长林森,占据了正副议长的职位。共和党人时功玖、那彦图、籍忠寅、汪荣宝等数人被选人了法律委员会,主持起草《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基本上控制了北京临时参议院的立法大权,为日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和国会中的选举奠定了基础,成为与同盟会角逐议会政治的强劲对手。
        民初另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议会型政党是民主党。系由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民国新政社等六个政团组合而成,其中前清体制外立宪党人居于主导地位,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此党较少当权派色彩,但却较多反对革命的自觉意识,核心人物多为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奉梁启超为当然领袖。梁启超自1905年以后具有较长时间与革命派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保守派政治纲领,也具有戊戌以来主张革新的领袖声望和宦海浮沉的经验。但其本人却甚具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典型政治性格:耽于理想,短于实践; 自视甚高,过于求全;以天下为己任,非不得已不为天下先;为王者师有余,成王者业甚难。当时舆论界有民主党“暗中实梁启超所主持”的说法,其实不确。梁启超志在领导一个以国民党(已于8月25日成立)为对手的统一反对党,不得已,也将选择共和党。
        国民协会。1911年10月24日由张嘉璈、温宗尧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选举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不久,温以“力所不胜”为由辞职,改举唐绍仪为总理。后因唐任内阁总理,改称名誉总理,但实际负责人是张嘉撤。国民协会赞成以民主共和制统一南北,反对袁世凯提出的“虚君立宪制”,支持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对于国体问题,坚持和平解决之说;对于共和新政府主张采取法国责任内阁制,反对实行美国总统制,以避免政府一旦不被人民信任而重新爆发“革命”。国民协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官场政界,北京开府后,立即显现出拥袁倒孙的立场。
        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2月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在上海发起,4月13日正式宣告成立,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核心人物“多为所谓旧咨议局联合会残党”,且多系跨党分子,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创立伊始,孙洪伊立即介绍梁启超入会。该会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 《财政问题商榷书》皆出自梁启超的手笔。
        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两党制,以便进行权力之争。是时,清帝已宣布退位,他们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其党魁林长民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本会”宜与多数稳健政团“联为一气”,结成缓进大党,以与先前组成之急进党相对峙。“就理想之政党言之,一国之中,不可无两大政党,一急一缓,互相颉颃,以跻不平。民国成立,人心为之一振,一时奋发之气,急进党易于成立,亦易于发生,即在今日,亦颇有此现象,缓进之党发达或当稍后。然近日政团中,取稳健主义者已有多数,主义既同,断无分立门户之争意见之理。故近日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统一共和党、国民协进会等,咸欲联成一气,成一大党。本会虽未成为政党,而宗旨即在于集合同主义之人,为将来政党之备。故从种种方面推测,此种结合,当亦本会同人之所赞同。”⑨
        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政纲主要是依梁启超撰写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而制定,主张实行完全政党内阁制,“非国会议员,不能为阁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之领袖组织之”。若不行政党内阁,总统“虽横恣污黩,民莫如何”,“人民欲易政府,势必出于革命”。政党内阁则不但无此弊端,且“阁(内阁)会(国会)一体”,内阁权力虽大,却不至利用其“国会多数之后援,以恣行秕政”;实行两党政治等等。如何建立政党内阁呢?他们认为首先需要确立以下原则:内阁必由政见相同之人组织;政府所提议案不能通过国会、国会弹劾政府以及为不信任投票时,即或解散国会,或政府辞职,二者必居其一;严格选举制度,以防“少数桀夫壬人私相接受,变为寡人专制政治”;“议会须禁用武力”,“以其人人得自由发表意见”。其次是需要厘正政党观念,主要为“排除”官僚势力之集合和秘密结社这两种伪政党;勿为已党垄断政权,而以卑劣手段妨害他党行动;防止小党分裂。再次是需要通过灌输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责任心等方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共和觉悟。以上政治纲领,反映出其向往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当时被视为比“寡人专制政治”稳健进步,因此对政治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该会成立较晚,不少地方上的活动分子、知名人士早已加入其他党团,所以其实际会员并不多,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只占有极少数的席位。因此,为谋取议院多数派的优势,急于与其他党团结成大党,这是其成立后活动的主要目的。
