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在该报上公开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家族控制的扬子(孔祥熙长子孔令侃任总经理)、孚中(宋子文之弟宋子安任总经理)等公司,利用特权大搞套汇、走私,牟取暴利的黑幕。这一丑闻轰动一时,引起中外舆论普遍关注,是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的佐证。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官僚集团就利用特权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利用特殊的权势地位和官办企业,大肆套汇、走私、垄断外贸、操纵市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官僚集团的倒行逆施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害,而且也加速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危机,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人士感到忧虑和不满。孔宋官倒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曝光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因声名狼藉而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上台不久,抗战即告胜利。其时,国民党中央银行有库存黄金九百多万两、外汇储备九亿多美元和大量的美援物资及接收的日伪财产。宋子文据此于1946年3月颁布《管理外汇暂行办法》与《黄金买卖细则》等,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官价与黄金自由买卖的政策,大量抛售国库的黄金与外汇,企图以此稳定市场,筹集内战经费,并乘机由其家族及其他官僚开办的公司,利用特权套购官价外汇与黄金,然后在黑市转手卖出,从中牟取暴利。此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还颁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一般工商业户不准从国外进口各类重要物资,但却给四大家族开办的各种企业(大多以官商的名义出现)以进口许可证,允许它们大量进口各种禁运物资,如汽车、化妆品、奢侈品等,从而垄断外贸,操纵市场,攫取了惊人的利润。这种以权谋私的金融和外贸政策,很快使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财政和市场陷于混乱之中。为控制局面,1946年11月,宋子文为首的行政院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以图减少官价外汇交易,控制进出口贸易。但局势已完全失控,黄金与外汇的黑市交易愈益猖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已呈崩溃之势。到1947年2月,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黄金、外币的黑市交易猖獗,汇率直线上升,国库外汇与黄金锐减,物价如脱缰的野马,市场混乱,民怨鼎沸,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给从事反共内战的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挽救危局,蒋介石于1947年2月16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经济实行管制政策,停止黄金与外汇的官价交易,管制金融,控制与限量分配重要物资。为平息民愤和应付舆论,3月1日将宋子文罢免,并于4月中旬组成以张群任行政院长,包括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监察院、经济部、财政部也派员到上海调查“黄金风潮案”。监察院还对宋子文与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等提出弹劾。一时间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追究此案,惩办孔宋及其家族有关成员的罪行。
        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CC系骨干分子黄宇人,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联合一百名代表向全会提出:《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案》。这一议案公开点名弹劾宋子文,要求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议案还揭露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开办的官商企业一统、孚中、扬子建设等公司,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等“官倒”行径。此后,黄宇人又在国民参政会上再次揭露此事,并要求政府彻底清查此事。
        黄宇人等人的提案,在已是满城风雨的国民党统治区,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是一位有名气的记者,又有CC系的背景。他对孔、宋及其家族巧取豪夺的“官倒”行为素来不满。他得知黄宇人在参政会上的发言后,立即决定对孔、宋官倒案进行深入的采访。他派报社中负责采访财政、经济新闻的记者漆敬尧去财、经各部调查“孔宋官倒案”的真相与详情。因孔、宋皆是通天人物,采访、调查阻碍重重,难以进行。此后,陆铿亲自出马采访经济部负责人陈启天等,但也不得要领。
        1947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两部及监察院对“孔宋官倒案”已调查清楚,并已完成调查报告。国民党当局深恐家丑外扬,有意保护孔、宋过关,因此对外严密封锁此案详情。28日,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向漆敬尧透露了此案的一些详情,并让漆抄录了“孔宋官倒案”的一些调查材料。邓向漆表示,这些材料仅供参考。陆铿得到材料后,深知其新闻价值和重大意义,也深知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这些材料的严重后果。为了能公开发表这些材料,又避免过分刺激最高当局,陆铿首先于28日晚打电话给报社总主笔陶希圣,报告说:财政部发言人透露了“孔宋官倒案”的内容。接着问能否在《中央日报》上刊登?陶希圣不知其中情由便回答说:既然财政部透露了新闻,就没有理由拒绝发表。陆铿以此手法得到陶的允许后,即在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上,以本报消息的形式刊登了“孔宋官倒案”的详情。标题是:
        “孚中暨扬子等公司
        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
        内容为:“〔本报讯〕孚中、扬子等公司,年来有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之情事发生,最高当局特令财政部、经济部会同严查,顷已将全部经过调查竣事,并由财经二部会稿呈报。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内列明禁止奢侈品入口及限制结汇实施日期、中央银行结汇情形、孚中等公司实际运货进口情形,兹分志于后”。文章分三部分披露了“孔宋官倒案”调查报告的内容。第一部分:“禁止奢侈品进口及限制结汇实施日期”;第二部分:“中央银行结汇情形”;第三部分:“孚中等公司实际运货进口情形。”上述材料证实: 自国民政府1946年3月开放外汇、黄金市场,到1946年11月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为止的八个月中,中央银行共售出官价外汇3.8155亿多美元,其中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购进1.5377亿多美元,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购进1.8069亿多美元,两家合计3.3446亿多美元,占中央银行同期售出美元的88%。孔、宋两家以官价购进大量美元,然后将一部分美元转手到黑市以高出官价几倍、几十倍的高价售出,牟取惊人的暴利。另一部分外汇,则凭借特权用于从国外进口大量汽车、无线电器材、药品、化妆品等违禁商品,在国内出售,攫取高额利润。①
        7月30日,陆铿又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他采访负责清查扬子公司账目的监察委员王冠武的消息。②
        “孔宋官倒案”在《中央日报》曝光,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外舆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美国合众社记者认为,此事是CC派控制的《中央日报》,利用魏德迈特使亲华之机“向孔、宋两家公司开了一炮。”这一丑闻也使蒋介石甚为难堪和震怒。孔、宋二人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而且是和蒋有亲戚关系的显贵。7月30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维果、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以及《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追查有关“孔宋官倒案”的新闻来源及见报经过,要求惩办有关当事人。李维果、陶希圣找陆铿长时间谈话,软硬兼施,甚至以掉脑袋相威胁,陆铿不为所动,始终没有说出邓翰良。李维果、陶希圣对孔、宋的官倒行为也十分不满,只是不敢明言。对蒋不追究孔、宋,反而追查新闻来源的作法也有看法。因此,当蒋介石要惩办陆铿和财经两部的有关人员时,李、陶两人都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向蒋陈明利害。当时,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参加的所谓联合内阁,张群任行政院长,青年党党魁李璜、陈启天主持经济部。联合内阁以标榜民主争取美援,争取民众。陶希圣向蒋介石进言:如果因追查“孔宋官倒案”的新闻来源而追究到经济部,势必导致李、陈引咎辞职,进而引发内阁危机,造成严重后果。“孔宋官倒案”丑闻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而且势必会影响蒋本人,不如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不了了之。蒋介石权衡利害,接受了这些意见,只在南京黄浦路官邸传见陆铿训话了事。
        为消除《中央日报》公开披露“孔宋官倒案”详情所造成的影响,《中央日报》在1947年7月31日的第四版上登载一则“更正启事”,谎称该报7月29日所刊载的披露孚中、扬子公司从中央银行的结汇数目,漏列了小数点,致使数目夸大失实,造成错误,特作“更正”。孚中、扬子两公司共套购官价外汇3.3446亿美元,现“更正”为334.4万多美元。也即减掉3亿多美元。③轰动一时的“孔宋官倒案”,靠一个小数点就化解得烟消云散了。当年9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