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结束后, 日军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和内部分化的政治进攻为主的新策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也调整了对内对外的军事、政治策略,一方面培植力量以继续持久抗战,另一方面则又限共、溶共、反共,打击国内进步力量。
        “曲线救国”的谬论,早在1938年底就出现了。那时在冀中的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即高唱“曲线救国论”,阴谋联日防共。
        1938年12月,原驻防文安、新镇的国民党游击部队柴恩波部在日军的诱逼下,全部投降日军。当事情败露后,身为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张荫梧却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电称柴之叛敌为“曲线救国”。张在12月16日给蒋的电报中说:“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奉电前因,谨复。”①
        12月29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举国上下群起声讨汪伪逆流,然而,张荫梧仍说汪精卫等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国”。
        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出笼后,颇为蒋介石所欣赏,并像瘟疫一样在国民政府敌后部队中迅速蔓延开来。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牟中衍对其新四师第二旅旅长王道就赤裸裸地说:“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就永远不原谅了。”②国民政府军留在山东一带进行游击的苏鲁战区副司令沈鸿烈也是公开宣称:“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正是在这种所谓“曲线救国”论的掩护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留在敌后的党政军官员便秘密与日寇勾结,或公开投降日伪,或与日伪秘密往来,联合进攻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4月,张荫梧秘密制定了所谓“对伪抗日军(指八路军)之策略方案”,6月策动了残杀八路军四百余名指战员的“深县惨案”。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率部围攻华中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人员五六百人。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地方的通讯处,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吴贺泉当场杀死;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少校秘书曾金声及新四军家属赵禄英等六人活埋于平江黄金洞,通讯处财物亦被抢掠一空。在此前的4月,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在博山以东的泰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人。同年8月,秦启荣又以九个支队两千余人袭击八路军驻莱芜以西之雪野村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杀死杀伤八路军干部和战士二十余人。11月11日,河南省确山县国民党的特务和部队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共二百余人。仅就1939年6月至12月的统计,八路军山东纵队被国民党顽军进攻90次,被杀人员1 350名,被扣人员812名。③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由防共、反共,逐步发展成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39年、1941年相继制造了针对山西决死队和八路军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针对新四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反共的同时,国民党敌后部队还加紧与日军勾结。1938年夏,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和日军开始勾结。10月,日军在广东登陆,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十天的时间把广州、惠州等大片国土都丢弃了。1939年2月5日,国民党陆军独立第三旅旅长许绍祖给平定日军司令官写信:“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麾下: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号召,我们是极度的赞成和拥护。但是中国的赤祸,到处滋延。这个祸根不除,贵国协助中国的计划无法实施,和平也无法出现。我们现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区开拔,剿除八路军。现在已和八路军接触了数次。特函达知,并希赐教。”“如有敝军零星人员经过此地,请为关垂。”④
        河北省尧山县政府在呈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王子耀部与八路军冲突逐日纪实》中说:(1939年)8月31日,“闻王部派籍尹二副官偕日军八名,赴石家庄与特务机关接洽投日事宜”。9月3日,“隆平、尧山合有日军百三十余人,于上午十时左右出发援王”⑤。
        国民党某部旅长韩祖光给张荫梧写信说:“刻本旅以受环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领一部暂住大贤乡,已与吴团长(伪军)取得联系。祈贵部于可能范围内与敝部密切联系,并祈与石家庄皇协军李副旅长、刘团长亦取相当联络。刻吴团长已电知该部,勿令发生误会。望见信后,将贵部番号、主官姓名、兵力若何,一并示知为盼。”⑥
        1939年11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清水师团长在临汾秘密会议,商定密约:1.晋绥军实行反共,日军须将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让与晋绥军驻扎。2.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3. 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4. 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交还。⑦以后阎锡山和日军又订密约多次。
        1940年,蒋介石任命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为河北省主席。据庞炳勋的河北省政府秘书长胡梦华回忆:蒋介石对庞面授机宜:“你要化整为零,派兵到河北省敌后,与共产党比赛游击战。打日本要有限度的,千万注意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对付共产党,我们的经验要用七分政治。”又叫陈布雷转告庞炳勋:“宁肯失地于日寇,不能失权于共党。”⑧
        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晋察战区所辖的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遗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钟麟)主席同心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这次给你们充分补充,你们赶快加紧准备,中央还要加派有力部队到前方,用钳形攻势一举消灭那里的八路军。”鹿钟麟在给石友三的信中也毫不隐讳地说:“今后工作,限共应与抗日并重。迭奉委座(指蒋介石)密示,各部应切实联系,……对某军(指八路军)可酌以武力制止等因。中枢意旨,均已明白指示。”
