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又进行了两次大的谈判。这两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早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向蒋介石表示他对中国局势的忧虑,劝说蒋介石应与中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以消除两党纷争,共同抗日。罗说:“我对蒋的政府性质表示不满”,“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罗希望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①
        1944年5至8月,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重庆进行了长时期的谈判。由于国民党无诚意解决全国政治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致使谈判无任何实质进展。
        正在国共这次谈判陷入危局之际,1944年9月5日至19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把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进行的斗争推向一个高潮。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会上作了报告。林在报告中说明两党谈判的重要问题、重要分歧及谈判主要过程,说明中共对四项诺言信守不渝,最后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取的救急办法,即“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集中全国人力,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②林的报告主题明确,语气委婉,事实却不让步,取得很大成功。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报告,详述了谈判经过,重弹了军令政令统一的滥调。这个报告含混其词,引起会议大多数参政员的不满,甚至一些国民党参政员也提出指责。
        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方向,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举行集会,表示拥护中共这一主张。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中共这一主张却感到恐惧和不安。9月16日,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在刊登林伯渠报告时,一律将改组国民党政府一段删去。9月至10月,蒋介石还大造舆论,妄图压迫中共屈服。《益世报》发表文章,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当前是必要的”。《大公报》提出“要变不要乱”。
        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重申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欢迎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继续谈判。10月13日,林伯渠致函张、王,又进一步表示:“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中共愿意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在国共谈判的同时,罗斯福也频频派代表来重庆劝说蒋介石将一党政府改组成联合政府,以更有利于打败日本,有利于美国的利益。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之一即是转达他对国共关系问题的看法,敦促蒋介石与中共合作, “建立联合政府”。7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派参赞乔治·艾奇逊和孙科会谈,再次促使蒋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统治的日趋恶化,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加强中国抗战力量转为扶蒋反共。这个变化的明显标志就是赫尔利的使华。
        赫尔利来华后,在帮助蒋介石驱走了史迪威之后,他又着手国共谈判。早在1944年10月17日、18日、22日,赫尔利便接连三次找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林伯渠交换意见。赫尔利在重庆活动了整整两个月,与蒋介石等人反复磋商,最后形成一个他的五点建议。
        11月7日,赫尔利得到蒋介石和魏德迈的“准许和指示”,带着他的五点建议,飞往延安。经四次会谈,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协议。
        新达成的协议叫做《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内容是:1. 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地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这个协定表明,赫尔利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赫尔利之所以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正如他后来所讲: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作为交换条件。”③
        为了实现延安协定草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然而,兴冲冲返回重庆的赫尔利却被浇了一头的冷水。当宋子文看到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协定草案时,立即气急败坏地赶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宋子文表示:“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也不同意协定中关于成立联合政府条文。
        为了促使蒋介石接受协议,赫尔利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开始时,赫尔利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赫尔利的基本态度和蒋介石是一致的,即要设法让中共交出武装。他的说服,只是在解决使中共交出武装的方法的分歧而已。
        11月17日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改组,宋子文任代理行政院长,陈诚继何应钦任军政部长。随即宋、陈、张治中、王世杰四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提出三点反建议:1.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2.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三条反建议的中心内容仍然是要中共先交出军队,然后他再给中共以合法地位。这时,赫尔利已改变态度,支持蒋介石的要求,主张共产党接受三点反建议,与国民政府合作。赫尔利在转交“三点反建议”时故意曲解“五点协议”的精髓,把它的核心说成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组织联合政府变成了中共向国民党政府“插进一个脚趾”,而且联合政府“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还以不了解实际情况为借口,否认赞成“五点协议”的全部条款。
        由于国民党拒绝“五点协议”,谈判得不出结果。11月23日,周恩来决定离开重庆返延安。因气候的缘故,飞机无法起飞,周恩来直至12月7日才启程。在这耽搁期间,赫尔利一再劝说周恩来认真考虑“三点反建议”,不要中断谈判。他向周喋喋不休地阐述他那个“插进一个脚趾”的理论,声称按照他的办法,中共一定会“大有作为”。周针对赫尔利对“五点协议”的曲解,坦率地告诉他,中共与他对联合政府的理解不一样,国民党提案的关键是否定联合政府。12月2日,周通知赫尔利,中共中央仍然认为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解决时局问题的根本出路。国民党的提案与这个原则相距太远,中共中央必须重新考虑谈判问题,他回延安后不再来重庆。
        中共中央断然决定中断谈判,对赫尔利不啻兜头一瓢冷水。当周乘坐的飞机起飞后,赫尔利茫然若失,他立即与蒋介石等会谈,企图另辟蹊径。一方面,赫尔利派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与周恩来同机飞延,企图进一步说服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三条反建议,并同意再派周到重庆继续谈判。另一方面希望说服蒋介石在政治上妥协一点,以便让中共交出军队。同时,赫尔利本人还不断与中共领导人书信来往,试图说服他们回到谈判桌旁。