        共和统一会。1911年12月20日由一批北洋系军人在北京发起成立,要员多为北京军政界人士,实为一拥袁反孙的“军政派别”。举靳云鹏为总干事,廖宇春为副干事,夏清贻为评议部长,程克为执行部长。该会“以巩固民权,监督政府,谋国家统一进行为宗旨”。政纲主要为建设统一的共和国体,宪法取固定主义,巩固中央集权,确定地方自治之权限等。
        共和促进会。1912年1月16日由杨度、刘泽熙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时正值南北和议,清廷犹豫不决,袁世凯即授意杨度等人在京发起组织该会,公开提出共和主张,目的在于给清廷施加压力。清帝退位后,该会成为拥袁的政团。
        共和俱进会与国民新政社皆于1912年发起成立于北京,政见与上述各政团近似。
        1912年5月,共和党宣告成立。8月,国民党又宣告诞生。汤化龙、林长民等眼见共和、国民两党已成为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的两个大党,乃加紧民主党的组建步伐。10月27日,民主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马良、谢运涵、蒲殿俊、李经羲、孙洪伊等30人为常务委员。
        民主党自组建之日起,就以“第三党”相标榜。汤化龙在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也明确宣称:“民主党之地位,为第三党之地位。”“吾党今既为第三党,必有第三党之特质。”“此第三党之特质为何?即不争政权,而注意普及政治教育是也。”“对于他党之主张者,无论反对与赞成,皆不落于感情。”“以独立之精神,为光明正大之行动。”其实,民主党的活动证明它并非“光明正大”,更非“不争政权”。对此,刘崇佑曾有一绝妙的自白。当时,他误将梁文卿当成了梁启超的弟弟,乃对其敞开心扉说:“政党事业不外两种:一曰竞争政权,一曰指导国民。吾党纲则主目前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是则妒嫉者无所用其嫉,趋避者无所用其避。今日投身政界,无异牺牲其身,断不容兄自由行动(指人政界),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代之,易如反掌。”这就真切地道出了民主党“不争政权”的本来面目。
        民主党组建过程中,梁启超曾起过重要作用,但他并不支持民主党成为第三党,也不赞成民主党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主张,因为他对议会政治的构想、情钟所至的是西方的两党制。即:“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英美之政,所以独秀于世界者,凡以此耳……夫小党分立,必非国家之福明也。而政党之为物,又以政见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者也。我国将来政党,欲并合诸小党,使两大党对峙若英美,为事实至顺,亦在爱国君子自为之耳。”⑩民主党也并不接受梁启超的意见,而是认为“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薄弱,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11)为此,梁启超与民主党的关系日渐疏远。1913年2月,更是不顾昔日情谊,毅然宣布加入共和党。汤化龙等人也不客气,声明“民主党成立后,党之中坚人与任公交谊犹昔,党与任公即无何等之关系”(12)。这等于公开宣布,民主党与梁启超没有任何关系。
        民主党的发展并不顺利。不惟梁启超离其而去,共和统一会也在民主党成立后不久宣告独立。与此同时,民主党在竞选国会议员时遭到惨败,遂走上了与共和党、统一党“三党提携”合组进步党的道路。这似乎又是想要实践梁启超主张的“两党制”了。可见,民初议会政治中多党制与两党制并非绝然不可转换,不过是某一政治派别争夺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罢了。
        民元前后,纷起成立的政党政团,除上述影响较大者外,还有一些始终独自活动的组织。
        中华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由江亢虎发起成立于上海,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自承认为党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其上海本部成立后,各地响应者众。但在其众多的党员中,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论,绝大多数是“莫知其然”的盲从者,只有极少数,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才称得上是真诚追求真理的革命者,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主要干部有李怀霜、殷仁、陈翼龙、沙淦等人。政纲为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事业,专征地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等。社会党还主张美国亨利·乔治的专征地价学说,强调遗产归公和教育普及是消灭社会不平等的根本途径,“两者平行,百事都了”。即江亢虎所说:“愚意社会主义实行第一步,积极则建设公共教育机关,消极则破坏世袭遗产制度。”这既是江亢虎鼓吹“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党的基本纲领。
