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后, 日军大举炮轰和进攻上海。住在上海的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①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和中共地下党员的陪同与保护下,离沪抵港。
        宋庆龄一到香港,就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宋庆龄便把主要力量放在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上。她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一起进行筹备。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会长,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任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任司库,原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任宣传,廖梦醒、柳无垢、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爱国人士参加同盟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给予了多方的支持,并担任该盟中央委员。②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向世界宣告:“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③
        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说道:“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一、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二、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关的建议。”她说:各国在别的名义下已经成立的机构,不论是专门从事援华工作的还是部分从事援华工作的, “我们都欢迎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改组成立‘保盟’支部或成为 ‘保盟’的盟员。”而在尚未成立这类机构的国家里,则建议他们“设立保盟支部”④。
        从参加该盟的成员和纲领看,“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的救济组织。为了团结具有不同政治倾向、但却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人们,宣言在目标方面,说得不是很具体;但它规定的宣传抗日战争、争取外援的任务,是很明确的。同时,宣言又规定救济物资要“根据最危急的需要”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就保障了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援助的重点。正如宋庆龄后来所说的:“保盟”时期,“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⑤负责“保盟”宣传工作的爱泼斯坦也回忆说:“保盟”大力反对国民政府垄断中国和外国朋友、救济团体的接触机会,反对他们一方面篡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压迫人民,使人民不得温饱,而且常常侵吞救济基金。“保盟”代表了中国人民,使他们和国外的支持者直接取得联系。⑥
        “保盟”还在上海建立了分会,并作了大致分工: 由“保盟”香港总部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
        保盟最早的会址设在香港育贤坊八号一层,只有一房一厅。房间是宋庆龄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厅堂是接见来访客人的地方。没有访客,也常常兼作办公场所。后来“保盟”总部迁到了香港西摩道卫士城道交界处、英国何东爵士府邸旁边21号的一幢小楼房内。宋庆龄家住九龙,距“保盟”总部很远,但她经常去总部开会、办公、过问会务。“保盟”中央委员会,一般情况是每月开一次例会,由宋庆龄主持。
        为了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宋庆龄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她在发起组织“保盟”的同时,就开始筹办“保盟”机关刊物——英文杂志《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简称《新闻通讯》,半月刊),发给外国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另外,为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需要,“保盟”还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日报《华商报》。宋庆龄邀请了不少在华国际友人担任《新闻通讯》的编辑和撰稿人。其中除《新闻通讯》主编爱泼斯坦外,美国友人马海德、德国友人王安娜、新西兰作家杰姆斯·贝特兰、美国的埃文斯·卡尔逊上校、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及英国人霍格等,都经常为《新闻通讯》写文章,向世界舆论报道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见闻,并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感情。邹韬奋在由内地辗转抵香港后,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加入“保盟”,并也为《新闻通讯》写稿。
        为《新闻通讯》撰稿最多的是宋庆龄。该刊多次刊登宋庆龄亲自撰写的评论、函电,以及由她主持制定的“保盟”的工作计划、报告等。1939年5月,宋庆龄发表了《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她说:“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⑦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是相互支援的,所以要求国际援助不是“乞讨”。保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公开声明反对把任何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施”,“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
