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同盟会员沉醉在胜利的幻觉之中。他们总以为破坏告终,建设开始,憧憬着一个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会奇迹般地出现。因此,热衷于尽快结束革命的武装斗争,急切地希望投身于政党政治的正常活动,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他们虽然也多少考虑到应变的问题,但革命意志却日益衰退。如上海都督陈其美“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武昌起义前被捕人狱的胡瑛“出狱后娶两妻,复吸食鸦片,日学旧官僚之声音笑貌以自矜”等等。加之党内人员复杂,“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愈益发展。
        民初党派勃兴的浪潮也猛烈地冲击着同盟会,促使同盟会内的许多人,要求把同盟会从一个从事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党,改组为公开从事政党政治的议会党。宋教仁就曾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要求,实际上是想清除党内强烈反袁的激进分子和会党成员,他甚至主张“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①。同盟会内的少数派反对改组,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②但多数人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③。随后,章炳麟也在给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中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④公开要求同盟会改变秘密革命团体的性质,降低革命纲领,取消与立宪派的界限,与各政派分享政权,以达到所谓的“天下为公”。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⑤。
        但孙中山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于12月30日召开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宣布:“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⑥表明其虽赞成同盟会改为公开的议会型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的立场。之所以如此,据他自己讲,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⑦;二是为了避免“一党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事,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⑧又说:“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持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整顿同盟会,虽然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旧金山同盟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乘南京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海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决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陈其美等人更是擅自主张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等名称的政党⑩。在此情况下,同盟会本部于1912年1月在南京召开大会,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定,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改选汪精卫为总理(11)。
        但是,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就职,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并未进行。是时,全国组党形势几近风起云涌,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12)。加之袁世凯已就职北京,同盟会也须集结力量,以限制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促使孙中山等人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
        3月3日,同盟会再次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其政纲第一条强调,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对此,其机关刊物曾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13)这就清楚地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危害民国。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正式宣布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会后,同盟会党势大张,“趋势者多归同盟会,一日二三千人”(14)。“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15)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和局限。最主要的是,随着组织的发展,“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16),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成了官僚派”(17),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18),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孙中山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已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对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破坏革命党。”“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19)此外,还有一大批“新著同盟党籍者,未识前日艰难之事,势利所在,旦暮反复”,“同盟旧人亦为其所凌轹”。致使有的老同盟会员消沉下去,益无意于世事,有的“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20)。
        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为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内部意见纷歧不断。所以,当时同盟会虽为第一大党,但其革命性、战斗性和纯洁性却远不如秘密时期的同盟会,故孙中山称其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21)。尤其是在同盟会改组后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的宋教仁,一心沉湎于西方的议会政治,不顾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更加积极地主张建立政党内阁。企图凭借革命的声势,控制议会多数,运用政党政治,掌握内阁权力。他认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因此,他一度打算“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22)。后来他虽然没有离开同盟会,但始终想甩掉党内的激进派,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改组同盟会,使之放弃革命时的组织形式,适应议会政治的要求,成为从事议会活动的政党。
        3月1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这本是共和政体袁世凯模式的理想安排。因为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与其“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同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与唐“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23)。由唐出任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即使唐加入同盟会,也不会脱离他的控制。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之所料, 自参加南北和谈之时,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唐绍仪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赞成民主共和制度,并认为如此就必须采用“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因此招致了袁世凯的忌恨。袁“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24),而袁世凯“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更令其“深滋不悦”(25)。5月,袁、唐之间的冲突终以唐向比利时华比银行贷款,触犯了英、美、法、德等国银行团的在华利益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初时,宋教仁曾试图调和。他认为内阁阁员如果不能团结合作,克服困难,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所以,他在国务会议上表示:“现在,各省如有封建,到处动乱,我们只有集中智慧,计划救国方案,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整编军队,后行救急的财政政策,努力去做,才能使中国统一,渡过难关。但这必须依靠我们每一个人排除党见,和衷共济,才能够做到。”但收效甚微。他从此得出了新的认识:不同党派,彼此攻击,政潮迭起,必有碍于发展国政。他认为现在由各党派组成的“混合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由参议院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可以得到参议院同党的支持,阁员意见也容易统一,不会相互掣肘,一事无成。即使同党有意见,也不会闹到轻率辞职引发内阁危机的地步。尔后,这种认识一直是宋教仁为之奋斗的目标。