        国民党的两次军事反共高潮被打破以后,其敌后的各部便开始由原来的秘密联日反共(“曲线救国”的同语)转向公开投靠日伪。1941年2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八个支队三万余人投敌。随李投敌的高级将官有: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支队司令范杰。该部投敌后被汪精卫国民政府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李长江被任命为该集团军总司令。3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路总指挥杨仲华率部投敌,被汪伪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4月9日,国民党苏北第八十九军副参谋长兼第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相图,率部投敌。5月29日,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少将男梅轩,率部投敌。7月22日,国民党江南游击队方赋州部第一集团游击队第十八纵队少将周九如,率部投敌。9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分队长张惕勤,队员汤厚涟、梁文华架机在宜昌投敌。11月3日,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所属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教导师师长文大可,在山东韩城率部投敌。
        1942年4月22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现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两万五千余人投敌。随同投敌的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九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汪精卫命令将该部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被任命为该方面军总司令。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参谋长徐子珍,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山东省鲁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率部四万余人投敌。汪伪军事委员会令吴化文部改编为“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为总司令,宁春霖为副总司令,郭受天为参谋长,于怀安为第一军军长。同月,国民党第三战区炮兵副总指挥项致庄,由屯溪秘密到上海,随即投敌。2月20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在山东潍县被俘后投敌。25日,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湖北南部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4月24日,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所属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临淇地区率部投敌。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山西陵川地区,率部七万人投敌。随庞炳勋及孙殿英先后投敌的该部将领有:第二十四集团军参谋长赵星彩,一○六师师长李震汾,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辉,参谋长李志希,新编第五军副军长杨明卿,参谋长冯养田,暂编第三师正副师长杨克尤、王遂庆,暂编第四师正副师长王廷瑛、王瑞亮等。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率所部投敌。同月22日,汪伪国民政府决定庞炳勋部仍为第二十四集团军,任命庞炳勋为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
        庞炳勋部在山西陵川被日伪军包围后,曾向蒋介石电报请示“如何自处”。蒋介石回电要他“委曲求全”。⑨于是庞心领神会,率所部投敌。李长江是经缪斌的游说(答应由汪伪供给20万发子弹及军饷)后投敌的。孙良诚是在先期投敌的张岚峰和胡毓坤的策动下,在日军进攻时伪装被打败而投敌的。孙殿英,早在1940年初,便派他的外交秘书胡捷三去上海与汪伪集团联络,随后派其第二十三师师长路朝元率部投敌,暗中与日军保持密切联络。孙殿英本人之所以迟迟不公开投敌,主要是因为他的部队家属都在洛阳等地,孙怕公开投敌后,影响在洛阳等地的家属的安全。后来当日军进攻河南林县、山西陵川地区时,孙便伪装战败被俘投敌。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有62人(其中,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中央执、监委员20人),高级将领67人,投敌军队达五十余万人,占汪精卫国民政府伪军总数80万人的62%。
        国民党将领如此大批叛国投敌,是有其原由和隐衷的。庞炳勋的参谋长赵星彩就说过:他们奉重庆和洛阳的双重命令一意地进攻八路军。他说:4月24日以前,庞、孙的军队还在一心一意进攻八路军,当日军出动进攻时,还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防地。第四十五师中校副官主任谭敬奇投敌后也供认:“二十四集团军进驻晋豫省境,所奉的密令就是 ‘反共第一,抗战第二’。”⑩5月14日,庞、孙联名通电投敌叛国。6月7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枢纪念周上报告军事情形,却说:“敌人宣传我孙军长魁元(孙殿英)及庞总司令炳勋所部约七万人投敌事,完全为其欺骗群众与其伙伴德意之虚伪宣传。”(11)国民党还为庞炳勋等公开投敌叛国进行辩护,说什么庞总司令是“与敌周旋历3日夜不幸伤腿被俘”,而“庞氏现时仍为敌寇所未能屈辱”,把庞逆等投敌叛国的通电,竟说成是“无耻敌寇代捏种种谈话”。日后孙殿英说:“蒋介石下命令叫我当汉奸,事后又秘密派人来想把那个命令要回去,那还行啦。”(12)吴化文也说:“我是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五日,奉蒋委员长手令加入伪军的,专对付奸党。”(13)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唐生明,也是蒋介石派到汪伪政府中去工作的,唐先后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兼军务处处长等职。蒋介石还让戴笠同大汉奸周佛海,让郑介民同大汉奸陈公博等建立密切联系。1942年下半年,陈公博已设立了两个台电,一个是供蒋介石侍从室刘伯川用的,一个是戴笠部下陈中平用的。(14)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当上了南京汉奸政府的主席,国民党顽固派即通过何世祯、顾宝安、胡鄂公等人同陈联系,军事方面则由顾祝同、何柱国联系,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反共。1945年3月,戴笠竟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防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详表一份发交陈公博,陈当即按表部署剿共行动。
        在蒋汪勾结的情况下,那些投敌叛国的民族叛逆,非但没有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党纪国法制裁,反而还得到了优厚的礼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叛变后,1943年5月日本派他做“劝降大使”回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要人朱家骅、潘公展等百余人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吴。吴的住宅每天宾客如流。汉奸陶希圣,曾任伪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回重庆后便受到重用,为蒋介石校阅《中国之命运》。1944年8月,日军攻占衡阳时,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公开投降日寇,日寇曾将其投降经过拍成电影广为宣传。事隔不久, 日本派方先觉回重庆活动,方在重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请方共进午餐,一起照相,并发给方一千万元的赏金,奖赏他“功在党国”。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曲线救国”方针,其用心极其险恶。一方面,他指使一部分亲信爪牙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妄图消灭人民抗战力量;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另一部分人仍然留在抗日阵营内,继续打着抗日的招牌,向英美索取援助,扩充他的力量。这样,他们可以脚踏两只船坐观形势的变化:如果日本法西斯胜利,他们就沿着这些“曲线救国”先遣队的道路,揭掉抗战的面目,公开投降日军;如果日本侵略者失败,他们又可以冒充抗日的“民族英雄”,骗取人民信任,使这些“曲线救国”的伪军,摇身一变而为“中央军”,为国民党政府军收复失地,攫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