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欣喜若狂。民营工商业家也踌躇满志,以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他们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各自的企业,幻想着美好的前景和蓝图,信誓旦旦要大干一番。著名民营航运实业家卢作孚梦想着抗战过后,“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办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运业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 ‘民生旗’的海船”①。化工企业家范旭东拟出宏伟的“十年计划”,准备新建、重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农肥、陶瓷、玻璃等十大工业。他对中国化学会成员说:“吾辈得见今日,夫复何言?此后有生之日,必再为国家苦干一番。”②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回忆,抗战胜利后,美孚石油总公司经理汉森曾邀他出任西南区美孚石油公司总代表,这是一份报酬十分优厚的美差。刘鸿生却对他说:“目前正是我们重整旗鼓、积极发展的大好时刻,我有远大的目标和打算,要你负担的工作很多,你去向汉森先生表示抱歉,说我不同意。”③其目标和打算就是恢复和扩充沦陷区的企业。荣氏企业在1945年上半年就积极筹划改组总公司和向国外订购纺织机器等事宜,抗战胜利后,副总经理荣尔仁便积极主张将过去分散的旧式无限公司改为集中统一的新式有限公司,以利在世界剧烈的竞争中求生存。
        现实是残酷的。民营工商业不但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反而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恶境之中。
        因日本投降的消息来得突然,缺乏足够的准备,在兴奋之余,整个重庆后方一时陷入混乱和张惶失措之中。金融波动、市场紊乱,工厂生产停顿,民营工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国民政府正忙于接收、复员工作,无暇顾及这些。民营企业和老板经理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前途莫测,呼吁政府采取有效办法,稳定金融;政府应资助各厂返迁的全部费用;民营工业有权要求参加一切复员、没收敌伪汉奸厂矿的工作,等等。
        国民政府骤然减少订货以至停止订货,致使除少数经济稳定、资力雄厚的企业外,大部分民营企业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工厂停了工,连职工的遣散费都发不出来,坐吃山空。没有停工的工厂,也因原料缺乏,产品没有销路,随时都有停工的可能。很多企业主想迁返老家,但又苦于没有搬迁费用。全国工业协会和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付所面临的困难和复员问题。会上通过了17项决议,主要内容包括:“请政府配合国防需要,继续其战时生产订货制度,至复员工作完成时为止,借以维持后方工业之生存,保障国防之安全;请善后救济总署将规定由国内制造的救济物资,从速向后方工业界定制;请政府采纳参政会的决议,延请后方工业界人士参与战后总署的工作;请四行(中央、交通、中国、农民)、两局(中央信托局、中央邮政储金汇业局)减低后方工业界的工贷利息,减到战前的标准;请继续工贷政策,到期工贷应准延期,俟生产复员后以所得日寇赔款归偿;希延请工业界人士参加沦陷区接收敌伪工矿工作,请政府将敌伪工业予后方工业界以优先接收经营的权利;希望延请工业界人士参加工业复员计划及战后工业建设计划的机构;请政府优先准工业界人士,分批出国考察,以资借鉴;请从速颁布民营工业利用外资由政府担保的办法,以便从速完成工业化;希予民营工业以优先请得外汇购买器材的便利;请政府对于迁回的工厂,资助全部费用及停工时期一部分开支,并予以优先运输的便利;凡被敌侵占的工业请发还后方的原主;请政府按照已定法令,对后方有贡献的工业界颁给奖章;根据美国租借法案运进的机器,国营民营工厂应该等量分配;对于战后的机器制造,应收集图样,分配给民营自制,沦陷区附敌的工厂应一律没收。”④这些决议涉及到工厂迁返及工业生产的各种问题,其中心就是要求保护大后方企业并顺利迁回原籍。