        由于宋庆龄和“保盟”进行了出色的、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纷纷成立,与保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保盟向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援助。如美国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法国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纽约美国医药援华会、伦敦医疗援华委员会、旧金山援华会等援华团体都给了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援助。“保盟”为了筹募医疗救济基金,在香港五个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收集了几千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巴黎开设义卖市场。纽约的义卖市场就是由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罗斯福总统夫人领导的知名人士组成的资助委员会倡办的。⑧宋庆龄还亲自出面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如当纽约海关不允许为开办义卖市场所需的艺术珍品免税进口时,就由宋庆龄亲自领衔、香港五个妇女团体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夫人,要求她协助解决。⑨宋庆龄还多次会见香港总督和国外的一些富商巨贾。在她的感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都曾以他们的总督地位给“保盟”的工作以多方面的有力支持。
        很多外国的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慷慨解囊。“保盟”得到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有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一百多个,以及无数的个人。⑩如果我们翻阅《保盟两周通讯》(英文版),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长长的捐款名单,有美元、英镑、法郎、比索、港元、法币……几乎全世界的主要货币,而且还有不少动人的故事。1940年8月15日《保盟通讯》一则报道说,“保盟”收到了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宏光(译音)学校的一封信并附有300元港币的捐款。这些钱是该校的学生放弃了假日的休息和娱乐,把儿童节买糖果的钱节省下来,并带着擦皮鞋的工具,走街串巷为街上行人擦皮鞋筹募来的,他们希望通过“保盟”把这些钱捐给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孤儿。(11)
        宋庆龄坚决贯彻“保盟”“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援助”的方针,使“保盟”的援助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和“保盟”一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作为援助的重点,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五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了车身并支付运费。当时由纽约中国民间救济协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温哥华医药救济委员会、全国妇女救济协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国妇女俱乐部、香港国际医药救济协会所提供的药品、医药器材和食品、毛毯等,只够装满两卡车。为了募集装满5辆卡车的救济物资,及时运到西北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和“保盟”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亲自奔走呼号,得到了香港维多利亚大教堂主教、香港天主教战时救济委员会、香港国际医疗救济协会、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热烈响应,筹集了五万多元购置了人民军队所必需的物品,然后装得满满的五辆卡车在“保盟”派人押送下,经过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12)
        英国一个著名公司的老板约翰·桑勒克诺弗特通过宋庆龄和“保盟”送给中国伤兵一辆救护车,车上有九个担架床,六个轻伤员的坐位,里面有电灯、冷热水和当时各种先进的救护设备。宋庆龄把它送给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英勇战斗的人民游击队,作为流动医院或流动手术室之用,这辆救护车的部件是用轮船从英国运到香港,然后在香港组装的。
        日军占领中国全部海口后,宋庆龄又与有关人士精心研究开辟经滇越路、滇缅路的运输路线,历尽千辛万苦,把成吨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运往解放区。
        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还运送了许多著名的医术精良的大夫,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米勒等到解放区工作。同时,“保盟”还积极筹建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和平医院。早在1938年7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巴黎大会上,宋庆龄就提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最初由英国援华会负责筹措基金。“保盟”将该会提供的2 45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在晋察冀根据地五台山区建立起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13)后来,“保盟”从美国和新西兰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品,在其他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这种医院。国际和平医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医院网,它拥有八个中心医院和42个分院,可以容纳11800个病人住院,还有许多救护伤员的流动外科医疗队。(14)
        宋庆龄还非常关心儿童福利事业。著名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美国洛杉矶的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款兴办的。在宋庆龄的关怀下,“保盟”还在解放区创办了很多福利设施,包括帮助建立为前线抗日将士子女服务的托儿所和收容战灾儿童的孤儿院。“保盟”还经常拨款和捐赠物资援助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和医科大学等解放区的院校。
        其间,宋庆龄还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支持“工合”工作,促进国际“工合”组织支援中国抗日战争。
        香港陷落后,宋庆龄离港飞渝。1942年春、夏,“保盟”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也以各种方式逃离香港,陆续到达重庆。到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渝人数已有足够数目。同时,海外支援“保盟”工作的一些机构,如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侬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及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积极鼓励“保盟”在重庆继续香港时期的工作。于是,宋庆龄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在前中央委员会驻重庆通讯员的帮助下,开始了重庆重建“保盟”组织的工作。他们以原委员为主重组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并设法与海外援华机构接上关系,争取他们继续支持“保盟”。
