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随着工业、机关、人口的增加,电力供应日趋不足。到抗战后期,由于一些军、警、宪、特等单位严重窃电,重庆电荒不断,致使民怨沸腾。1945年1月24日,重庆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太重被烧坏,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倚仗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为后台,且是一个特务聚会的场所,便私自将电源线移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以致都邮街的这台变压器负荷陡增,随时有被烧毁的危险。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派人前往取缔,但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他们不仅毒打工人,还将工人扭送到市警察局大阳沟派出所,后经交涉始行释放。但该饮食部仍在保安队武装保护下继续强行违章用电。
        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的不法行为,激起了电力公司职工的强烈愤慨。2月20日上午,公司又派工人刘振基、张光荣、胡世合等前去剪线,该饮食部经理吴汉治等再次进行阻挠。刘、张、胡等被迫强行剪线。电线刚剪下,吴汉治就指使其爪牙对工人进行辱骂和毒打。从饮食部里涌出来的“武装保安队警一齐帮同动手……或拿板凳棍棒,或拿刀枪,将电力公司在场人员分别包围,以七八个人打一个之绝对优势”,纵性乱打,“蛮横之气,俨然临阵”①。这时,该饮食部“外交经理”(警察局侦缉队队员)②——田凯也持枪赶来,准备行凶。工人们不畏强暴,勇敢还击,并夺过了田凯的手枪。但工贼黄寿臣却将枪还给了田凯,并保护他冲出了人群。
        由于饮食部方人多势众,他们将刘、张、胡等毒打后,还扭送保安总队“问罪”,沿途又继续拳打脚踢。行至民国路口时,田凯又冲上前去,开枪向工人射击,弹中胡世合小腹。案发后,他们不但不将胡世合送往医院抢救,反而继续拖至保安总队。当丧心病狂的歹徒将胡世合拖至保安总队时,胡因流血过多,已面无人色。工人们乃奋力突破歹徒的阻挠,将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宽仁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和时间的耽误,胡世合不幸逝世。
        田凯既是重庆市财政局第八稽征所调查员,胞哥德字孝义社的三排,又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一分区的额外稽查和军统指挥的重庆市警察侦缉队第一队(市中区队)队员,该队队长何玉昆是他的拜把兄弟。正因为有特务机构为靠山,所以他“强暴成性”,经常携带手枪到处横行,欺压群众,成为重庆的一“怪”③。
        胡世合的惨死,成了广大人民掀起反特抗暴运动的导火线。胡世合,原籍四川岳池,早年在家乡当雇农,受尽了地主折磨。来到重庆,在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当小工。家有体弱多病的妻子、83岁高龄的老母和不满周岁的幼儿。进公司十多年来,他辛勤工作,忠于职守。如今却惨遭特务杀害。这晴天霹雳,不仅使胡世合的家属悲痛欲绝,也点燃了广大工人和全市人民心中的怒火。
        噩耗传至电力公司后,工人们纷纷停工,拿着火钩、火铲和鎯头等,前往特务行凶地点,一面将胡世合尸体安放在中韩文协饮食部餐厅楼上,准备在此设立灵堂,举行公祭,向当局示威;一面四处寻找凶犯田凯,决心为阶级兄弟报仇。广大市民也对受害工人寄予无限同情,纷纷赶往特务肇事地点,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尽管地方当局调动了一个大队的警察前往镇压,但满怀悲愤的工人和市民并未因此退却。相反,人群越来越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怒吼声,不绝于耳,整个邹容路上人山人海,“途为之塞”。
        惨案发生后,电力公司地下党员周力行(由董必武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也迅速电请不久前刚回延安的周恩来指示对策。周恩来指示:要当机立断,通过这次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特务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④根据这一指示,南方局成立了以王若飞为总领导的指挥机构,全面领导这一斗争的开展。南方局青委刘光等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协助王若飞指挥战斗。南方局的其他各部门也都围绕这次事件开展工作。川东地下党也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相应的布置,从而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在中共南方局及川东地下党的及时、正确领导下,兴起了一场席卷山城、震动全国的抗暴怒潮。
