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共军事磨擦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又把矛头指向江南的新四军。
        1940年7月中旬,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借口为避免国共两军冲突,需要商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7月16日,何、白向周、叶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其中要求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之内。①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8月下旬,周恩来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②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三项办法,并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域内。③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人;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反共乌云弥漫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蒋介石的“皓电”,表示拒绝共产党的建议,并以军令的方式,强迫八路军、新四军就范,这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收到何、白“皓电”之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划“围剿”新四军的方案。他还特别指示其参谋处长:“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准备,部队还要选用好的才顶用”。参谋处长根据指示,布置了七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顾祝同还下令赶修重庆和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以便蒋介石和顾祝同直接通话。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上,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答复何、白“皓电”。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四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土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通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想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鼓至繁昌地段沿岸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12月8日,蒋介石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护”,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④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⑤。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蒋介石声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江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 ‘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⑦。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五十二、第一○八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四十、第一四四师,新编第七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而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七十九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六十二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第一、二、三纵队各两个团)共九千余人编成三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而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四十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七十九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七师、第一四四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四十师和第一四四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四十、第五十二、第一○八、第一四四师等部的围攻。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10日,叶挺在高滩阵地上召集教导团全体同志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我想不到蒋介石的卑鄙无耻,竟会到这步田地,与中华民族的罪人秦桧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了民族存亡,团结抗战,我一定要尽力挽回当前这一国家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⑧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4日,新四军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顽军占领,除傅秋涛、黄火星等两千余人分别突围外,其余七千人,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同顽军作最后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战死,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则转移隐蔽后被叛徒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等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同一天,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当晚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治区。
        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决抗日到底。
        18日下午,在重庆的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
        与此同时,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做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处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十二条”):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还郑重指出:“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⑨
        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后,不但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大多数进步人士、中间派和海外华侨也都站在同情共产党,反对顽固派一边,而且国民党内部也不一致,一部分人士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投降分裂活动。在国际上,苏、英、美也反对中国发生内战; 日本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也远未解决。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在这个演说里,他力图缩小事件的范围,故意把皖南事变说成是军令军纪问题,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企图以此推卸其责任。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的前提,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
        2月25日,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具体解决的意见:(一) 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国军作战。增加一个军,补新四军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二) 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 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⑩
        2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三点对策:(一) 非十二条圆满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 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 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 (甲) 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 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 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2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决定向张冲口头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3)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4)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5)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6)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7)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8)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11)
        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指出“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将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结果,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如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令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同一天,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再次阐明自己主张,“凡有可以谋团结之道者,同人等无不惟力是赴,今兹所提,已力求容忍,倘能得有结果,并获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12)。
        中共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13)。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