        当时“保盟”把医疗援助的重点放到扩大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和平医院上。“保盟”总部直接提供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为:1942年,75 400美元;1943年,54 000多美元;1944年,12 000多美元;1945年,50多万美元。(15)
        为了争取海外对“保盟”的援助,宋庆龄继续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她不但多次亲自写信给各国的援华组织,而且还与一些国际援华机构在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广泛联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的美国联合援华会驻重庆的代表爱德敷,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医药援华会驻重庆的代表都与宋庆龄和“保盟”保持着密切的良好关系。
        重庆两路口新村三号,虽然是一幢貌不惊人的普通楼房,但它的附近却经常停放着当时在重庆令人惊羡、使人注目的流线型新式轿车,美国、英国、苏联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谢伟思等高级外交官都曾经到这里做客。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印、缅、美军总司令史迪威更是经常来拜会他敬仰的宋庆龄。
        由于宋庆龄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广泛、深入的统战工作,所以每逢“保盟”遇到什么困难,都得到四面八方伸出的友谊之手的援助。
        在重庆,银行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对“保盟”的海外汇款他们往往加以种种限制,美国联合援华会驻重庆的代表爱德敷就设法把支票直接交给“保盟”。宋庆龄也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美国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巧妙地把海外的捐款从银行提出来,然后通过美国朋友福斯特的帮助,把捐款送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她通过廖梦醒,经常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联系,使“保盟”得到一贯支持它的中国共产党的及时帮助。
        1943年,黄河决堤,河南省发生特大水灾,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境况十分悲惨。5月,宋庆龄领导“保盟”在重庆开展了救济河南等灾民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并设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和英、美、苏的驻华外交和军事机构的合作,举行了几次募捐活动,共募集了30万元法币,并从外国联合救济会取得5万美元捐款。(16)这对救济河南灾民起了很大作用。
        1944年,南洋一位华侨捐献了一架大型爱克斯光机。“保盟”总部想把这架机器送往边区,但这架爱克斯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飞机的舱门。宋庆龄怕夜长梦多,就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杨副官是一位夏威夷华侨,深得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信任,他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史迪威。史迪威向来钦佩宋庆龄,一口答应帮忙,他立刻下令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终于把这架爱克斯光机装进去飞送延安。(17)这是“当时总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18)
        在重庆期间,“保盟”所处的环境远比香港时期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需要不断地同国民政府的社会局作斗争。社会局要“保盟”登记,要干涉“保盟”的存款,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因为“保盟”所筹得的款项和物资,“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19)所以社会局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对“保盟”进行破坏和迫害,但都被宋庆龄一一粉碎了。海伦·斯诺说宋庆龄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20)在重庆的四年里,任何阻力、任何威胁,都没有截断她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愈在危难艰险的时刻,愈显示出她与中共中央的一致,愈显示出她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愈显示出她不畏强暴的大智大勇。
        在重庆,宋庆龄还通过“保盟”组织了一系列的赈灾义赛、义演、义卖活动,如1943年5月在重庆进行的国际足球赈灾义赛就是由宋庆龄亲自组织举办的,这次球赛共“筹得款项12万余元,悉数拨寄宝鸡河南灾民救济委员会”(21)。1944年在重庆举办了较大规模的救灾募捐活动。4月7日“保盟”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办了书画物品义卖。仅义卖当天“书画物品义卖总数已突破四十万元”(22)。收入总数超过了足球义赛的收入两倍多。4月14日,宋庆龄又在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国泰大戏院邀请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著名歌唱家斯义桂举办舞蹈演唱义演会。义演收入亦达四十多万元。(23)
        宋庆龄发起主办的这一系列义赛、义卖、义演活动,不但募集了可观的款项,而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为“保盟”在外援减少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开展战时救济工作创造了新的良好经验。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保盟”也完成了它的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1945年12月,宋庆龄代表“保盟”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宣布“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会址也随之由重庆迁往上海。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对沟通海外援华团体与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区的联系、援助做出的贡献是伟大而“壮观”的。这正如有诗云:“‘保盟’一帜起,响应遍人寰。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救死与扶伤,物资来源源。重关城险阻,光明向延安。抗战终胜利,论功不可谖。允宜载史册,千古耀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