        1945年9月中旬,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工协重庆市分会联合开会,组成复员协进会,推出胡厥文、刘鸿生等30来人为代表,负责征集各方意见,向蒋介石提出整个工业界的具体意见。胡厥文、刘鸿生、胡西园、李烛尘、吴羹梅等就订货与工贷等问题与政府进行交涉。他们先找经济部、财政部,两部互相推诿。又去找行政院,也没回音。10月31日,工商界人士106人组成请愿团向行政院长宋子文请愿,诉说政府停止订货给企业造成的困难。宋子文竟说:“真是岂有此理,美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不买,非得买你们的又贵又不好的产品?老实讲,中国以后的工业,寄希望于美国的现代化机器。你们的破破烂烂的废铜铁,济什么事呢?”⑤11月5日,请愿代表面见蒋介石,为解决当前工商界的困难提出了几点建议,蒋连声说好,但对发放工贷的要求提出疑义,如果一下子发放这么多工业贷款,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迫于工商界的压力,财政部决定发放工贷100亿元。一些厂矿利用这笔费用遣散员工,搬迁回原籍,但遣返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被称为“劫收”。敌伪产业经过许多机关的层层洗劫,真正落到民营企业手中的,微乎其微。据1946年7月国民政府的经济报告记载,全国共接收日伪工厂2 411家,其中发还原主和标卖的不过10%。在上海,只有24家回迁工厂被经济部批准有资格承购敌伪工厂。在天津,负责工业接收的经济部冀察绥特派员驻津办事处规定,规模较大的日伪企业由部管复工,较小的标售民营、发还原主或移交其他机关。接收人员大钻标售民营的空子,如接收的机电工厂共有79个,交经济部的有25个,其余54个在标售民营的幌子下竟无影无踪。在青岛,日寇纱厂达60万锭之多,国民政府曾向重庆各纱厂负责人宣布:“将来日商纱厂是要标卖的,若你们能组织人员去青岛代表政府接收,并经营管理,日后则可优先得标。”⑥各厂信以为真,立即派员前往接管。裕华纱厂接收了日纱三厂和五厂,替政府经营两年,始终不见标卖信息,方知其中有诈,愤然撤出。
        自日本投降以后,工商界人士苦争苦斗,仍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就在他们努力争取大后方企业的利益及迁返原籍的同时,许多企业已经无法维持了。到1946年10月,“在大后方,原有的工业体系,是80%的瓦解了。在所谓‘收复区’,以上海为例,该地原有民营工厂3 419家,倒闭了2 597家,占全数75%;原有国营工厂636家,已倒闭566家,占89%。”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北平是79万人,约占全市人口50%;青岛、济南、南京失业人口在三分之一以上;上海失业和无业的人口亦超过十分之四,其中原来的产业工人失业者占30万,超过原有80万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⑦
        随着内战的爆发,国统区民营企业的破产速度更快了。在上海,到1949年4月,一千多家机器工厂中,开工的还不到一百家。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棉纱平均月产量比1936年减少54.5%,棉布平均月产量较1936年减少18.4%。在天津,据1947年8月《工业月刊》发表的调查,标卖给民营的192家工厂,能够勉强维持开工的仅29户。1947—1948年,天津的机电修配业,由363户减为219户,倒闭144户,全部行业两千多台机床中,只开动了四分之一,不过搞些零零星星的修配而已。天津共有布机8 867台,开动的只有4 867台;织袜机2 918台,开动的只有819台。63家橡胶业中,1948年上半年只发挥生产能力的20%—40%,下半年绝大部分陷于停工。在广东,到1947年,80%以上的工厂倒闭。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全市工商业倒闭者十之七八,橡胶工厂停工者已达90%,火柴业几乎全部倒歇,航运业也多告停顿。在青岛,1948年初,1 400余家工厂中除四分之一在半开工状态下苟延残喘,其余均弃业停工。在南京,丝织业每况愈下,原有二百余家,现歇业者已达半数。在昆明,1947年,民营工厂45家,倒闭了26家。在江西,相继停工的工厂达93家,仅存72所。在四川,参加产联的1 200家工厂中,有80%关闭。福州织布业的织机,有50%停工。沈阳三千多家商号,仅存一千多家。⑧
