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行使“总统特权”,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有四项:(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基于上述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这些办法也于8月20日公布。除第三项办法未曾施行,其余办法以《金圆券发行办法》为中心(共17条),主要内容有五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以40%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作准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抵充。
        第三,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
        第四,私人不得持有黄金和外汇,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五,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冻结。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以最快的速度刊发了金圆券发行的消息。金圆券关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迅即成为国人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议论着、猜测着,国民政府为什么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哪些人参与筹划了这次币改?如何出台的呢?
        法币极度膨胀,给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经济、财政、军事、政治带来致命威胁,这就是国民政府取消法币的重要原因。
        法币自1935年11月发行到1937年7月抗战前夕,发行总额14亿元。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增至1 032亿元。法币膨胀速度虽是惊人的,但与抗战胜利以后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从抗战胜利后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物价升腾,百业萧条。①在此期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实行抛售黄金、外汇政策,企图遏止通货膨胀,结果惨败,被迫下台。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张群提议,由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要他特别研究财政。张群内阁也曾拟制币改方案,要求得到美国资金的支持,但随着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1948年5月,国民政府施行“宪法”,蒋介石当上了总统,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原财长俞鸿钧接替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一时间,王云五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改制的中心人物。
        王云五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多有贡献,曾被誉为“学问界恩人”。蒋介石本想任俞鸿钧为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已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张嘉璈马上要交接手续。蒋介石就嘱翁文灏自己去物色财政部长。翁文灏与王云五素日相交不错,王又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故选王为财长。王云五起始对财长一职坚辞不受,无如盛情难却,又想到这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大好时机,于是凭着一惯好强和不畏艰难的癖性,接受财长之职。当时,各方人士对王云五任财长都感到惊奇,认为他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凭借商务印书馆的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对其也持不信任态度。
        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四人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镛(时为汉口金融管理局局长,后接替李立侠为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四人小组的研究意见是: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的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采用这个办法,大致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均表示同意,并叫四人小组拟定具体方案。俞鸿钧携此方案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满以为蒋会大加赞赏,不料蒋马上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它不能应付当前的局面。俞鸿钧对四人小组说,看来蒋总统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但他说不知道财政部方案的内容。其实,王云五主持财政部研究币改方案,俞鸿钧一直参与其间。因蒋介石嘱俞对上海方面力守秘密,所以俞对中央银行四人小组说不知道。
        王云五上任后,马上投入币制改革计划的研究。首先就财政部的主管人员分别查询,并令检呈有关改革币制的旧案和意见,还从财政部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历年国内关于改革币制的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经详加考虑后,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7月7日,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两人先交换意见,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逐条申述理由。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当即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和徐柏园三人,协助翁文灏和王云五详加研究,草拟有关办法,要绝对保守秘密。徐柏园时任财政部次长,此时才知道顶头上司有这么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王云五作得太秘密了。
        三人专家组对王云五的方案研讨了几次,没有作多少修改。7月29日,翁文灏邀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王云五、俞鸿钧、专家组三人同飞杭州,转往莫干山,谒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商讨币制改革办法。蒋介石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蒋介石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是否赶得上,俞鸿钧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说很好,嘱咐各人先行准备,等候决定。②
        蒋介石于7月31日在上海召见原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征询币改意见。张认为应当慎重,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民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对张嘉璈的意见,蒋介石未置可否。8月17日,蒋又召见张嘉璈,垂询币改意见。张仍坚持己见,认为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无法抑制。蒋介石说,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张嘉璈认为,中国地大,交通不便,无法处处管制。8月18日中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张嘉璈,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看后认为,物价绝对无法限制,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如果人民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此时,蒋意已决,决定第二天就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③
