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3日晨,陈布雷因服用超剂量的安眠药,一睡不起, 自杀身亡。陈追随蒋介石二十余年,号称蒋介石的文胆,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府委员。此时,国民党军队尽失东北,又陷入淮海战场的漩涡。蒋介石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股肱重臣陈布雷的死,对他无疑是雪上加霜,打击至大。
        陈布雷1890年12月生于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村,原名训恩,字彦及,布雷、畏垒为其笔名,以布雷闻名于时。
        陈布雷兄弟七人,居长,尚有姐妹六人,视堂兄陈屺怀为大哥。父亲陈依仁经营茶业,维持家庭生计。
        陈幼习四书五经。14岁获宁波府试第一。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1904年离家,先后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1909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预科,转入正科中的文哲政法科,与邵元冲、邵飘萍同学。杭州公私立各校举办联合运动会,任会场新闻编辑, 自谓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参加“浙路拒款会”,反对借英款修建沪杭甬铁路。为宣传“铁路国有”,给上海《天铎报》寄信,刊出,此乃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1911年秋,浙高毕业,入《天铎报》任编辑,撰写短评和社论, 自取“布雷”笔名。武昌起义爆发,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评论,称武装起义者为“革军”,布雷之名响彻京沪杭。1912年,到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兼作《申报》义务译述记者,入同盟会宁波支部。1920年6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字典》。翌年7月,改任中易信托公司筹备处文书主任,做证券买卖,赔本破产,欠债八千元。1923年,任《商报》编辑部主任,与编辑潘公展共事,大哥陈屺怀时任该报总稽核。以畏垒为笔名,撰写评论和短评,鞭挞曹锟贿选,讽刺段祺瑞执政,文笔犀利,议论透辟,广为传诵。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撰文抗议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中国共产党人萧楚女曾投函《商报》,称赞畏垒的革命精神。
        1926年,北伐军兴。经邵力子之手,得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张戎装照片,心思向往。1927年,赴南昌见蒋,由蒋与陈果夫介绍加入国民党,代蒋拟撰《致黄埔同学书》,激励黄埔学生斗志。受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之邀,任省府秘书长,旋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蒋介石下野后,他也辞职,到上海《时事新报》工作,文字不似以前猛烈,渐入稳健温和。待蒋重新上台后,曾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中宣部副部长。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他也回到上海。翌年1月,蒋重掌大权,要陈布雷担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陈未赴任,在浙江任教育厅长。1934年,以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作蒋介石的顾问,助其笔札。
        1935年2月,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二处主任。侍从室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部门,掌握最高机密和内幕,上传下达,位高权重。如果说在此以前,陈布雷还主要以客卿面目出现,蒋介石有重要文件才召他来起草,那么在此之后则与侍从室相始终,一直跟从蒋介石,在蒋的军政活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之所以用陈布雷为幕僚长,是因为在多年的共事中,深深了解他才思敏捷,文如泉涌,是难得的笔吏。陈温和谦恭,品行端正,忠心耿耿,毫无异志,且不属任何派系,更是蒋介石认为最可利用之处。只有陈布雷起草的文电,蒋介石才最放心。
        陈布雷屡受蒋介石提拔、重用,自然是感激不尽,甘愿效力。尽管常有言不由衷、矛盾痛苦的时候,但又总被知恩必报、忠贞不二的观念所战胜。他将自己喻为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陈布雷对蒋介石察言观色,细心揣摩,凡侍一、侍二两处发出密电稿,都要亲自审改,力求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蒋介石每当要发表重要讲话,总是事先与陈布雷商量斟酌。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但都经陈布雷为之润饰条理。蒋的即兴讲话,则由速记人员记录下来,送陈布雷修改,最后由蒋核定发表。陈布雷认为给蒋写文章,是一项呕心沥血的工作。
