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集团对国共合作始终没有诚意,从1939年到1941年,两度掀起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进攻,结果虽均被粉碎,但他们仍未放弃反共的打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便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经济援助。1943年1月,英美两国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英平等新约”和“中美平等新约”。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声望和地位得到了一定提高。这时,蒋介石以为英美不会再干涉他发动反共攻势了,便决心利用改订新约后的有利形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战略反攻;英美联军取得了北非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上的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在中途岛战役后发起了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日军节节败退,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喜又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战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①为了避免“灭顶之灾”,蒋介石决心加紧反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之命运》出笼了。
        早在1942年底,蒋介石就召见了曾跟随汪精卫叛国后又效力于国民政府的汉奸陶希圣,授意他起草一篇以反共反人民、强化专制独裁为主题的文章。1943年初,由陶希圣起草的文章经蒋介石数次修改后,已经发展为一本十余万字的书,在中英和中美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告全国军民》的广播词中披露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3月10日,该书由重庆正中书局正式出版。
        《中国之命运》共分为八章,包括:(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二)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起源;(三)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这本书把“抗战建国”作为纲领,抗战即要打败日本,建国也就是要解决共产党问题,建立一个封建地主买办的法西斯专政的中国。由于蒋介石认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券在握,因此该书对抗日问题谈得很少,只设了两节来论述这个问题,而把重心放在了所谓“内政”问题上来。这本书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歪曲论述,极力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专制主义,集中体现了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和政策,是其法西斯主义理论系统化的主要标志;确定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强化独裁专制统治的政策,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和舆论准备;同时,这本书阐述了国民党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从而成为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切举措的指导。
        首先,《中国之命运》歪曲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鼓吹法西斯血统论和封建道德。
        在开篇,《中国之命运》就用法西斯血统论的观点来解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它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些宗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实同为一个民族,亦同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②它把中华民族说成是单一民族的目的是宣扬大汉族主义,以此来掩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欺压少数民族的实质。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时,该书竭力宣扬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书中写道:中华民族“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协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所谓“中国固有的德性”,就是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也就是所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中国立国的纲维”:“礼义廉耻”。并说“在这八德和四维的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积五千年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通过这样的论述和渲染,该书抹煞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斗争,对封建道德和统治秩序大加颂扬,力图为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寻找依据。
        其次,该书歪曲中国近百年来革命的历史,夸大签订新约的意义,借此诬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渲染三民主义,吹捧国民党蒋介石。
        在这本书里,近代中国黑暗落后的原因仅被简单地归结为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于造成这种落后的根本原因,该书并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它的真正用意在于借题发挥,大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文章。书中称不平等条约是“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是“革命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该书夸大了签订新约的意义,说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这样,就抬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身价和地位。书中以“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为题,极力颂扬封建统治理论,诬蔑和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马列主义。书中写道:“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法;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这些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立教的基础。”“至于社会风气”,“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这充分体现了蒋介石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该书大加攻击,把它们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产物,是“英美思想和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书中还说:这样的学说“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做爪牙”,“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对此要作“彻底改革”。为了给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这本书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国共合作的历史。它对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所给予的帮助只字不提,把国民党改组看成是国民党一党的成功;不承认“国共合作”,更不提“国共合作”领导开展北伐战争。它尽力诬蔑和诽谤共产党,胡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和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革命障碍”、“反革命”;要挟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声称“如果这样的武装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一日不能上轨道。”反过来,《中国之命运》极力渲染三民主义,无耻吹捧国民党,把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目的说成是“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并鼓吹“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革命。”
        再次,《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所谓的“建国方略”,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
        书中声称: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具体而言,“心理建设”即“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扩充广大”;“社会建设”旨在实行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这完全是封建社会组织的翻版;“政治建设”则坚持训政,提出“我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在训政时期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以便在宪政时期使中国“臻于现代的民主国家”;至于“经济建设”,则以实现“民生主义”为目标,把进行工业化当作首要任务。书中说:“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这充分体现了国民党蒋介石封建买办法西斯的专制统治思想。为了强化这种封建买办法西斯专制统治思想,《中国之命运》极力鼓吹愚民哲学,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鼓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极力渲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思想,鼓吹“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宣称“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失败”,并号召成年人加入国民党,青年人加入三青团。
        最后,《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所谓中国“决定的关头”问题,实际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
        书中扬言:“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的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也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言下之意是说只能采取军事行动了。书中又叫嚣: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表明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攻势,准备在两年之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当局强行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阅读这本书。4月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公函训示:“《中国之命运》一书,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各大中学校、各战区、各级政治部及全体官兵等均应切实研讨和批评,限于六月底以前呈报中央,分别整理,转送汇编呈阅。”③在国民政府的强行命令下,国统区广大官兵及公教人员都“研读”了这本书,并将其“感想”“呈报”给国民党中央。一时间,国民党新闻媒介对此进行大力宣传,以《中国之命运》为主题的社论、读后感等文章充斥着国统区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广播、报刊,而这些文章无非是吹捧《中国之命运》,高唱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坏得很,没有存在的余地”等反动论调。在《中国之命运》的影响下,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随时准备打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刘少奇组织领导对这本书的批判。刘少奇召集在延安的理论界人士,包括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思敬、齐燕铭、王学文、陈唯实等知名学者,部署批驳《中国之命运》的有关事宜。刘少奇指出:“《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坚持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的顽固立场。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人要用笔杆子同蒋介石打一仗,批判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中央要求你们仔细地看一看蒋介石的那本小册子,要知己知彼,才能写文章批判它。”④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在会上研究并落实了写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的任务。7月2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指示南方局集中力量,“在中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体系”⑤。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刘少奇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延安的共产党人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和社论,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和《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以及《中国思想界现有的中心任务》、《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社论。从7月9日到10月5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以批驳《中国之命运》为主题的12篇社论和10余篇长文。8月16日,周恩来对延安干部作了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长篇报告,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思想体系、政策纲领和组织活动。在国统区,董必武也领导着中共南方局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消灭共产党、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批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彻底消灭法西斯》、《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法西斯丧钟敲响了》等社论。
        上述这些文章、社论及报告,从历史观、哲学观、伦理观、社会观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指出其实质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即“中国的法西斯”;“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就是要人民盲目地服从他;其理论观就是宣扬封建的四维八德,然而,“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他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实行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的政党观,鼓吹国民党是国家动脉、建国总机关,“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他的人民观,“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他“口中的民权主义,早就没有民权”⑥。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的严厉批驳,从思想上有力地反击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维护和宣传了马列主义,促进了抗战后期抗日民主斗争的发展。
        对于《中国之命运》,国统区的中间势力也进行了谴责和批评。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积极批驳《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作了防备,国际国内舆论又强烈谴责国民政府,蒋介石因此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停止闪击延安的军事进攻。以《中国之命运》出笼为信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遏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