        8月18日下午,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照例不能参加该项会议,但因需要,破例请他出席,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8月19日,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在国务会议及行政会议上通过。8月20日公布执行。同一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成立,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8月23日,金圆券正式开始发行。
        金圆券办法公布后,许多政府人员对此抱怀疑态度,立法委员会更是反对。蒋介石曾召见卢郁文、郑彦棻、黄元彬等委员,询问他们对于金圆券的意见。黄元彬说:“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只有一边准备一边挽救,一是必须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和外币,它们留在人民手里没有大危险;二是立即改为无限制兑现,在发行额未超过市面流通之前,商民不会来兑现;三是立即向美国交涉,筹措黄金外汇,维持货币稳定。④蒋介石没有理会这些意见。8月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
        金圆券发行之初,老百姓遵照命令,纷纷以所存黄金、白银、银元、银角、外币等,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中央银行在上海的总行及各地分行,一时间手忙脚乱。柜台外排起长龙,请兑过分拥挤。行员只好延长办公时间,专办收兑。因在兑换黄金时常因成色发生纠纷,手续又过繁琐,市民相率裹足,收兑工作受到影响。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一些市民认为这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对金圆券将来的发行数字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很难辨别真伪,由此纷争迭起。
        一般老百姓,迫于压力,还能按规定办事,工商业资本家就不那么听话了,他们想方设法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下决心要拿这些人开刀。上海银行业拟凑一千万美元上缴应付一下,蒋介石闻知极为震怒,大骂商业银行自私自利,严令它们将所有外汇存放到中央银行,否则严惩不贷。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金融家,令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声称非打几个老虎不可,将荣鸿元等著名资本家逮捕入狱。上海工商界感觉形势严峻,只好拿出金银外汇,免遭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各地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有些店主暗中抬价,却给扬言要检举的流氓提供了机会,只要声称检举,“都可以敲诈一些钱去”⑤。许多商店因违犯规定,货物被没收封存。
        一般百姓和工商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与商品市场出现了奇迹。在金圆券发行最初的40天里,物价被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利率也在下降。财长王云五欣喜若狂,以为币制改革必将成功。
        9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董事会议将在美国召开,按惯例此次会议由中国做轮值主席。王云五欲前往出席,在基金会谋求贷款。老朋友傅斯年曾予劝阻,说如果没有带回钱来的把握,最好不去。美国对于财金洽谈,只重专家意见,对非财金专家的王云五估计不会热情。王云五没有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决定赴美参加会议。他把财部事务吩咐给财部次长徐柏园,并向翁文灏院长作了报告。在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王云五多方活动,希望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以安定中国的经济政治局势。事实证明,没有结果。
        10月9日,王云五一行返回国内。此时,国民党军事节节失利,军事支出浩繁,财政亏空全靠发票子维持。金圆券已迅速贬值,黄金外汇黑市远远超过官价,抢购风潮也弥漫全国。
        10月28日,在行政院经管会议上,与会者都主张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都可以计本定价,承认币制改革失败。11月1日,行政院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翁文灏内阁申请辞职,王云五也从财长的位置退了出来。王云五并没有过度沮丧,他过了一把当财长的瘾,也为蒋介石政府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如果没有这2亿美元,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发行额达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限额已极接近。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需要增加极巨,要求尽快放宽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取消,此后发行额以命令定之;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银币可以流通;可以金圆券存人中央银行,期满一年后,按存款日汇率,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升至20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额以几何级数累进。11月底达32亿元,12月底81亿元。俞鸿钧在12月下旬两次请求增发共60亿元。到1949年1月,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如四川省财政厅长任师尚鉴于川省钞荒严重,“请速运钞救济,并请恢复重庆印刷厂印刷钞券”。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⑥到4月份,刘攻芸请求财政部增发金圆券1.3万亿元,同月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底,更增至67万亿元。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百元、5百元、1千元、5千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有人说当时百业萧条,惟有印钞业一枝独秀。国内印钞业不足供应,还由美国承印,用飞机输送。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钞票还在运输途中,就已经大大贬值了。
        自中央银行允许金圆券存兑以后,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很多人头一天晚上就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等待次日破晓就到银行门前优先抢兑。因拥挤不堪,竟至发生挤伤挤死人命的惨状。⑦
        通货膨胀带来更为急剧的物价上涨。人们拿到金圆券就马上买东西,生怕遭受物价上涨的损失。抢购物品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连平常不需要的药品乃至棺材、小脚女人穿的鞋子都买。到1949年5月,金圆券买不了什么东西了。上海大米每石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一粒米就要金圆券130多元。此时,要500万元的金圆券才能和1948年9月的1元金圆券购买等量的商品。⑧
        在一些地区,金圆券干脆没人要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分行先后电陈,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赣省境内各地市及宁、青、新三省及甘肃所属复河、临夏等十余县均拒用金圆券。”在贵阳,交通部第十运输处自4月30日起,将客运货价一律改收银元,拒用金圆券钞票。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行政长官张治中说,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要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⑨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克上海。6月5日,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继续发行金圆券,广州、重庆等地的百姓仍受物价一日万变之苦。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改发银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