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是统治新疆达十一年之久的国民党地方军阀。1892年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开原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1915年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毕业,1917年赴日留学于东京明治大学。1919年归国后,进广东韶关讲武堂步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奉军郭松龄部下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7年,盛世才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投入国民革命军。1929年调任南京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1930年到新疆,投奔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1933年“四一二”兵变后,盛世才夺取新疆的政权。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并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边防督办。次年,他自任新疆督办兼主席。
        盛世才上台后,深知他的统治地位并不巩固。新疆地方派系复杂,金树仁政府时代的高级官员,对于盛世才出掌政权并不甘心;就是支持盛世才上台的兵变领导人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由于他们发动兵变后并没有获得实权,所以对盛世才大权独揽也很不满意;自塔城入疆参加支持“四一二”兵变的东北军,当时驻在乌鲁木齐,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有吉、黑两省的正规部队,也有九一八事变后自发组织的义勇军,派系分立,外人难以调动。特别是握有兵权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甘肃军阀马仲英,对盛世才的统治威胁最大。
        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权衡利害、审时度势,根据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打出亲苏反帝的旗帜。一方面以此来取得苏联的支援,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清除帝国主义走狗”的幌子下清除异己势力,达到挽救危局、巩固统治之目的。
        1933年4月,盛世才上台不久就提出了反帝口号,次年3月,他又进一步把反帝、和平、建设作为新疆省政府统一人民意志的口号。并于同年8月1日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邀请他留日时期的同乡何语竹为该会委员长、郎道衡为秘书长。反帝会的会章中明确写道:“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系民众自动之政治组织,遵照孙总理之民族主义,领导全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与离间各族间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者相抵抗”,“本会极力拥护新疆现政府,领导全疆民众一致起来抵抗世界各帝国主义者之侵略”。①反帝会还举办培训班,训练机关干部、大中学校师生、部队军官等,并利用节日集会进行一些反帝宣传。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严重形势下,盛世才政府高唱反帝口号,颇得一些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盛世才正是利用反帝口号,在“清除帝国主义走狗”的幌子下开始清除异己势力的活动。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攻克被马仲英占领的奇台以后,立即赶回乌鲁木齐,在督办公署召集紧急会议,当场逮捕了“四一二”兵变的领导人陈中、李笑天、陈明樾,并押至后花园枪决。然后盛世才向与会者宣布陈中等三人的“谋叛”罪状。这是盛世才为巩固政权整肃内部,假借罪名诛杀异己的开始。10月,他又软禁了新疆省主席刘文龙,推出了听其摆布的朱端墀任省主席。朱病死后又推出李溶为省主席。同时,盛世才通过拉拢、收买等手段,先把东北军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黑龙江救国军营长孙庆麟、吉林自卫军团长蒋有芬等拉到自己方面来,孤立东北军的首脑,然后加以逮捕。十五旅旅长郑润成、十七旅旅长应占彪、督署参谋长杨耀钧等人,就是盛世才假借召开军事会议时即席逮捕的。并且在逮捕郑润成等人的同时,宣布将孙、蒋二人提升为团、旅长。这样,到1933年底,东北军完全为盛世才所控制。与此同时,盛世才又将“归化军”旅长巴品上特、格米林肯逮捕,押送苏联,清除了白俄军队中的实力人物。
        1934年下半年,盛世才又清洗了一批与国民党有关的官员。盛世才上台之初,也想投靠南京国民政府,借以号令全疆。但南京国民政府对盛世才有意进行排斥,企图利用新疆政局不稳之机直接控制新疆。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派黄慕松率领大小官员抵达新疆,同行者包括各方面人物,俨然如接收新疆省政权的班子。对此,盛世才心怀不满,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势力进入新疆。“四一二”兵变后,盛世才宣布撤销国民党新疆省党部,逼迫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党部委员宫壁澄、曹启文等人离开新疆;并且通过捕杀等手段将与黄慕松来往密切的陈中、李笑天、陶明樾杀害,借以吓跑了黄慕松。下半年,又迫使国民党中央派入新疆的省委兼民政厅长彭绍贤与省委兼建设厅长高惜冰去职离疆。同年9月,又逮捕了与高惜冰来往密切的省银行行长苏上达、建设厅科长金希文等。此外,还有一些人也被牵连入狱。