        中华社会党赞同共和,抵制君主立宪,支持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它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因而没有生命力。加之江亢虎发起组织该党,不过是想借“社会主义”的美名,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谋取个人权力而已,所以也不能坚持革命原则,很快屈服于袁世凯的暴力之下。
        中华民国工党。1912年1月21日由徐企文在上海发起成立,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人、开明士绅。基层组织依行业而建,并按行业选有正副领袖,多数亦是有产阶级。该党诸条政纲的核心是“实业救国”,认为只有工业发达了,政治才会民主,国家才会统一富强。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工党在政治上赞同共和制度,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以其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行动上与社会党密切合作,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中华民国自由党。1912年2月3日在上海宣告成立,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主持党务,林与乐为理事长。该党领导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员则主要为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房产主、手工业主、律师、医生等,也有一部分下层群众参加。该党宗旨为“维持社会之自由,扫除共和之障碍”。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在政治立场上公开声明“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4月,孙中山为该党拟定十条政纲,主要为保障人民自由。防止虚伪共和,促成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厉行强迫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劝励拓荒事业等。
        中华共和促进会。1911年12月由厉明度、胡飞、朱念祖、黄家骥等人发起于上海,推伍廷芳为名誉会长,陈其美为副会长。1912年2月改组为政党后,选蒋尊簋为副会长,章辅华为干事。政纲为促进共和,建单一制国家,设总理内阁;携急进主义,行国家主义;主持中央集权,改良行政区划;采五权分立说,国会取两院制,用普通选举法;依改良社会主义,谋经济之发达等。
        中华进步党。1912年初由苏筠尚、杨岘庄、郑鉴宇、郑正状等发起成立于上海。4月,推谭人凤、李经羲为正副总裁,苏本炎为名誉主裁。成员多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学生。“以破除阶级,伸张人权,扫祛人道之障碍,救济众生之苦恼为宗旨。”政纲主要有巩固国是,伸张国权;改良社会,尊重人权;振兴实业,救济贫民;平均地权,实行削减地价主义;修改法律,破除阶级;鼓吹弭兵,增进人类福祉等。
        公民急进党。1912年3月由周福鹏、郑铁如、查士端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举沈定一、王人文、陈启辉为掌理,陈飞公、查士端等15人为参事,成员多系绅商。“以养正锄非,化私就公,拥护民权,发展民意,晓导全国人民能尽公民天职,巩固政府造就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政纲主要有融合民族,划一政区,巩固国土,保障海权;普及基本教育;发展矿路航业;推广选举公权;整饬军备,提倡通国皆兵之制度等。
        中华民国宪政党,前身为中华民国宪法预备会。1911年12月由李钟珏、杨廷栋、徐继曾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伍廷芳、唐文治为赞成员。翌年3月,舍会改党,选举伍廷芳、李平书为正副领袖。宣称以“参酌欧美共和各国之宪法,制订适合中国国情之宪法,确立纯粹之共和政体,绝对反对君主政体,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督促实行共和政体”为目的。政纲主要有振兴实业,整理财政,保护民权,谋求社会之进步等。
        除以上所列之政党和政团外,民初尚有为数众多的小党或政团,但大多只有组织,没有政纲,甚至仅有一纸声明而已。故此,这些小党派或政团在当时和以后皆无甚影响。
        总之,民初政党的勃兴与化分化合,对这一时期的议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党派、团体正是满怀着他们的希冀,带着不同的政治主张,走向了国会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