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成立后,经蒋介石再三请求和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军第三军军长史迪威中将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由于史迪威与战区统帅蒋介石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矛盾,尤其是在对中共所领导的部队的见解态度等不同,所以使得史蒋合作从一开始即出现暗流,并最终导致史蒋矛盾激化,出现所谓的史迪威事件。
        1942年3月,史迪威奉蒋命抵达缅甸后,便根据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形与中国军队的位置,制定了一个主动反击日本军队的计划,即调驻在缅甸北部的第五军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南下,集结于彬文那地区,以解救位于缅甸中部东吁一带即将被日军包围的第二○○师之围,然后以东吁为据点,阻止日军的进攻。史迪威的这个计划,却迟迟得不到蒋介石的回复。为争取计划的早日实施,史迪威不得不从前线飞返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在史迪威的坚持下,也在何应钦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才作了部分让步,只同意第二十二师去东敦枝支援第二○○师。
        当史迪威于3月21日再次赴缅甸指挥作战时,蒋介石并未完全遵守其诺言,而是在重庆不断给杜聿明、甘丽初、林蔚等人发电报,下指示。弄得史迪威“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①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出尔反尔,当着史迪威的面,蒋要史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但当亚历山大以英国驻缅军总司令的身份,于3月27日在重庆与蒋介石会晤时,蒋却又对亚历山大称:“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即史迪威)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②
        1942年4月1日凌晨,史迪威从缅甸前线飞返重庆晋谒蒋介石,就指挥权问题与中国军队不服从命令一事与蒋介石进行争论。争论中,史迪威言辞激烈,并第一次提出了要辞去中国远征军司令的职务,同时要挟蒋介石说:“我不能让美国空军去支持我对其指挥官缺乏信任的部队。”③史迪威的强硬态度,不仅使在座的商震感到震惊,而且也使蒋介石和宋美龄感到不安。宋美龄不得不圆场说: “将军理应取得全权,否则局势必增严重。”④第二天,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他已解除了中国参谋团团长林蔚的职务,另派罗卓英赴缅甸秉承史迪威之命指挥在缅甸作战的第五、第六两军及其他部队,并授予史迪威全权赏罚在缅部队的权力;在座的宋美龄也表示:凡是蒋介石今后发往前线的指令,她都将择其重点译成英文后径送史迪威。最后,蒋还告诉史迪威:他将亲自飞临缅甸战场,明确告诉中国驻缅军队,史迪威是他们的“老板”。
        4月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罗卓英等与史迪威同机飞赴缅甸。第二天,蒋介石当着史迪威的面对亚历山大说,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⑤7日,蒋又召集杜聿明、罗卓英、戴安澜等人谈话,说史迪威是他们的“老板”,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由史迪威同英国人打交道,史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⑥在作战方针上,蒋介石也改变了态度,开始同意史迪威的主张。
        第一次史蒋矛盾,以史迪威的胜利而告解决。史迪威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极为感激,认为蒋“确实是宽宏大量的”。蒋也表示“对史参谋长始终信任与感慰。”⑦
        正当中国急需更大规模的外援经“驼峰”源源不断送来时,美却将原属中国战区、驻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及美国派遣来华的A—29轻轰炸机一队调往埃及,以轰炸德国的补给线。因此,蒋介石就对史迪威发脾气说:“倘中美以中国之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则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的利益。”⑧在座的宋美龄也愤恨地说:“每次英国军事失利,辄夺我军备或强取拨归我用之器材,苟此风不戢,实不知中国继续抗战有何裨益。”⑨蒋介石还第一次面对面地表示了对史迪威来华工作的不满,指出美国援华物资之所以不多、不及时,完全是因为史迪威没有及时向美国政府和军方报告与建议所致。
        6月29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史迪威等人,并当众交给史迪威手谕一件,指出了保持中国战场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间美国应派军队三师到达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国与缅甸之交通。2. 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如有损失,随时补充,不令有坠此标准以下之空隙。3.自8月份起经常保持每月5 000吨之空中运输量。”蒋要求史将此三项要求编入作战总计划内,以便随时向美国政府洽商。蒋说:“如不能完成此三项最低限之需要,中国战区将无法支持。”⑩蒋介石这三项最后通牒似的要求,被美方和史迪威婉转拒绝。史蒋之间、重庆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又趋紧张。夹在中美复杂微妙关系之间的史迪威,也就成了蒋介石出气和发泄的对象,撤换史迪威的念头在蒋介石头脑里再次萌发出来。
        7月2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求他与美国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的职权”,并明确提出,凡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者,应服从统帅命令。7月9日,蒋又电宋子文,希望美国政府最好主动召回史迪威。电文称:“此人或在缅甸战败后,言行无常,似有精神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11)
        作为美方在华军事全权代表及负最高责任的史迪威,虽然对美国政府此种言而无信的做法表示反感和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此情形下,他又一次萌发出辞职的念头。对蒋的不满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蒋介石说史有“神经病”,史也毫无顾忌地指责蒋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暴君”(12)。
        7月23日,美国陆军部向宋子文转达罗斯福对史迪威职权的处理意见:“史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公;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案代表及国防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蒋公如以为不便,可将史职权划分,由两人担任。”希望中国能继续留用史迪威。宋子文奉悉后又亲谒罗斯福,解释史蒋矛盾内中复杂情形及史迪威所述职责的不当。罗斯福则说:“史(史迪威)职权中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一项,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方案,此后一切由君代表蒋委员长,霍布金(霍普金斯)代表余,在华盛顿共同解决。此两种职权划分清楚,史事实上即专属参谋长地位矣。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13)