        由于普遍停工减产,大批工厂倒闭,国统区的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1947年的总产量比1936年降低10%。到1949年,轻工业生产量大约比战前减少30%,其中棉纺织业减少25%以上;重工业生产量减少70%,其中煤减少50%以上,铁和钢减少80%以上。⑨工业生产大幅度急剧下降,标志着国统区再生产体系的崩溃。
        前述国民政府减少订货乃至停止订货,是日本投降之初大后方民营企业停歇的原因之一,而民营企业全面破产的原因则复杂得多。
        其一,资金不足。
        国营银行控制政府贷款,主要用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要想得到贷款,非常困难。
        不少抗战期间迁往大后方的工厂,因缺乏资金,无法尽快迁回。有的只是人回去了,机器并未运回。未迁回的工厂,被迫变卖机器来维持。
        小厂贷款更为困难。按过去惯例,工贷须经商业银行承兑。申请贷款除需经工业团体证明和有关单位审批外,还需有两家殷实铺保为之承担还款责任。小厂要求简化手续,直接向工厂发放贷款。1945年9月底,胡西园、胡厥文、李烛尘等面会经济部长翁文灏,陈述重庆南岸28家小厂的困难,请政府予以救济,翁文灏说政府无能为力,中小工厂只好自动结束。中小工厂为了谋求自身生存,成立联合会,致书国民政府,要求取得贷款。财政部迫于压力,始允由四川省政府贷给100亿元,但省建设厅与省行上推下卸,此项贷款终成泡影。中小工厂联合会也被强令取缔。
        较大一点的工厂,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政府100亿元贷款,但分到各厂家,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1947年初,因物价急剧上涨,争取到全国工贷100亿元,但直到1948年初仍杳无音信,千亿元贷款成了“一句美丽的谎言”⑩。
        范旭东为借款问题,竟积劳成疾,郁闷而死。1945年5月,范旭东在美国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妥1 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但要由中国政府担保到期照付本息。范回国后,向行政院呈报请求核准,行政院长宋子文不予批复。范对这种扼杀民族工业的行为极其愤慨,对人说:“若不是为国富民强,我才不受他们的挟持、欺压呢!要是为了吃饭、享福,把永利、久大收拾收拾,够我享受几辈子的。”⑪不久,他就病倒了,10月4日在重庆逝世。卢作孚也曾遭到宋子文的刁难。1945年2月,他在加拿大向帝国银行、透琅多银行和自治银行借款1 275万加元,作为造船资金,由圣劳伦斯与合维斯两个造船厂承造客货轮9艘。借款由中加两国政府担保。卢作孚回国后,向行政院申请政府担保,宋子文故意推拖,不予批复。由于发生了范旭东向美国借款得不到政府担保而致气死之事,引起实业界、舆论界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亲自主持行政院院务会议,批准了民生公司借款担保的请求,但又提出由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法币十六七亿元。卢作孚以向加拿大借款时申明公司没有官股为由,婉言拒绝。
        许多企业主因借不到官款,只好被迫向商业行庄甚至地下钱庄借高利贷。以上海新大绸厂为例,1946年3月欠债1亿元,到12月增至16亿元,其中7、10、11三个月的利息负担竟高达6.8亿元。许多企业因陷入高利贷的漩涡而遭破产。
        其二,原料、燃料、电力供给困难。
        国民政府的官办资本垄断了原料、燃料、电力,卡住了民营企业的脖子。煤是动力的主要来源,但煤的运销在抗战胜利后归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统制,官营民营工业的用煤都由该委员会配给。然而,民营工业不仅不能获得官营工业一样的平价供应,也根本得不到供应的保证,于是必须仰给于黑市。黑市价格要比配给价格高出1至10倍,这就大大加重了民营工业的成本。在天津,官办冀北电力公司垄断了电力工业,任意向民营工业敲诈勒索,经常供电不足。加之发电厂机器陈旧,维护不良,多次发生故障,经常造成停电。1947年4月,第一发电厂两台发电机同时损坏,以致全市仰赖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一千多家工厂停工。