        盛世才在“清除帝国主义走狗”的旗帜下,以突然袭击的毒辣手段,清除了他认为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政敌。同时又安插他的亲属,建立割据新疆的一统天下。如盛的岳父为伊犁屯垦使,后任省府秘书长,是他的军师;二弟盛世英为省公路局局长;三弟盛世骏为督署特务团团长;四弟盛世骐留学苏联为机械化旅旅长(盛世才后来疑心他是共产党员,要篡他的位,因此把他暗杀了);五弟盛世骥为中训团新疆分团教育长;妻弟邱毓熊为督署政教处长;连襟汪鸿藻为督署参谋长;姐夫彭吉元为省财政厅长等;妻子邱毓芳为新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盛世才凭借了这一封建宗族关系,掌握了新疆政权的各要害部门,并且靠这个家族核心来统治新疆。
        在盛世才假借反帝口号而排除异己安插亲属的同时,他还标榜亲苏,借以换取苏联对他的支持,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1933年5月,上台伊始的盛世才,便急于求得苏联支援。他试探性地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领事馆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新苏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盛在得悉孜拉肯表示友好的态度以后,即经陈德立将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和领事馆的译员等请到家里吃饭。为了给自己披上一件红色的外衣,以博得苏联的好感,他还在自己的书房中向客人出示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吹嘘自己在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中国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他说他非常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盛世才频送秋波,苏联政府却没有马上回答。而马仲英的部队却在向乌鲁木齐进逼。
        10月,盛世才鉴于马仲英部军事进攻形势严重,急忙派陈德立和姚雄赴莫斯科直接求援。这一次,苏联政府接受了盛世才的请求,并于11月派出熟悉亚洲事务又深得斯大林信任的格奥尔金·阿布拉维奇·阿布列索夫任苏联驻乌鲁木齐的公使衔总领事,与陈德立等一道前往新疆,希望对盛世才作进一步的了解。离开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阿布列索夫,让他告诉盛世才:“苏联的政策是支持并援助他平息所有的内乱。”
        阿布列索夫到达新疆后,盛世才装得毕恭毕敬,凡事多与阿布列索夫商议,聆听阿布列索夫及苏联官方的意见。很快就取得了阿布列索夫的信任。在阿布列索夫的呈报下,苏联向盛世才提供了飞机、装甲车和机枪等军火。12月,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率大军进逼乌鲁木齐,战局紧迫。在盛世才的紧急请求下,苏联红军入疆参战。入疆部队在边境线换上盛世才送来的军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军”。打垮了张培元军。不久,马仲英又率部进逼乌鲁木齐,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盛世才亲赴苏领事馆求援。1934年1月中旬,苏军以“阿尔泰军”的名义,由巴克图卡入境,在边境换上中国军服,改乘事先准备好的爬犁,从塔城外围南下,打退了马仲英,支援了盛世才政权。至此,与盛世才抗衡的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基本被铲除了。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逃往南疆后接受苏联劝说离境赴苏,盛世才政权终于转危为安。当时在新疆的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如果盛世才没有向俄国购买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和卡车,甚至雇佣那个国家的军队的话,他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在此前后,盛世才又乘势争取和安抚了在南疆影响最大、并一度被推为喀什“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和加尼牙孜,统一了全疆。
        1934年春,盛世才又指派张义吾去苏,要求苏联给他武装一万军队的武器。苏联方面虽也知道这个曾经屠杀过共产党员的小军阀联合苏联别有目的,但为了自己边界的安全,终于还是答应给以援助,并建议盛世才还要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1935年,盛世才又派包尔汉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签订了由苏联贷款500万金卢布的合同。随后,苏联还派来了许多专家、顾问以及农、林、牧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帮助盛世才整肃吏治、整编军队、整理财政,恢复经济,开办学校等。对于苏联如此慷慨援助盛世才,斯大林后来解释说:“是因为盛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而马仲英是日本经济资助的叛逆。如果马仲英在日本的支持下占了新疆,苏联的中亚也将遭受威胁,所以当盛政府向苏联求援时,苏联立即派遣两营军队换穿中国军服进入新疆,协助盛政府平息了马仲英的叛乱。事件平息后,苏军立即回国。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至于对盛政府的经济、工业上的援助,其性质也与此相同。”②
        盛世才惟恐在借款和聘请苏联顾问等问题上引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纠纷,因此,在1934年底就电陈南京。翌年1月15日,在对内地各省的通电中,又作了如下说明:至于新苏关系仅限于商务。世才审时度势,认为与苏联通商,恢复残破,发展经济,两有裨益。且尤当声明者,最近新省与苏联拟定之纯粹商业性质之垫借款项合同,用于各种生产事业,如农工商及交通等项,将来用新省土产陆续归还。查上项事业,中央亦极力兴办,并利用外资,以作张本。如最近之棉麦借款,名目虽殊,用途则一,既与主权无损,更为舆论所归。何以外部多方疑虑,不予同情,以致延搁,无不遗憾。③
        盛世才为表示对苏的信赖,派遣各族青年到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学。到1935年底,前后共选送三批约三百余人。其中有王公贵族子女,也有普通牧民家庭的子女,为新疆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