        1942年7月20日,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博士,衔罗斯福之命,带着消除中美隔阂,化解史蒋矛盾的使命飞抵重庆。居里在重庆停留16天,与蒋介石谈话14次,其中7次是专谈史迪威问题。
        居里返回美国后,于8月24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更换史迪威。罗斯福表示同意。但参谋总长马歇尔表示不同意见,认为“目下正议反攻缅甸,不宜更调。”(14)
        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允将第十航空队仍拨归中国战区使用并扩大到15个中队,运输机也增至100架,同时保证在技术问题许可下,尽速尽量增加美国的援华物资,以不断增强中国的武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6月所提的三项最低要求,蒋介石以撤换史迪威为要挟,以获得更多援华物资的目的基本达到。史蒋的第二次矛盾基本缓和。
        史迪威留任后,一方面以其全部心血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训练与改革,积极作收复缅甸的各种准备,以洗涤缅甸失败的耻辱,实现其“打回去,重新夺回缅甸”的抱负。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逐步了解和认识,越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的、富有活力的力量,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他相信“中国两个大党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是我们反日的共同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也是中美两国持久友谊的基础。”(15)并力主将中国各个方面的军队联合成为一个强大的打击日本的作战力量。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史认为,拨一部分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军队,使其深入华北日军侧翼,可以直接威胁平汉路和张家口地区,减轻平汉路日军进逼的压力。史迪威的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史蒋矛盾再次引发。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4月河南失陷,6月长沙失守,7月衡阳危急,中国局势日益恶化,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被摧毁。美国政府担心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和投降,影响美国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强烈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16)罗斯福在此电中,语气比较强硬。其所以如此,是因为7月4日史迪威给马歇尔发了一封电报,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危局。“告以剧变形势应采取非常手段之必要”,并要蒋介石将国民党军队“受我指挥”。在电文中,史迪威还提出了具体的攻日计划,即“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前他们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17)同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局势之后”,也向罗斯福提议:敦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陆军的全权。所以罗斯福在6日的致电中明确指出:“倘欲挽救危局,余认为须迅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成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余深知阁下对于史迪威将军之感念,但余以为彼现已对其优越之判断,以及其组织与训练之能力等,业已有所表现,在华军作战方面,此尤为明显。余知无其他人员有如此能力与力量,以及有此种果断之决心,以排除现使中国及吾人全盘制日计划感受威胁之困难者,余正将史迪威晋升上将,并建议阁下将彼自缅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18)
        7月7日,蒋介石收到此电后,考虑到与美国合作等因素,未作出断然拒绝,而是敷衍。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罗斯福之来电,“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19)蒋在8日的回电中,一方面不得不对罗斯福的建议表示“不胜欣幸”“余甚赞成”;而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军队、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此事不能“仓猝付诸实施”,而应“准备”一个时期。蒋建议罗斯福“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且能有远大之政治目光与能力者,得以随时与余合作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之间关系,俾能增进中美合作之效率。”(20)此外,蒋介石又致电在美国的全权代表孔祥熙,嘱其在与罗斯福面谈时,除告知不能容忍史迪威掌握全部援华物资支配权及将共产党军队纳入统一指挥、统一援助的范畴之外,还一改其过去要求增加外援时多次强调的中国战场的危急情势,声称中国目前之战局,并不严重,更无危险,只是重要;对于支撑抗战,他自己完全能够负责到底。言外之意,是无需他人来指挥中国军队。
        8月10日,罗斯福又电蒋介石,除告以已决定派遣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来华,以协调史蒋关系外,对史迪威指挥权一事再加催促。罗在电文中称:“余觉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21)
        8月2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22)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第二天,赫尔利晋谒了蒋介石。会晤中,蒋介石一改先前的顽固态度,向赫尔利表示其对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场的中国军队“完全信任”,并要求美国人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后勤供应补给制度。蒋介石建议由赫尔利拟定有关史迪威指挥权的商讨大纲。12日,赫尔利在中美高级人员的会议上提出了他拟定的十条大纲。经过商讨,除有关中共问题与租借物资问题另行商议外,在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上达成如下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其职权范围为:受最高统帅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三)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23)但是,在使用共产党军队和租借物资分配两问题上,双方争执二天,没有结果。