        陈布雷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日常生活的记录。先由侍卫官负责记录蒋介石的起居和行踪,送交侍从室秘书汇总,再由陈布雷按月编排。如同对待皇帝的起居注一样,陈布雷编得十分详细认真。
        陈布雷一生体弱多病,神经衰弱尤其严重,每晚必服安眠药方能人睡。为蒋介石代拟文电,处心积虑,经常彻夜赶制,通宵不眠,神经衰弱症愈发厉害。陈常为此苦恼不已。
        在红军长征时,陈布雷曾随蒋介石来往于川、贵、滇,督促地方军阀“围剿”红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于1937年1至6月回溪口故里休养,陈布雷随侍在侧。受蒋介石之命,替其撰写《西安半月记》,目的是让世人知晓张、杨犯上作乱,以及蒋如何晓以大义,转危为安。陈布雷不知内情,甚感为难,但又不得不按旨意撰写。在日记中,他苦恼地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正在庐山。陈布雷代蒋介石拟撰文稿,这就是7月17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谓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是陈布雷平生得意之作,也成为蒋介石抗日的第一个正确宣言。“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陈布雷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1938年7月,为蒋介石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文字淋漓酣畅,陈布雷也引为得意之笔。原在《天铎报》、《商报》时,那犀利猛烈的文风,似乎又回现了。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过50岁生日。蒋介石送其“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亲笔联语,谓:“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陈布雷感动莫名,不知如何报答才好。②
        整个抗战时期,陈布雷除了因病休养,始终是忙忙碌碌的。白天处理公务,参加必要的会议,晚上继续与侍从室各组组长讨论有关事务。如有重要文告需要草拟,就常通宵达旦。③宋美龄为了照顾陈布雷的身体,满足其抽烟嗜好,想办法搞到三五牌香烟,美国产奶粉,按时派人送去。
        异常紧张的工作,较为清苦的生活,尤其是严重的失眠症,使陈布雷“身体更感不支”④。每年春夏,更是陈布雷健康最坏的季节,总感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温厚的性情变得比较急躁,脸上也少了笑容。1942年春夏,就动过结束生命的念头,“欲振而不能,欲宁静而不得,脑际若有两种矛盾的力量,交互牵制,以为祟也。自觉诚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憔悴又消沉”⑤。1943年、1944年春夏,均有类似情形。每一次都做好了死的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作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侍从室撤销,分别并入国民政府的总务局、军务局和政务局。陈布雷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其职责与以前没有多少变化。1946年3月,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冗长不堪,陈布雷甚感疲惫,自觉脑力衰竭,已成无源之水。会后,自重庆抵沪,所见所闻,颇多不合心意之处,身心健康较在重庆时更为恶劣。6月,受蒋介石之催,到南京就任蒋官邸联络秘书室主任。7月,随蒋介石赴庐山,工作非常繁重。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庐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七七”事变纪念日、“八一三”事变纪念日等,陈布雷都要准备宣言或文告。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陈布雷为浙籍推选代表。会上党派纷争激烈,陈排解疏通,费尽周折。制宪国大后,国民政府宣称要从速召开行宪国大,并着手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的选举。为了当上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官僚政客无不耍尽手腕,纠纷迭起。想走陈布雷后门者颇有人在,陈多婉言拒之。1947年3月,出任文化服务社董事长。4月18日,充任国府委员。7月,筹办新闻研究班。自11月下旬起,每周主持宣传小组会议,为蒋介石召集的“官邸会报”准备材料,拟定宣传政策,传达宣传指示,身体更不如前,他在给秘书的一封信中说:“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由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34年夏季无异。”“即写一信,亦笔若千钧,于是弟始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身体健康,真是根本绝望。”⑥
        行宪国大于1948年3月底召开,陈布雷为国大代表。会议期间,“群起叫嚣,秩序混乱,意见纷歧,私欲之深,使他叹息,对若干国大代表其贪、其愚、其鄙,真有羞与为伍之感。”但他又强自振作,接洽周旋,辛劳倍增。国大闭幕后,又为行宪政府的组织事宜奔忙,体力更感难支。⑦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辞职,由陈布雷代理。 日常事务骤增,体力消耗更甚。8月,国民政府取消法币,发行金圆券,陈布雷将家中少量的美金兑换成金圆券,结果由于金圆券的急速贬值而损失净尽。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济南失守,东北全境失守,陈布雷已感无力回天,身心崩溃。