        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支持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后,为进一步把苏联作为自己的靠山,甚至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苏联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为了避免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涉,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反而要求盛世才加紧宣传“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认为:“苏联人似乎没有占领新疆的意图。在一块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被占领土上,维持一套管理机构和军事组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似乎过于昂贵了。对于苏联来说,主要地是从经济上和商业上控制这个地区。”④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接近实际的。苏联当时确没有占领新疆的意图,它只能根据自己的实力希望新疆能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苏联大力支持倒向它的盛世才。1937年南疆发生动乱,盛世才再次请苏联出兵。苏联红军迅速开进南疆,很快控制了局势。第二年,盛世才又请苏联派兵驻扎哈密,于是苏军红八团及一个支队的苏联空军开进了这个扼守新疆东大门的战略要地,在此驻守了五年之久。同年,盛世才还访问了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多次接见,并经斯大林特许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党证号码是1859118。⑤
        盛世才与苏联结盟后,新疆全省恢复了和平,经济生活也开始有了好转。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召开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会上盛世才作了政治报告,随后把它写成一本题名为《政府目前的主要任务》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维文本在首页)上画有一个六角星,每个星的上端写出一项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等六项政策。亲苏不仅是六大政策的外交纲领,实际上也是六大政策的核心。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对新疆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身历新疆半个世纪风云的包尔汉在述评六大政策时说:“不管他(盛世才)本人意图如何,客观上确实是顺乎民心、合乎时代潮流的。”⑥当时新疆与内地交通不便,贸易几乎断绝,推行亲苏政策后,对苏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外贸成交额大幅度上升。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两年后,苏联又向新疆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这些贷款稳定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新疆财政金融。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妻弟斯瓦尼兹率领一个建设委员会来到新疆,帮助制订了两个三年建设计划(1937—1939; 1940—1942)。
        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还背着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锡矿协定。该协定共17条,主要内容是:苏联有在新疆勘探和开采锡矿的专权;为开采锡矿组成的苏联托拉斯“新锡”有权请新疆政府划拨土地,该土地内原有居民一律迁出;“新锡”矿产品出口免交关税;“新锡”有权开设营业所、仓库、铁路、公路等,并有权设立武装守卫等。⑦
        盛世才在亲苏的同时,还积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1936年盛世才与共产党正式取得了联系。是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即派出几十名干部进入新疆。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应盛世才的邀请,派出了大批干部参加盛世才政府的工作。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新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盛世才的亲苏联共本来就是伪装的,当他羽毛未丰、地位不稳的时候,他可以高唱马列,显示进步,以骗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援助。但他并不甘心于共产党在新疆影响的扩大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此,一旦地位得到巩固,就逐渐暴露出他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力量的狰狞面目。从1937年以后,他就接二连三地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有计划地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38年,盛世才利用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反对托派为名,把派来新疆帮助他进行工作的25名联共党员逮捕送交苏联,甚至连他的妹夫王寿成(即俞秀松,1935年从苏联派来的共产党员,曾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会长)也未幸免。这些人后来大都被错杀。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上任初期对盛世才政权以很多支援,但到后来也遭盛的陷害。盛世才捏造事实,向苏联当局诬告阿布列索夫是英帝国主义间谍以及挑拨苏联政府同新疆政府的关系等“罪名”,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阿布列索夫被处决。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法西斯力量无法阻挡”,“苏联将一蹶不振”,“共产党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即将被消灭”。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决定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1942年初,盛世才派他的五弟盛世骥到重庆谒见蒋介石。3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乌鲁木齐与盛世才密谈。