        民营企业的原料来源相当困难。以棉花为例,由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国内收购的棉花和进口的美棉、印棉可以自由低价享用,而答应配给民营厂的棉花,却迟迟不予兑现。民营厂被迫购买黑市高价棉,买不起了就只得停工。天津纺织工业所需原棉历来在北平、天津、保定的棉花收购站采购, 日本投降后全部由中纺公司霸占,以致中纺公司各厂每日能开两班,民营棉纺织厂只能开一班。民营棉纺织业收购的一点棉花,国民党军事机构还可随时以军需为名,强迫收买。至于若干化学原料,“非舶来品不能应用,值此外汇枯竭之时,进口有限额之规定,需要者自不能满足,其在国内可获得之原料,民营厂多因资金短绌,暗息过高,而无力储备,以致影响原料陆续之供应”。橡胶工业,全国月需原料3 000吨,进口限额只有500吨。卷烟业所分配的原料限额只有800万美元,而英商颐中公司独占其中的200万美元,许多华商卷烟业因原料不足而减产。四川綦江最大的民营冶炼厂东原公司,购买经济部所属綦江铁矿的矿砂,每吨需要20 500元,国营钢铁厂的购价仅5 000元多一点。东原公司主持人吴举宜长叹:“长此以往,民营炼铁厂总有一天是会全体关门的!”吁请“政府能把横加在民营炼铁厂肩上的无理重负减轻些,把矿砂售价减低一半,民营工厂少受压迫,才可望稍有生机。”(12)
        其三,通货膨胀。
        日本投降后,法币流通区域扩大,商人又将过去囤积的货物抛入市场,致使物价一度猛跌,重庆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许多工厂的产品销不出去,只好停工减产。不到两个月,物价重新上涨。1946年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严重,只得靠发行钞票和增加税收,应付财政危机,通货膨胀愈益严重。民营企业的产品价格远远赶不上原料价格上涨的速度,大亏其本,以致又出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的恶潮。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强制限价70天。一些民营企业纷纷向机器工厂订货,将金圆券换成机器作为保持币值的筹码。机器工厂拿到订金后,买不到原料,就见什么买什么,天津的一些染料厂、造纸厂的原料,在限价期间被抢购一空,致使不少工厂关门倒闭。许多工厂可谓多卖不如少卖,从事生产不如囤积原料,工业变成了商业,工厂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至于资本家被迫将金银外汇换成迅速贬值的金圆券,损失就更加惨重了。刘鸿生被迫交出黄金800条、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元,其他如荣氏企业、周作民的金城银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都交出了大量金银外汇。
        其四,税捐繁重。
        单是棉花织成布,就要经过17道税。⑬1947年,上海棉纺织厂利得税总额达800亿元,每千锭缴4 000万元。20支纱每件的货物税由1947年9月的720 900元增至12月的1 642 100元。天津《大公报》曾对一个小造胰厂进行了调查,该厂申报资本为300万元,流动资金为2 000万元,每季营业额4 000万元,而要负担所得税250万元,营业税200万元,印花税50万元,建设捐18万元,城防捐70万元,其他各项摊派100万元。⑭1948年7月,国民党天津地方当局为了应付驻军供应,开征“自卫特捐”,对上半年作一次性征收,总额达4 000亿元。同时,对工商业的强制性摊派也变成公开抢夺。譬如,要织布业出600匹布为“保安旅”做军服,不容分辩,到仓库就强行提走,五金业的生铁、扁铁、铁丝、元钉也几乎被摊派一空。
        其五,美货倾销。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大打内战,遂不顾国家主权与利益,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协定。美国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的特权,为其独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美货在华的大量倾销,对国统区民营工业构成致命的威胁。