        2月20日即案发当天,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公司的产业工会召开了全体职工紧急会议,组织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21日,电力公司和该公司产业工会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四条要求:1.立即将凶手特务田凯在肇事地点枪决;2. 以帮凶罪惩处伙同行凶的警察局保安队员;3.保障电力公司职工今后工作的自由和生命的安全;4.受害工人胡世合的善后和抚恤问题应由中韩文协餐厅完全负责。⑤
        与此同时,受害者家属也发出了《泣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代为伸冤启事》,控诉特务匪徒的罪行,并向社会人士哀告胡世合惨遭杀害后高龄老母因悲恸而命已垂危!多病之妻因哀痛而病且加剧,婴儿号哭,抚育无着的惨境。泣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代为伸冤,俾得严惩凶徒,以命偿命,优恤遗族,以慰无辜死者之亡灵。公司全体职工也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登载启事,详述惨案经过,谴责饮食部违章用电和特务匪徒杀人暴行,呼吁社会人士一致声援,主持正义,务达维护人权及保障事业,严惩首凶,优恤遗族之目的。⑥
        电力公司工人和胡世合家属的血泪控诉和合理要求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赢得了全市职工和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都及时披露了惨案的消息,并表示了对受害工人的同情和对特务的愤慨。
        可是,中韩文协饮食部却百般歪曲事实真象,甚至在《扫荡报》上刊登“启事”。胡说工人前去剪线是由于“勒索未遂,恼羞成怒”。而对特务歹徒的暴行只字不提。反诬工人“挟嫌捣毁,移尸盘踞,目无法纪”,妄图混淆视听。市警察局局长唐毅也发表谈话,说惨案的发生是由于“着米色中山服者前往查询,出枪示威,失火误伤”。要工人“静候解决”,不要鲁莽行事。当局公开“包庇特务的罪行,曲解事实,压制人民的反抗,企图很快平息众怒”⑦。
        针对这种情况,南方局深入发动群众,全力阐明事实真相,支持电力工人的合理要求,粉碎当局妄图“和平”了结的阴谋。2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的社论,除了揭露惨案真相外,还强调指出:特务“这种无法无天摧残人权的暴行”,“是一件与全市市民生命安全有关的大事件,谁也不能默尔而息”。号召全市人民“都睁大眼睛”,注视“这次凶杀工人的罪行的最后的清算”,“看电力公司全体工人的合理要求能否实现”。当唐毅发表谈话后, 《新华日报》又以《这场人命案》为题,发表评论,对上述谈话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唐毅的目的,就是妄图把肆意行凶的杀人犯田凯说成是既不知道姓名,更无官衔可考的“着米色中山服者”,为杀人犯开脱,把一场特务行凶、击毙人命的惨案,说成是“失火误伤”,以便一笔勾销。这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使唐毅之流妄图歪曲事实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外,《新华日报》还发表过多次通讯报道、特写和评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热情,指引着运动的胜利发展。
        南方局还将工人的正义呼声概括为八项最低要求⑧,即(1)枪毙杀人犯——特务分子田凯;(2)严办江德茂、吴汉治,封闭中韩文协饮食部;(3)严惩参加行凶的保安队警及其长官;(4) 抚恤遗族,赔偿医药费;(5) 请求政府通令陪都各工厂停工五分钟为死者致哀;(6) 要求政府维护公共事业,保证战时生产,禁绝偷电行为;(7) 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工作自由,重申保护劳工的法令;(8)要求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实行民主,取缔特务统治。为便于发动群众,南方局还用通俗的文字写成向各业工友和社会人士求援的宣言,用七种不同的油印版将要求印成传单,散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沙坪坝等地的主要工厂、学校、机关和市民中去,呼吁各业工友和各界同胞“一洒同情之泪”,帮助工人们达到八项要求的目的。
        通过南方局的秘密发动和《新华日报》等报刊的公开宣传,使惨案真相和组织斗争的方针迅速传遍了山城。在短短的几天内,胡世合惨案就“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话的中心题材”。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了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其动员面之广,声势之浩大,都“出乎国民党特务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唐毅之流的上述阴谋破产后,又由市长贺耀祖出面活动。他一方面亲往灵堂致哀,吊唁死者家属,并表示答应惩凶,企图以一纸空头支票平息众怒;另一方面则以“有碍国际观瞻”“有碍交通”为借口,强迫电力公司将胡世合的灵柩移到比较偏僻的长安寺,以便缩小事态的影响。