        12月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再次重申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中共从没有关闭谈判大门,障碍是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只做个别人事变动毫无意义。
        周恩来的信使赫尔利燃起一线希望,他立即复信中共领导人,要求派周到重庆谈判,并声称“循着五点协议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机会比以往更为有望”。周写信告诉他,中共不愿抽象地讨论是否接受“五点协议”。国民党应首先实行以下4点补充建议,以表示其确有诚意解决问题:1.释放一切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3.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 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赫尔利在对中共采取的诱骗和恐吓手段均遭失败之后,于1945年初又想出新的花招,经与蒋介石商量后,1月7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在延安召开由他参加的两党会议解决问题。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认为他再次访问延安不过“徒劳往返”,因为国共两党8年来的秘密谈判已经证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他建议在重庆为准备国是会议召开一个筹备会,包括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参加。会议程序公开,代表行动自由。毛泽东的建议使国共谈判出现新的转机,它成为此后国共谈判的中心。
        1月20日,赫尔利写信告诉毛泽东,国民党决定在行政院内设置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组织,以此证明双方的立场已经多么接近。22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
        1月24日,周恩来飞赴重庆。国民党对周再次到重庆谈判仍然缺乏诚意。从1月25日起,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也参与)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宋、王、张坚持原来的主张,除继续搬出三条反建议外,又提出了三项办法:1.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人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2.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及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3.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将领),及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中国将领两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委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这三项办法,是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赫尔利反复同蒋介石磋商,蒋做出的“让步”。其实,他们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都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尤其恶毒者还要把中共军队交给美国人去指挥,而他们却对召开党派会议一字不提。
        中共代表坚持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共同纲领,反对上述三项办法。王世杰说五条协议草案中无党派会议和国是会议。周恩来质问说:国共两党能包办国是吗?如果你们同意五条,请问不召集党派会议,国是会议如何产生联合政府?没有写进五条中的东西还很多,例如各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比例,取消特务,撤退包围,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等等,难道都不成问题了吗?对国民大会问题(赫尔利在会谈中搬出“国民大会”和“政治咨询会议”),周恩来表示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民大会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呢?对第二、第三条办法,中共认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中共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中共还坚持把废特、自由、放人和撤兵四条,作为加入政府的先决条件,否则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是骗人的空招牌而已。
        鉴于谈判无什么进展以及周提出回延安讨论要求,赫尔利于2月10日约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再谈。双方一上来就各执一端,周恩来再度声明必须回延讨论。对此,赫尔利提出可否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已经起草好了的共同声明以说明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周恩来断然予以拒绝,称此声明完全有利于国民党,致使会议不欢而散。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进行解释,说可以由周恩来自己来起草一个有关谈判进展的声明。他同时通知周恩来,他马上就要回美国一次,他愿意告诉罗斯福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到结果。周恩来当即反对,说:你同意的五条方针,蒋介石基本上未接受;党派会议蒋介石只接受其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未接受;四项要求蒋介石要等到协定成立后才能实行,而联合政府的协定又不能达到,这些都说明你此行是失败的,应该以此真相告诉罗斯福。
        13日,蒋介石再次约见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必须无条件实行统一。国民党只能将政权还给人民,决不能还给于党派。他说:“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④完全抹杀了中共的主张。
        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单方面宣布国民党在同共产党的谈判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试图以此来显示国民党在统一和民主问题上表现的诚意,借以影响美苏,加强其国际地位。但周恩来次日离渝时则针锋相对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称王世杰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他批评国民党所提出的方案完全是以坚持一党专政为目的的,其不仅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且干脆就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党派会议,也同样是要求以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为前提。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首先实行释放政治犯等项要求,更是不予接受。
        15日,周恩来离开重庆,飞回延安。这样,国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且有赫尔利的“调处”,算是彻底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积极主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不仅有利于当时的抗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后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准备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