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扼制国统区极度恶化的通货膨胀,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综合各方面内容,除了规定实行金圆券改革以外,主要是对财政经济实行管制。管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私人不得持有金银和外币,持有者一律在限期内兑换金圆券,违者一律没收。兑换日期以9月30日为限(后来黄金与外汇延至10月31日,白银和银币延至11月30日)。二是实行限价政策,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凡有抬价出售及囤积不售者,一律严惩或没收。这是以政治压力推行金圆券发行的一种强硬手段。
        财政经济管制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金圆券发行的成败。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此专门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并将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划为经济管制区,派经济管制督导员监督财经政策的执行。8月21日,命令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地区经济管制的成败,对其他地区影响甚大。蒋介石派自己的儿子亲赴上海贯彻实施经管政策,足见对上海地区的重视程度。蒋经国虽名为副专员,协助俞鸿钧工作,但名副实正,俞只是挂名而已。
        蒋经国时年38岁。他于1943年由江西调至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仍兼赣州专员。1945年底,创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自任班主任。1946年,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组织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成立“戡乱建国大队”。
        在8月20日财政经济紧急令颁布的当天晚上,蒋经国就从南京到了上海,此时他已知道自己要负责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接受这一任务,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做此工作,就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履行应尽职责;另一方面,又因为从来没有过管理经济的经历,担心能否有所成就。
        上海督导员办公处设在外滩中央银行三楼,办事常在乐义饭店,有时也借汇中饭店和浦东大楼等处召开大小不同类型的会议。办公处下设物资调节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和经济检查委员会。蒋经国为经济检查委员会委员兼主任。
        蒋经国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组建自己的经济检查队伍。他的“戡乱建国大队”第六大队在此之前已驻上海。8月25日,其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大部分齐集京沪杭地区。第二天,中正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经济管制的组织行动。蒋经国命令:调“戡建”大队的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戡建”大队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吸收各阶层、各行业青年参加;召开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各省市支会、各大学支会,在上海召开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各省市支会及青年军各师政工负责人会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开展全国性限价运动;在上海江湾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训练班”,培训经管干部。蒋经国还谈了军警宪的配合作战问题。此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已令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稽查大队第三大队队长程义宽为经济检查大队长,归蒋经国直接指挥。保密局上海站直接供给蒋经国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在会上,蒋经国对商业金融状况作了分析,说上海“是中国的心脏。所以我们必须使它不但是繁荣,而且要成为一座发扬正气的探照灯”,要求在执行经济管制过程中,“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要好好干一干,给上海人看看,叫他们知道我们”①。
        为便于控制各个行业,蒋经国在9月上旬公布了行业督导员名单。每一行业任命一位督导员坐镇行业公会,做蒋的耳目和助手,享有督导员的一切权力。
        根据经济管制的规定,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迫使上海各界交出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一是严格实行限价政策。
        第一个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后,任徐百齐为主任秘书,徐又推荐老同学陶启明任财部秘书。在币制改革公布前夕,徐百齐从部中公文获悉币制即将改革,无意中与陶启明谈及,陶立即叫妻子星夜赶赴上海抛售股票,欲图暴利,这就将政府的财经改革机密泄露了。蒋经国到上海后,与警察局配合调查此案,将陶启明及有关人员判了刑,向社会公众表示了大干一场的决心。
        一般老百姓,迫于政府压力,还能按规定行事,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金圆券。若要从工商金融资本家手里掏出金银外汇,则远非轻而易举之事。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李馥荪(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是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应率先上缴金银外汇,但恰恰相反,他与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等联合上海银业同行,打算凑集一千万美金上缴中央银行,敷衍了事。蒋介石闻此极为震怒,在9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商业银行自私自利,藐视法令,限上海负责当局于本星期三以前将各大商业银行的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不据实存放者,依法处理。蒋介石下令查封李馥荪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李经多方疏通,方得幸免。
        蒋经国与父亲大唱双簧,对资本家软硬兼施。劝说不行,就改勒逼,到9月8日收获三千万美金。9月11日,蒋经国在乐义饭店召见上海商业银行资本家。在与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谈话时,蒋问周有多少外汇,周说只有五千美元,蒋闻言大怒,一再说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周作民拘留起来。周作民紧张万分,事后避居虹桥疗养院,又派人去南京见张群、吴鼎昌设法营救。李馥荪在被召见时,也遭到蒋经国的严斥。蒋经国说《大众夜报》载戴立庵有私人财产二亿美元以上,戴说这纯属无稽之谈,并请拿出具体事实和证据。蒋经国怒言道:“要拿,到法庭上再拿,我正在考虑送你到法庭还是到特种法庭。”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是陈公博的舅老爷,在敌伪时期同日本人有较深关系,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叫他交出金钞来。在这些金融家没有交出金银外币前,都令他们觅保具结,非经准许,不能擅自离沪。
        蒋经国又召见工商界巨头荣氏兄弟、刘鸿生、杜月笙等。除荣家派出代表荣尔仁外,刘、杜亲自到场。蒋初见刘鸿生,口口声声“老伯”、“重托”,叫他带头交出黄金外汇。到第二次召见时,就毫不客气了。刘鸿生回去后,对下属各企业负责人说:“今天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家各企业只好忍痛牺牲,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②
        蒋经国拿某些不遵命令行动、私逃外汇的资本家开刀问斩,以儆效尤。同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被蒋下令处死。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为名被捕入狱。后荣、韦、胡三人,托人疏通,分别被罚款100万、30万、35万美元,才获保释。
        蒋经国还直接指挥“戡建”队员、军警宪特冲入银楼银行,放手抢夺私藏的金银外汇。一家银楼开店时就存于库内的传家之宝——25根金条被抢走,一家银行副经理私存多年的20根金条也被夺去。就连某些政要之家,也未能幸免。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夫人对人说:“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③
