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农民忍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在沦陷区农村,人口、耕畜剧减,元气大伤;在大后方农村,农民扛起沉重的赋税负担,疲于奔命,支援抗战。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以为和平的日子终于来临。然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很快就将他们抛入战争的深渊。农民遭受的痛苦更为深重,农村经济迅速破产。
        土地抛荒现象日益恶化。据1948年8月报载,河南全省荒地占耕地总数的30%,广东占40%,湖南占40%,三省共抛荒6 900万亩。江西省荒芜农田达三四百万亩。湖北蒲圻荒废农田约占农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60里的一块原野,渺无人烟。安徽旌德18万亩农田,荒废13万亩。①国统区其他各省都有类似情况。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47年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比战前的1936年有明显的下降,如水稻、小麦、高粱、大豆、花生、棉花等,1947年的总产量分别比1936年降低8.8%、10.4%、12.9%、11.7%、17.1%、38.2%,单位面积产量分别减少了30.4%、8.6%、19.6%、6.9%、9.9%、17.6%。②就河南省而言,1946年全省麦秋收成只有三四成,以后三年未有多大变化,各县的平均单产不过42.5公斤,不到抗战前30年代中的二分之一。③到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 263.6亿斤,比1936年的总产量降低24.6%。棉花产量8.9亿斤,比1936年降低47.6%。花生产量25.4亿斤,比1936年降低60%。总计整个农业生产量较抗战前约减少25%。④
        农民缺粮状况十分严重。1949年,全国平均每人合420斤粮食,距离需求相差甚远。进口粮食成为以农立国的中国的一大奇观。美国政府也承认:“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的难境,大部正是因为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⑤终年勤劳的农民难得一饱,常常靠野菜、树皮、观音土来充饥。福建福清县,“十室九空,所有农民于卖尽物资后,均以野草充饥,饿殍载道,农村顿成鬼域”⑥。湖南零陵县集义乡,“竟有饥民偷吃死尸,演成流血惨案”⑦。湖南全省“饿死320余万”⑧。广东老百姓,“吃竹米以后全身肿胀”⑨。浙江黄岩一个参加抢米风潮而被捕的农民说:“我们肚里没有一粒米,请你们剖开肚皮看看吧!”⑩农民的生活悲惨到极点。
        国统区农业经济的崩溃,是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封建经济剥削加重、通货膨胀极度恶化、美国对华侵略加深以及水旱天灾频繁不断相互演化的结果。
        国统区的地权仍然非常集中。国民政府将原来日军在占领区掠夺的中国农民的土地尽行接收,没有还给农民。如华北垦业公司土地50余万亩,华北农业试验场土地27万亩,军粮城农场稻田43万亩,东北盘山农场土地30万亩,皖北13县黄泛区“合作农场”土地44万亩,都由国民政府接收。还在台湾接收了拥有台湾耕地四分之一的“合作农场”。国民政府在这些土地上,开办“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利用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屯垦。大量农民无地或少地,只得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
        从日本侵略者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盼望着能够减轻剥削。但事与愿违,封建剥削丝毫没有减轻。
        地主仍收取高额地租。如江西赣东各县地主,有田一亩,如十足年成,可收获稻谷4石,否则收2石或3石,但佃农在租约上须注明:“无论水旱之灾,每年实交租谷2石4斗,不得短少升合。”(11)即不论丰歉必须缴纳十成的租谷。川东地主除了虚增产量以增加租额外,还另写存谷契纸,采用“半租半存”的办法,即10石租谷,在租约上写5石,另一张上写年存谷5石,以对付国民政府根据佃契实际租额征税办法。另外,遇上天灾,租谷可以随便交纳,而5石存谷一粒也不能减少,这等于地主预收佃户50%的租谷。(12)除了高额地租以外,佃农还要交押金。在川东,种9市石粮食的干滩上,得加押6万元。8亩地,除了稻谷均分外,押金从10万元增至15万元,还要送稻草200斤,每年给佃主做义务劳动20天。(13)佃农还要负担其他超经济剥削,名目百出,不胜枚举。
        高利贷资本的活动特别猖獗。以江南地区而言,吴江县每借卖青米2万元,秋间还米1石,合市价5万元—6万元。夏间借面粉1袋,秋间还米1石,而每袋面粉价1.8万元,利息比“卖青米”还高。为此,报道这一情况的记者感叹道:“农人,尤其是佃农,秋收的丰歉,姑置勿论,除了业主的租谷,每斤以十八两加四,超越法定度量衡制的特号秤以外,再加上他们的剥削,简直被他们支解得体无完肤了。”(14)
        国民政府征收的税赋更重了。以田赋为例,虽于1945年9月3日下令,凡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1年,大后方各省准俟明年亦予豁免,但又巧立其他名目,让农民出钱出物。1945年,强迫原沦陷区百姓献金献粮,大多数地方献出的现金和粮食,超过被免的田赋额。1946年,大后方各省在免征田赋的同时,征实仍继续实行。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田赋征实数1945年为5 900余万担,1946年增为11 756.7万担。国民政府还实行征购政策,征购几近于没收。曾有一首民歌云:“市谷一担钱值万,为何官价只两千?”这还算好的,1945年江苏宜兴征收了两次军粮,第一次是3万担,到1946年3月付款时,农民收到的每担米价钱是3 500元,而此时的市价却是每担3.2万元。昆山,1946年每石粮食市价5万多元,征购粮价虽提至1.3万元,实际只给农民5 000元,农民所得仅为市价的十分之一。⑮农民缴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兵捐就更为典型。因粮饷不足,国民党军队常靠兵捐维持。河南一省就担负100万正规军和五六万匹马的粮草,苏北也要负担六七十万军队的给养。