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6月间,全面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5月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上海52个社会团体(后来发展到68个)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举行大会,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举理事29人,其中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人为民进会员。大会通过了联合会成立宣言和致国共双方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电函,还通过了关于制止东北流血事件,反对保甲制度、取消戒严法等六项提案。26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南海花园饭店招待由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商谈国事。大家认为,目前局势紧张,“非立即停止内战实不足以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动内战,并推举马叙伦等九人负责筹备。此后,形势日趋紧张,据此民进方面建议反内战大会还应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推举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医院董事长)、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张絅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吴耀宗(基督教全国总干事)、胡厥文(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等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会主席)、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共11人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任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还决定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欢送赴京请愿代表,会后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对这次反内战运动非常重视,指定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张执一为秘密总指挥,工委负责人张祺、学委负责人吴学谦、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负责不同方面的具体工作。
        6月23日上午8时许,上海市三百多个团体近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集会,并欢送以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民进一些负责人及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等出席了大会。王绍鏊首先致词,蒉延芳、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陶行知相继讲话,随后由大会执行主席、民进常务理事林汉达发表演说。他说:“九位代表(到场八位)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因为现在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大会还通过了四项决议: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甚至全体步行晋京;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11时,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呼吁和平请愿团,在“人民代表万岁”的欢呼声中,登车赴京。接着,与会群众结成雄壮队列,冒暑游行达五小时之久。
        当上海人民团体在酝酿派代表赴京请愿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即指示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要设法阻止请愿团来京,以免制造麻烦”。叶则根据这一指示,命令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季源溥在上海“严密监视,并设法进行分化破坏活动”;命令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在镇江“设法阻拦,迫其折回上海”;命令中统津浦路调查统计室主任陈叔平,组织地痞流氓和苏北的逃亡地主,在南京阻止请愿团入城,设法迫令其返回上海。代表团未成行之前,上海国民党当局即指派一些人冒充学生、工人,组织所谓“上海学生反内乱大同盟”和“上海工人反内乱大同盟”,出面诬蔑上海人民代表。及至请愿团登程,沿途都受到特务多方阻挠、纠缠。
        上海人民请愿团在火车上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开车不久,就有几个冒充列车员的特务要代表写履历,说是为了“特别保护”,代表们据理予以拒绝。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也有特务上车来纠缠。车到镇江,一伙身穿绸衫、面色红润却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的人,指名要找马叙伦团长,要他下车“抚慰”“苏北难民”,并威胁代表,要他们到南京后不要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说什么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否则他们就卧轨,不准列车开行。代表团一方面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一方面发动列车上的其他旅客和他们斗争。最终摆脱了这伙人的阻拦,列车继续开行。
        23日晚7时,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津浦铁路的中统特务头子陈叔平预先纠集的一批暴徒,又伪装成苏北难民,把请愿代表团团围住逼至候车室、西餐厅。马叙伦、雷洁琼及陈震中、陈立复、《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和前来接代表团的中国民主同盟工作人员叶笃义,被暴徒们推搡拥入候车室,始则围攻,继则大打出手,暴行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国民党军警则袖手旁观,不加制止。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高集、浦熙修被殴成重伤,叶笃义被打吐血。当马叙伦等在下关车站被围殴时,冯玉祥、李济深等曾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他们制止暴行,营救代表。但当局不予理睬。直至24日凌晨一时半,警备司令部才将受伤者拖上卡车,先开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当发现不是医院,马叙伦等纷纷抗议,拒绝下车。这时几个坐吉普车跟踪而来的外国记者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先把受伤者送往医院。警察们才被迫将被打伤的代表们送往太平路中央医院。这时, 已是24日凌晨2点了。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和在南京的中共其他代表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慰问。周恩来对马叙伦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当得知代表们还未曾吃晚饭时,周恩来、邓颖超立即派人拿来牛奶和饼干给代表们充饥。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都来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经过周恩来同医院方面力争,院方才允给三等病房的五个床位,由受伤的几位代表住。
        下关惨案震动了全国,引起了各界人民无比的愤慨和抗议。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上海人民请愿团代表,电文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①周恩来为下关惨案致三人会议国民党、美国双方代表备忘录,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纵容特务制造流血事件,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凶手,追究地方警宪责任,取消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保护人民团体及个人的民主权利,保护各代表在京及以后之居住行动安全。6月25日,民盟政协代表为下关惨案,致函国民党代表,揭露事件真相,以确凿的事实说明,下关事件“实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②
        6月24日晨,上海各报纷纷报道马叙伦等在南京下关被殴重伤的消息,引起各界强烈反响。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沪西沪东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以及百货业职工会、各学校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罪行,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惩办纵容罪行的治安机关,保障人民自由。上海工人协会号召全上海80万工人誓做各代表的后盾,为中国的和平奋斗到底。各界还踊跃捐献医药费,仅《文汇报》自6月24日到28日就收到二百余万元。
        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都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国民党当局担心事态扩大,于24日上午9时把受伤的代表转到刚刚建成的黄埔路中央医院总院头等病房每人一个单间。为掩人耳目,国民党宪兵团装模作样地抓了八个“嫌疑犯”。国民党内政部长张厉生也在25日行政院例会上假检讨说:此次事件发生,治安当局未能尽到保护之责,内政部也难辞其咎。该管区警察所长余湛防范不力,予以撤职;下关警察局局长余翼群记大过一次;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予以申诫。后来,八名“嫌疑犯”经“侦讯”后,以“毫无参加殴打事情”为由,取保释放了两人;其余六人于27日移送南京地方法院审讯,六人异口同声地否认曾参加殴打,说是去“赶热闹”、“看共产党”。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下关惨案也教育了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一些中间派民主人士,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是不允许人民和平的,更不容许人做中间派。马叙伦被殴伤后在医院的病床上,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6月26日,经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约定,上海请愿团公推的代表蒉延芳终于见到了蒋介石。蒉延芳向蒋力陈上海人民反对内战的心愿,希望促成长期的停战和全面和谈。蒋介石当即表示:“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好了!”可是就是这一天,他密令其部队发动了对我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并由此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