        盛世才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便立即收起亲苏的口号,亮出反苏的旗帜。4月,盛世才使用镇压异己的惯技,诬陷苏联外交人员和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阴谋暴动,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5月,盛世才致函斯大林,称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巴库林参与了阴谋活动。苏盛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苏联明白盛世才的背后是蒋介石,于是想通过与国民政府交涉解决争端。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面见蒋介石,阐述苏联对盛世才的态度,并递交了莫洛托夫7月3日给盛世才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莫洛托夫提到了盛世才曾于1934年打算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1936年西安事变时力主援助张学良,1941年又向苏联建议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是为了向国民政府表白苏联从未曾想染指新疆,以取得谅解,一方面是为了败坏盛世才的声誉,阻止盛世才与蒋介石的接近。
        国民政府官员认为,苏联政府此举意在“挑拨离间盛世才与中央之关系”,“以维护其在新疆既得之权益”。主张“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⑧。7月16日,蒋介石接见潘友新,明确告诉他:“今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径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⑨
        有了国民政府的撑腰,盛世才对苏态度强硬起来。7月中旬,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戴康诺卓夫到乌鲁木齐,向盛也才递交了莫洛托夫的信,并提出商讨在新疆共同经营独山子油田问题,盛世才答复戴氏,此事必须有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参与决定。随后,蒋介石派到新疆来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外交部特派员吴泽湘参加会谈。自1933年以来在新疆存在的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苏盛关系终于为两个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取代。8月29日,宋美龄带着蒋介石给盛世才的亲笔信来到乌鲁木齐,在与盛世才秘密会谈后,双方取得谅解,决定此后新疆的外交权收归中央,中央政府派外交特派员进驻新疆。10月5日,盛世才通过乌鲁木齐领事馆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称“除在新疆有居留自由的苏联外交官外,其他一切在新疆俄国人——包括军事顾问与教官、财政厅和建设厅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驻哈密红八团全体官兵、阿尔泰和伊犁地区锡矿采矿和勘探人员——都应在三个月内离开本省。”盛世才下逐客令了。
        盛世才为了投靠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白自己过去执行亲苏政策是因为“黄(慕松)做新疆的宣慰使,进行挑拨,使我与中央发生了隔阂,加上马仲英围攻迪化,不得已误入歧途,投向了苏联。”另一方面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2年9月,盛世才以阴谋暴动为借口,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百六十余人。翌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被秘密杀害。在此之前盛世才还曾以阿山暴动为借口,在全省逮捕了一万两千余人,仅乌鲁木齐就有六个大监狱,关押了上万名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少人或被秘密杀害,或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1943年,盛世才亲自飞到重庆向蒋介石述职。随后,盛世才政府宣布改组,取消了“六大政策”,解散了“反帝会”,国民政府派人乘机控制了新疆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国民党新疆省和县各级党部也相继成立。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为首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源源入疆,完全控制了新疆。同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
        1944年,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明争暗斗宣告失败,他又向苏联求援,请求派兵干涉,并愿出让阿尔泰的金矿和油田。斯大林对此置之不理。无可奈何的盛世才只得离开统治了十一年的新疆,到重庆去做没有实权的农林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