兵捐成为官吏们用来掠夺百姓以自肥的手段,军官派5斤面,地方官和豪绅就加到8斤;派5斤草就加到10斤;派4辆车就加到15辆;派1 000块钱就增加到1 500块。1947年,河南安阳县,兵捐常为田赋的1 000倍以上。国统区经常发生农民因交不起捐税而自杀的事,甚至有国民党官员完不成税收任务而自杀的事。1946年,国民政府令负责江西粮政的程懋型,征购粮食200万石(后减至50万石)。江西农民已穷到食草根树皮的地步,快要饿死的灾民已达200万人以上,程懋型到哪儿征收余粮?他没法应付,进退维谷,只好投江自尽,以死了之。他在遗书中写道:“军俘粮、屯粮、济江浙湘粤之粮,需要既巨且急,如何运交得了!误国家,困人民,负长官,饥军俘,罪浮于天,百死莫赎!”对程的死,胡绳评论道:“他既想做好人,又不放弃做‘忠臣’,于是这个‘好人’就被这个统治制度所杀死了”。“人们是能从这‘忠臣’不能不死的悲剧中看出,这个统治集团中已不能容纳任何稍为沾点‘好人’气味的人,而只能容纳最腐败的官僚、最狠毒的刽子手,从而看出这个统治制度的确已经到了垂死的时候了。”(16)
        国民党军队抓丁拉夫,强征牲畜,破坏农具,也是导致农业生产崩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征兵总额甚巨,1946年定为50万人,1947年定为150万人,1948年也定到100万人。实际数目远不止此,绥远省国统区的壮丁共20万人,1946年6月前就被征去3.5万人,10月又决定再抽10万人。此外,还有无数的临时差役。农村青壮年为了避免充当炮灰的命运,不得不背井离乡,相率逃亡,甚至过着穴居野人式的生活。农村劳动力大大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国民党军队还经常强征牲畜,为其运送粮草。许多牲畜和农具毁于炮火,1949年,全国耕畜较抗战前减少16%,主要农具减少30%,(17)农业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
        通货膨胀也给农业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财政亏空,除了增加税赋外,主要靠增发纸币。1945年6月,法币发行额为3 978亿元,到1948年8月增至6 636 946亿元,(18)法币已经失去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1948年8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但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快得多,很快就没人愿要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是更快的物价上涨。农产品物价上涨后,得利的是地主而非农民,农民生产所得,大部分以地租或还债方式被地主攫夺。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变成了废纸,有一老农,曾有3千元法币,其中一半用来做杂货买卖,一直做到抗战胜利后,另一半埋到地下保存,以备日后不时之需,结果抗战胜利后不久,法币已贬值得一钱不值。
        国民政府还低价收购农产品,农民深受其害。如官办的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了江浙一带的蚕丝生产和收购,1946年规定鲜茧的收购价格,每担仅法币10万元,实际收购价还有低于7万元的。但蚕农耗费,种价每张要1万元以上,再加上桑叶人工,每担鲜茧至少要15万元,农民大亏其本。
        国统区的进出口贸易,也加剧了农业经济的破产。中国出口,向以生丝、茶叶、猪鬃、桐油为大宗。1946年5—6月,上海茶叶价格每担约20万元,但国外市价只有十二三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全免出口税,也要遭到亏损,茶农只有砍树了。茶叶出口量剧减,1946年的茶叶出口量还不到1936年的1/5。1947年加上台湾茶叶的出口量,也不过1936年的18%左右。1946年、1947年,生丝出口量也大大下降,仅为1936年的18%左右,(19)蚕农的日子越来越难。其他如豆饼、花生、棉花等的出口,也都减少了。
        与此相反,在国统区市场上,美国农产品泛滥成灾。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用物资,包括粮食、罐头、蜜橘、棉花等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城市乡村,中国农产品市场遭到极大的冲击和压迫。如纺织16支到20支粗纱,本可以用国产棉花,但国民政府大量输入美棉, 以致棉花占1946年进口总值的22%,(20)中国棉农受到沉重打击。四川的广柑种植,也因为美国花旗橘子的进口,经营不下去了。
        国统区的天灾十分频繁,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抗战胜利后不久,湖北公安县长江大堤决口,沿江数县水灾严重。湖南南部、西部大旱,全省76个县中有68个县报灾。江西、四川、安徽、贵州、西昌、云南、广东等地也发生过水灾、旱灾及风灾。1946年,水旱交乘,多灾并发。以旱为主的地区有河南、湖南、台湾及山西、贵州等省。河南已连旱数年,3 000万灾民饥寒交迫,豫东黄泛区七八年不能生产,荒滩成片,水草丛生。湖南省4—7月,疠疫流行,虫害成灾,又有部分被水之处,饥民达1 500万人。先旱后涝的地区有陕西四十余县、广东八十余县、广西五十余县、四川大部及绥远沿河各县。以水灾为主的地区有辽宁西部、宁夏沿河各县、河北大部、皖北二十余县、苏南太湖水域及山东、浙江、江西等省一部。其中皖北因黄水夺淮,各河漫决,纵横数百里一片汪洋。1947年,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四省大面积干旱,仅晋、冀两省,灾民就达一万三千人以上。河南发生雹灾,辽宁、苏北、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发生水灾。1948年,许多省份发生水灾。1949年,水旱灾情也相当暴烈。(21)在无情的天灾下,农民流离失所。
        随着农业经济的全面崩溃,国统区农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1946年,有几个省爆发了农民起义,40万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1947年,农民起义的范围扩大到17省,直接参加的有100万农民。农民起义与其他各阶层的斗争汇成一股洪流,大大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