        6月15日,唐绍仪被迫出走天津,旋即正式提出辞职,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亦是。唐内阁的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谴责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效拿破仑第一故事”。同盟会内的激烈派虽欲举事,但又缺乏行动的力量,而稳健派则根本不赞成二次革命,甚至告诫激烈派说:“二次革命者,即自杀之代名词也。”(26)孙中山也认为“时局虽少混沌,然亦无大变动”,甚至天真地把唐内阁的垮台,看成是一个民主国家党派纷争的结果,也将事变的原因归咎于混合内阁形成的弊病,他指出,“此项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27)。张耀曾等人在代表同盟会与袁世凯会见时说得更明确:“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故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连猛烈抨击袁世凯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怪剧”。他的结论是:“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惟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28)这这些足以说明,同盟会并没有从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的行为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看不清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的途径,而是把民主政治的实施和争取民主的手段等同起来,把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内容等同起来。因此,当民主政治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不是把合法斗争和应变部署结合起来,而是企图进一步努力来完善议会政治的形式,并且充满了幻想,希望推出宋教仁组阁。之所以如此,除了希望通过建立政党内阁,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外,还源于过分相信自己完全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曾具体阐述了同盟会当时的策略考虑:“夫以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峙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并必差胜于甲乙两派之混合也……甲乙两派同院之害,我等既饫于经验矣,而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以此提议与同盟会本部之会议,大多数赞成。会员中又有提议者,谓我等不可专持消极主义,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担任。佥曰:‘然。’于是又增一积极主义。”(29)
        正是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同盟会本部决议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准备退出政府。同时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并且充满信心地表示:“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到目的之一日也。”袁世凯则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成立”,“不注意党派而专注人才”为名,坚决反对政党内阁,并于6月末推出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同盟会本部见政党内阁无望,决心不再卷入混合内阁的纷争之中,而以在野党的地位监督政府,遂于7月1日召开会议宣布:“本日职员会议决,此项既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是为至要。”翌日,同盟会四阁员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即至总统府辞职。
        宋教仁离开政坛之后,专心办理党务。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图存,只有组织强有力的内阁,但同盟会要想组织政党内阁,必须在参议院以及将来的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才能够实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对政局的发展趋势以及所持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时,即在此事。”(30)“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不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弃日纷,每况愈下矣。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31)即主张不参与政治,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后,同样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32)。而宋教仁则主张以同盟会为基础,“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组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在政治上继续同袁世凯较量,并“图政治手腕制胜”(33)。因此,他从退出内阁,“尽力党务”以来,便积极主张并实际成为改组同盟会的主持者。
        7月,宋教仁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同盟会改组为一大党问题。初时,多数会员表示反对,认为“现值各党竞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力,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白逾桓、田桐等人反对尤甚,故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改组方案没有通过。21日,同盟会召开夏季大会,多数会员仍不表同意,蔡元培也提出“不能舍己从人,决不能变更名称”。但由于宋教仁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为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意见实际占了上风。此后,由于多数会员主要反对同盟会改变名称,而并不反对改组本身,所以宋教仁等人仍在继续进行改组工作。对这一过程,记者黄远庸曾报道说:“同盟会改组事,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甫等,主之最力,屡次会议,皆无结果。”“昨十四(次)会议,又经提议,此事由魏宸组君主席,婉转陈词,略谓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一着。”“而白逾桓、田桐等数人,既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休,奈何提及改组,声势激烈。”(34)但由于宋教仁居于领导地位,并一再说明改组为一大政党的必要性,主要是:改组便于联合他党,扩张党势;改组有利于竞选议员,争取国会多数席位,组织政党内阁。经过宋教仁等人的反复说明,终于决定改组。据黄远庸报道:同盟会改组,“实系遯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为之奔走运动,最后“改组事定”,“诸同盟会议员即亲附之,与之联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35)