        尽管双方在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协议,但蒋介石所给予的限制仍然很多,以拖延甚至破坏史迪威指挥权的实现。9月15日,蒋介石命令史迪威调遣密支那的中国军队进攻八莫,以牵制日军,支援龙陵的中国军队。蒋还向史表示,如果史迪威在一周内不对八莫发动进攻,他将立即把卫立煌部调回昆明。史迪威当即反对,认为驻印军刚夺下密支那,需要休整,不宜继续进攻,卫立煌部缺额待补,亦不宜调回,进攻八莫的任务,应调胡宗南部来担负。这个意见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胡宗南部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史迪威一直认为,把精锐部队放在那里,不仅不能打击日军,而且妨碍了八路军对日作战,所以他特地提出调动胡宗南部。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当然也不肯同意调动胡宗南部。所以,两人当场争论起来,不欢而散。
        接着,两人各自采取了措施,蒋介石决定把卫立煌部从怒江前线撤出,史迪威则于当天下午4时致电马歇尔,报告了重庆发生的一切,并称:“蒋委员长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昆明,如果这样,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24)史迪威主张“如果总统送给(蒋介石)一封强硬的信,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提到由于中国忽视陆军因而引起的严重危机,并坚持难于救药的局势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或许可迫使委员长给予我指挥的职务。”(25)
        翌日,马歇尔按史迪威的要求,授意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经罗斯福同意后,以罗斯福的名义发出。这份电报口气相当强硬,其中写道:“如果你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萨尔温江方面的华军,我们将完全失去打开接济中国的陆上路线的机会,并直接危害现在空运的途径。如果造成这个结果,你必须准备接受必然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电报说:“最近几个月,我曾屡次要求你采取断然步骤,清除对于中国和你渐渐发展的危局,现在,由于你还不委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我们已面对着华东重要地区的丢失和可能的灾难性后果。”电报最后要求,必须“立即任命史迪威将军,授以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
        9月19日,史迪威携电报赴南岸黄山晋谒蒋介石。罗斯福的这封电报,使蒋介石感到“平生最大之耻辱”。当晚,他取消了与赫尔利的共进晚餐。
        9月20日,蒋介石正式通知赫尔利说,他“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当赫尔利劝蒋介石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时,蒋态度坚决地表示:“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26)“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期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
        9月24日,蒋介石与赫尔利在黄山官邸正式会谈。虽然美方此时在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租借物资问题、处理中共问题、后方勤务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让步,以求留住史迪威。然而蒋介石却得寸进尺,他明确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彼之政治与战略头脑殊为缺乏”,所能指挥的部队局限于5个师,“除此5师之外,再要加派部队,归其掌握调度,则彼之能力即有所不胜;如欲委以中国战区全军总司令之职,使其指挥全中国三千公里战线之军队,则彼之能力,更不足任此艰巨。”“余对彼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因此,余认为彼决不能担负中国战区中美联军统帅之重任。”“余之意见,甚盼贵国能另派一资望素著、能力卓越之将领前来中国继续执行我两国合作抗战之政策,以达到我国共同胜利之目的。”(27)赫尔利听了蒋的谈话后,认为史迪威晋升总司令一事“不能不作重新考虑”,并询问蒋介石继任者的条件。蒋介石答以艾森豪威尔及其他任何美国将领均可。
        9月25日,蒋介石将正式要求更换史迪威的备忘录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同时,电示在美国的孔祥熙,告知罗斯福,“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28)
        蒋介石的备忘录抵达美国后,美方对此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撤换史迪威;但史汀生和马歇尔则表示反对,罗斯福在二者之间采取了折衷办法,即一方面同意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并不再令其负责有关租借物资事宜,另一方面又以保持中印空运吨位为条件,拟仍任命史迪威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并继续负责训练、管理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10月6日,罗斯福将此意电达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即召见赫尔利,明确告知:滇缅战区的作战,属于整个中国战区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史迪威之所以能指挥滇缅部队,是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现在既然已解除其参谋长职务,以后滇缅的中国军队自不能再交其指挥;其他任何部队,史均无指挥之资格。
        10月9日,蒋介石又向罗斯福发出电报,坚持“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此重任之将军来华代替。”电报结束时还表示, “电文简单”,将由赫尔利“将未尽之言作必要之补充。”(29)10月10日,赫尔利果然向罗斯福写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写道:“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仅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30)
        赫尔利的电文,促使犹豫不决的罗斯福总统下定了调史迪威回国的决心。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余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将军自战区召回”,同时告以将另派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31)同一天,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将此决定电告史迪威。
        史迪威接电后,只有一天准备时间,但他还是抓紧时间,写信给延安的朱德。信中表示,由于自己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而“非常失望”。他又专程向在重庆的宋庆龄告别。20日下午5时,史迪威由赫尔利陪同向蒋介石辞行,然后与美军总部全体参谋人员话别。离开重庆前,蒋介石派人通知史迪威,将以中国最高军事勋章授予他。但是“史迪威率直地拒绝了。”(32)21日下午2时半,史迪威离开重庆。“史迪威事件”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史迪威是忠实执行美国政府这一时期的亚洲战略的对华政策的,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将领,他的调换表明了美国政府已经重视调整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决心在战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