        但是,广大工人和市民并未受骗,始终坚持枪毙凶手的合理要求。电力公司的职工发出了《不再受骗》的传单,指出:“移柩”是当局压制群众运动的“一个把戏”,当局的所谓“严办”就是“不办”。因为杀人必须抵命,如果只是“坐牢、撤职”,而不是“以命抵命”,“就是没有真正伸冤,就是没有替胡工友达到复仇的目的”,号召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要达到枪毙凶手而后已。全市工人和革命人民也都围绕这个目标开展活动。陪都机械工人联合会等成立了“援胡会”,纺织厂、钢铁厂、玻璃厂、印刷厂、机器厂、煤矿、电器工厂等部分工人组成的中国工人民主联合会也发表抗议书,为胡世合的家属作后援,为电力公司作后援,为后方治安作后援。沙坪坝的一些大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表示抗议。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电力公司还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大会在中韩文协饮食部楼上的大厅举行,到场吊唁者有三万余人。25日移灵后,前往胡世合灵堂致祭者,更是络绎不绝。仅自来水公司和四川水泥厂的工人,就分乘十辆大卡车来吊唁;南岸裕华纱厂的女工,也渡江涉水前来致哀;远在北碚的复旦大学等校的学生,也怀着极大的悲愤,分批来到灵堂,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工人斗争的支援。未能亲临致哀致祭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也都纷纷写信,表示对工人斗争的声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华中职工联合会筹备处、山东总工会、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太岳职工联合会等,也都纷纷来电,抗议特务的血腥暴行,并对受害者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南方局还在民主党派及其他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惨案发生后,王若飞曾在特园召开的一次会上,对民主党派人士发表了谈话,揭露惨案真相,阐述了对事件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南方局的文化组、经济组等,通过不同渠道向自己所联系的对象进行宣传。《新华日报》记者在新闻界做了大量工作,不但把进步记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连国民党报社中同情的记者也动员起来了。一些上层工商界人士也对胡世合惨遭杀害表示悲愤和抗议,法律界的进步人士也对工人表示声援。
        全市人民的反特抗暴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牺牲一个特务来了结这一事件”。2月26日,重庆卫戍司令部被迫宣布:“重庆电力公司与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因剪线斗殴伤毙胡世合一案,业经侦讯明确,凶犯田凯因犯杀人罪被处以死刑,并于当日押赴菜园坝刑场执行枪决”⑨。特务田凯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全市人民莫不拍手称快。《新华日报》、《新民报》、《新蜀报》等纷纷发表文章,欢呼这一重大胜利。
        由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从27日开始,正式为胡世合公祭三天。市长贺耀祖不得不亲临“主祭”,在胡世合的遗体前“脱帽致哀”,并赠挽联一副:“十年著辛勤,克尽国民职责;百公留典范,无惭此日哀荣。”还给死者家属发放了抚恤金10万元。公祭过程中,虽然仍有特务在灵堂内外进行捣乱,但前去致祭的仍川流不息。据不完全统计,公祭的第一天,吊唁者即达八万余人,悬挂于灵堂的挽联多达四百余副,满悬挽联的松柏牌坊长达数十丈。
        这次公祭原定三天。但第一天公祭的浩大声势,已使当局大为惊慌。他们借口“时间长了有所不便”,迫使胡世合殡仪提前于3月1日结束。
        这天下午,尽管当局调动大批特务混入送葬的行列,进行阻挠和破坏,但前去送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仍极其踊跃。除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职工外,还有民生机器厂和许多工厂的工人参加。四川水泥厂的工人高举“义之所在”的巨幅标语,迈着沉痛的步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巴县工会和远道赶来的成都工会代表也亲持挽联送葬。声势浩大的出殡送葬,成为一次抗议特务暴行、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它伸张了正义,灭了顽固派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