        宋教仁等首先与蔡锷为首领的统一共和党谋求合并。该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摇摆不定,受到北洋势力和共和党的指责,便转而与同盟会取一致态度,主张政党内阁。但谈判中该党提出了变更同盟会名义、废去民生主义、改良内部组织等要求。8月5日,岑春煊为首领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于这些条件和要求,原则上一律加以接受,但坚持政纲中保护民生字样。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同一天,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1 1日,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并于13日发表。宣言称:“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 “其名日国民党”(36)。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国民党成立后,即发表《国民党宣言》和《国民党规约》,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是故政党在其共和立宪国实可谓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政党“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蕲响,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责任内阁,“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37)。
        从国民党的政纲来看,较同盟会时期相比,革命精神的确有所减退,妥协色彩更加浓厚。如党纲把“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斗争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并且取消了“男女平权”的主张。但与当时所有的政党一样,单从党纲往往并不能完全看出它的真实意向。实际上,宋教仁改组同盟会既是从议会政治的长远目标着想,也是着眼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如其所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再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38)。他曾反复强调: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有的同盟会员说得更为明确:“当此时也,进步派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此外,虽然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党纲放弃了“民生主义”的提法,但从它对“采用民生政策”的解释和党员坚持的实际内容来看,“民生政策”不过是“民生主义”的代名词。《国民党宣言》指出:“采用民生政策”就是“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计民生,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宋教仁则直截了当地说:党纲第四条,“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39)这表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据此可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迁就统一共和党等政团要求实行妥协的一面,同时也充满了进取和斗争精神,或者说这种妥协含有一定的策略成分,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
        还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持赞成态度的。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前夕,他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各党所提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要求对改组“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电报还针对部分会员反对改名而强调说:“同盟会成立之时,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孙中山还亲自出席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他在演讲中说:“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又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项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为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这都可以说明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态度。故此,虽说宋教仁曾发表声明,称“此项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虽不尽符合实际,但也非事出无因。
        但是,孙中山此时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心情还是充满矛盾。其所以赞成宋教仁之举,是因为他也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同盟会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巩固共和,“非合大多数人才”,造成一大政党不可。如其所言:“今则共和成立,我同盟会目的已达,并不能再言破坏。凡赞同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须广为联合,以巩固共和。若仍坚持同盟会以前手段,是为守旧,故改组一事,今日为必要之事。”同时,孙中山也认为政党内阁“可以代表民意”,如果造成两党对峙,可以有利于竞争。所以,当宋教仁为实现“政党内阁”积极推动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他很自然地视为“时势所趋,不得不然”,甚至称“同盟会即国民党”。另一方面,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改组并不热心,因为他当时正专心致志于自己的“铁路计划”,“无暇顾及党务”,而且他从来认为单纯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会取得重大成果。因此,孙中山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党员而坚辞理事长职务,采取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的态度,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使其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党魁。
        为便于了解民初政党的产生和演进,及其此后在议会政治中的发展变化,兹将并入国民党内的其他政党略述如下:
        统一共和党,1912年4月11日成立于南京,系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其中,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于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和前清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于1912年1月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政治谈话会是由同盟会员刘秀、彭允彝等人发起组织的,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
        国民共进会,1912年2月由王宠惠、陈锦涛、徐谦、许世英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推举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主张以“完成健全共和政体”为目的,政纲主要有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筹备平民生计;振兴工商实业;同化五大民族等。重要会员有金兆丰、罗文干、陈锡恩等人。其中有些是清末的“官僚党”和立宪党人,如金兆丰、牟林等人,本是劳乃宣为首的“帝国宪政实进会”成员;林志钧、江辛等人本是“宪友会”成员。该党成立后,以纯粹政党相标榜,主张发展方向放在西北。由于王宠惠、徐谦、陈锦涛、许世英诸人均为唐内阁成员,所以该党在政界拥有一定的势力,自认可与其他政党争雄天下,故此“雄心勃勃”地极力谋求成为“极大政党”。唐内阁垮台,王宠惠、徐谦等相继辞职,该党亦陷入艰难的境地。
        共和实进会,1912年2月由晏起、董之云、许廉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该论党以切实“监督行政,补助立法”为职责,“既无依傍,亦无范围,有话便说,有事就办”(40),是个不满百人的小党,推举王宠惠为领袖。随着政潮迭起,政见逐渐转向“政党内阁”,与同盟会取一致行动。
        国民公党,原称“中国共和研究会”,1911年11月由夏廷桢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其目的在于“邀集吾国之绅商学界、报界同志诸公,与熟悉中西法律专研家共同研究”,“随时讨论先进国之共和机关,编译宣布”,“以启民智,为中国前途,力求幸福,将专制积习自然消弭于无形,而达共和目的”(41)。 1912年3月,该会宣布改称国民公党,推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宣布“本党宗旨在组成健全政党,制造真确舆论,巩固民国基础”(42)。政纲主要为实行平民政治;尊重法律,保护人权;提倡国民外交等(43)。7月,国民公党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随后即决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以谋扩张党势。岑、伍、程虽为理事,但不主持党务,党魁实为王人文与温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