        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黄伯韬兵团被围,蒋介石心如火燎,脾气更加暴躁,动辄训骂左右。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久。陈布雷开会回来后,秘书发现他的脸色与出门时大不相同,灰暗无光,一副病容,想必“在会中可能又受到精神上负担不了的刺激”。吃过午饭,陈布雷一般与秘书聊几分钟就休息,这次却谈了一个多小时,从他读书,到《天铎报》、 《商报》撰写社评,再到入参戎幕,终了感叹道:“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有听。”⑧从这句话可以猜测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陈布雷可能提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建议,被蒋介石愤怒地拒绝。否则,以他恭顺的性格,是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
        陈布雷千思百虑,又一次下决心自杀。11日夜,在他写的杂记中说:“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20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对于自己的自暴自弃,他深深自责,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万万不可为训”⑨。接着,又给蒋介石写了两封遗书,述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之后,病像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⑩。
        12日下午,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访陈布雷,达两小时之久,陈未露出任何绝别的迹象。吃晚饭时已有异状,吃得很快,而且只吃近身的一碗菜,吃完匆匆上楼。秘书蒋君章恰好晚上去《中央日报》社值班,回来稍晚,见陈布雷寝室中灯光依稀,已经下帘的样子,就没像往常那样上楼与他聊天。
        就在这天晚上,陈布雷又写下一封封遗书。给夫人王允默(时在上海)的遗书中写道:“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给陶永标副官的遗书中,要他托陈生前友好,安排工作。给陈芷町、李惟果、陶希圣的遗书中写道:“弟遭时艰虞,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而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希望他们照顾夫人。给潘公展、程海波的遗书中,也希望他们照拂孤苦可怜的夫人。给张道藩及洪兰友的遗书中,分别交待了宣传小组和中政会事务。给训慈、训悆、叔同诸弟的遗书中说道:“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事,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遗书中,交待了处理身后事务十则,希他们如实发表消息,即“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希望葬事从简,三五天内办完。寓中沙发及单背椅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在银行有两笔存款,为数不多。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可以取用,等等。(11)写完遗书后,陈布雷服下一又三分之二瓶的安眠药睡去。尚有余粒散落柜桌及地板,可以想见他赴死的决心和服药时的紧张与匆促。
        按平常习惯,陈布雷多在8时左右起床,因安眠药效力未尽,又常再休息一会儿。9时半,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开会,秘书蒋君章见他近几日身体不好,不见客人,就替他请了一天的假。但到10点,寝室门还关着,没有动静。蒋君章与副官陶永标就破门而入,发现陈布雷躺在床上,手脚冰凉,身体僵硬,嘴大张着。陶副官立即去叫经常给陈布雷打针的医生。蒋君章给有关人士及夫人王允默打电话。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中宣部副部长李惟果、蒋介石官邸秘书周宏涛、行政院长翁文灏都来了,蒋介石、宋美龄也来了。
        如何发表陈布雷之死的消息,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多主张不要把问题说清楚。14日,《中央日报》刊发新闻:“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当天,上海《新闻报》社长程沧波起来,说这种说法“抹杀了布雷先生为领袖为党为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而不会这样说的。同时,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因此,治丧委员会在审阅了全部遗书之后,决定全部发表。18日,《中央日报》发表了陈布雷服安眠药过量自杀的消息。遗书也随即刊出。(12)
        陈布雷葬于浙江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立碑仅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