        美货进入中国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以“救济”和“援助”的名义进行商品倾销。美国利用其控制的“救济总署”等机构,以救济和援助的名义向华倾销剩余物资达25.3亿美元。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大量的经济援助,也多以美国商品充代,这些商品多为战时生产的军用物资,有的是在其国内积压的卖不出去的产品。另外,美国派人把持中国海关,为美货的输入大开绿灯。再者,一些利用孔宋家族等控制的官办或私营贸易机构,独家承销美国商品。美国还利用军事特权武装走私,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年里,走私进口值高达2.5亿美元,占一般商业性进口值的20%以上。国民政府的低汇率政策以及1947年允许110种美货减免进口关税,更使美货的倾销如虎添翼,不可遏止。
        中国市场简直成了美货的天下,既有飞机、大炮、枪支、弹药,又有石油、金属、机器、车辆、水泥等重工业品,更有布匹、服装、卷烟、火柴、面粉、雨衣、金笔、牙膏、口红、手纸、医药卫生用品等轻工业品,还有烟草、棉花、小麦、橘子等农副产品。上海的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货公司,美货占其全部货物的80%,难怪有人说上海是真的“美化”了。在天津,“两三年之间,中国人民谁不认识U.S.A.三个字,美货摊贩占领了天津的大街小巷”(15)。
        实力薄弱的民营工业没有政府的庇护和支持,无法顶住廉价美货的冲击。“廉价的美国货滚滚侵入我国,形成了淹没我国民族工业的国际狂流。由于美货的成本价格低于我国产品数倍,因此民族工业纷纷倒台,只要有什么样的美货进口,什么样的工业部门就必然立刻垮下去”(16)。在上海,美国水泥每包售价7 000多元,国产水泥每包成本就要1.4万元,以每包8 000元的低价赔本出售仍没人要,上海的水泥厂全部垮台。美国药品1946年一年进口值1 800万美元,上海200多家制药厂,关掉160家,没关门的也奄奄待毙,境况艰窘。抗战胜利以前,上海丝袜厂有240多家,月产丝袜10万打左右。抗战胜利后,美制尼龙丝袜大量进口,上海丝袜厂倒闭170多家,剩下的丝袜厂每月产量1万多打,仍销不完。其他如造纸业、化工业、面粉业、棉纺织业、卷烟业、乳品业、罐头业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天津,美国奶粉炼乳充斥市场,天津牧场的2 200头奶牛连杀带卖只剩下800头。每天产奶由4万磅减至六七千磅,仍销不完,剩余的奶只好倒入水沟。美制熟皮比天津国产品便宜五分之一,华北制革公司日产牛皮由一百张降至三五张,三百多家民营制革厂的生产能力下降十倍。美制面粉每袋1.5万元—1.6万元,天津通粉每袋2.5万元,寿丰面粉厂被迫停工。永利化学公司在价格便宜二分之一的美货打击下,不得不停工多日,负债达5万多元。久大盐业公司本打算生产碳酸镁,因美货售价比久大生产成本低2.5倍,只好作罢。美国纸烟大量进口,迫使天津手工卷烟厂四十余家停业。在广州,卷烟、化妆品、牙刷、电池等民营企业,也被大量的廉价美货挤倒了。在重庆,美国纸烟占领市场,重庆自制的纸烟就无法销售,纸烟厂80%倒闭。美制钢板、角铁源源而来,400家民营钢铁机器业几乎全部垮台。奶粉市场为美制克宁奶粉独占,重庆牛奶业三分之二的产品卖不出去,牧场被迫宰杀奶牛卖牛皮度日。美制尼龙牙刷涌来,迫使重庆牙刷业月产量由7万打降至8 000打。其他如造纸、棉织、针织、绸布等行业都有类似的遭遇。(17)
        频繁的战争,使得交通运输经常阻塞,甚至陷于停顿,民营企业需要的原料运不进来,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唐山启新水泥厂就是因为交通梗阻,水泥滞销,厂内熟料堆积如山,散灰满仓,生产陷于瘫痪,一个月仅能生产两千吨水泥,发放职工工资都有困难。(18)随着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范围越来越小,一些民营企业主携走大量资金外逃,也导致某些企业破产。
        著名企业家、天津久大盐产公司总经理李烛尘曾沉痛地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犹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19)这确是对中国民营企业悲惨经历的精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