        到10月间,上海工商及银行界都感到形势严峻,金银外汇无法再隐瞒下去了,必须交出,以免灭顶之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替蒋介石到美国四处奔波借款,功劳不小,颇受蒋的器重,但此时也不得不按照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合计692万美元,应移存中央银行的现金外汇114万美元。
        截止10月底,蒋经国在上海共勒逼金银外币分别为:黄金114.6万两,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美金3 442万美元,港币1 100万元。④上海一地所交出的黄金、美钞占当时全国收兑黄金,美钞总数的60%—70%。
        在强迫收兑金银外币的同时,蒋经国对监督限价政策的实施也摆出了“打虎”的架式,这也是他用力更多、更伤脑筋的方面。
        8月23日、27日两天,在蒋经国统一指挥下,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⑤
        8月底,蒋经国在上海又建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主要任务是接受检举告密。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为20个大队分区划片驻扎,清查仓库,搜查行人,拦截车辆,核对物价。
        经济检查大队对各个公司的仓库进行调查,查封了几十家公司的仓库。
        蒋经国发誓非要打几个“老虎”不可。他召集上海工商界巨头数百人到浦东大楼开会,称:“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近来物价日涨,影响国计民生,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实行经济检查,将先把囤积的物资调查登记予以封存,然后按评定价格处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今天请各位父老驾临,请予协助办理。各位父老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照限登记。如果逾期不报的,一经查出,即将其囤积的物资没收充公,并予法办”⑥。
        蒋经国对大奸商进行了严厉打击。米商万墨林、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都因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万的被捕直接威胁到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地方势力。原来杜维屏在证券交易所外边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二千八百多股,被检查认为是所外交易,属投机行为,便被逮捕,判刑八个月。后经上诉,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万墨林是杜家的总管,担任上海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老板,因粮食贷款舞弊案,也被扣押。蒋经国敢向这些人下手,在上海这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上海公众心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外国记者甚至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上海人称他为“雍正皇帝”、“包青天”、“打虎英雄”。
        对有些处理手段,连蒋经国自己都觉得有点不近人情,譬如有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限价而被罚1 000元。老板托人说情,蒋竟答复: “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⑦。
        为了鼓舞士气,取得公众信任,蒋经国发表了旨在打击奸商的《上海何处去》的讲话。他说:“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对于违犯经济管制法令的官吏,蒋经国也严惩不贷。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贪污舞弊、勒索受贿,被蒋经国下令枪决。蒋经国警告:“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产生了一些效果,到9月底,“八一九”防线仍未冲破,市面物价还算平稳。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假象。物价虽稳,但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隐匿商品,减少亏损。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鸭鱼之类的货物,只得取消西餐,改卖面包炒饭。奸商们为了逃避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而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限价引起的另一个危机是,许多工厂因限价而缺乏原料,因缺原料又导致减工或停工,蒋经国对此也甚感忧虑。
        经济学家对冻结物价的危机看得非常清楚,早就宣判了“八一九”防线的死刑。实行限价,取消囤积居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即便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物资总往价高处流,上海物资必然流向其他地区。中共又用高价购买生活必需品,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人国统区都市,更加剧了上海市场的危机。上海孤岛,早晚会决堤。
        10月初,上海物价开始波动,抢购之风愈演愈烈。8月金圆券发行的物价指数为1.64,到10月增至2.20,11月更升至25.43。蒋经国的《沪滨日记》对此记述颇多。10月4日“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5日,“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6日,“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问题”。14日,“召开检查委员会例会,各方面的报告,都是一些坏消息,尤其是黑市日多,不可不加注意”。16日,“今天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⑧。限价政策到了无法执行的时候了。
        更令蒋经国痛惜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又领头加税。10月初,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等7种税额,增加71倍。加税等于提高商品物价,给蒋经国执行限价政策带来极大困难,气得他大骂政府处处贪小,而将来必失其大。
        如果说政府加税对蒋经国限价政策是个打击,那么“扬子案”对他的打击则是致命的。9月30日,经济检查大队查出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大量物资,有舶来品、土特产、花纱布、 日用百货以及钢管、大米等,共约二万多吨。封仓后,向蒋经国请示处理。这家公司非一般性商人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创办的,因此蒋经国感到甚为棘手。孔令侃闻讯火速去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美龄专程到上海,向蒋经国说情,但蒋没有让步。宋美龄马上给在北平视事的蒋介石发电,要他处理这件事情。蒋到上海,宋美龄又进言,家丑不可外扬,得蒋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叫他不要查抄扬子公司。蒋经国无可奈何,只好让这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这样一来他来上海后的管制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市民讥讽地将其政治口号改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面对物价急涨、抢购风潮此起彼伏之状,国民政府对限价政策开始动摇了。10月17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就有放弃限价的想法。蒋经国仍然坚持限价,决定发表“敬向人民进一言”,称“倘使让价格放任不管制,则方便的是有钱的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但他自己也承认:“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也将成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⑨11月1日,行政院宣布放弃限价政策,翁文灏内阁申请辞职。蒋经国痛感两个多月的努力,付之东流。2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⑩5日,到中央银行办公室处理善后事宜,同工作人员道别。6日,正式辞去督导员职,而后黯然离沪,回杭州与妻子蒋方良团聚去了。
        上海七十余天的经管经历,令蒋经国感慨万端,正像他所总结的那样,“如同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