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后, 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1941、1942年的两年中, 日伪对华北解放区进行了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有时竟达三个月。
        针对日伪的残酷“扫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即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空前的“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卫乡村的骨干,造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并发动千百万人民与敌人周旋。还要求以更灵活的策略和敌人斗争,采用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和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1941年华北军民的反“扫荡”作战主要有:
        (1)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至2月反“扫荡”作战
        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三旅暨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1941年1月7日0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一百六十余人,伪军三十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一门。1月15日, 日军第十二军以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及伪军各一部约一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1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七十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三旅特务营两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①
        (2)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4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4月11日,伪军两千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 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变故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一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二旅第四团第二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五连突出重围外,第六、第七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 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子、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13.2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五万余株。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这次“扫荡”后,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被切断。②
        (3)冀东抗日根据地5至7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继1941年1月“扫荡”鲁家峪、潘家峪,2月“肃正”密云、平谷、蓟县,4月攻击盘山地区之后,又于5月发起对冀东的大围攻。 日军为隐蔽其企图,于5月初便派出小部队在冀东西部转了一遭,故意将汽车上的武装胶皮丢下,以示其兵力薄弱,麻痹八路军;同时秘密抽调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两部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一、第七、第九、第十六、第二十七中队,以及伪军,共四万余人,部署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四周的据点。5月29日,东线日军由东向西,长城沿线日军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由于事先对敌情了解不够,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不足,通信联络不周密,在东、西部地区活动的部队,均不期而遇地转移到玉田南部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狭小平原地区。冀东军分区发觉情况危急,决定分散,但来不及执行,日伪即开始攻击。6月1日,日伪军攻击在杨家套一带的军分区机关和第十三团,八路军被迫进行艰苦的村落防御战。2日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十三团第一营和军分区警卫连向北突围,经盘山转入平北地区。第十三团第二、第三营因未能突出敌重兵包围,故损失重大。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突围时也伤亡数百人,团长陈群牺牲。此后, 日军不断进行“剔抉剿灭”、“清剿”和“清乡”,一直到7月21日才告一段落。③
        (4)冀中第十军分区6至7月反“扫荡”作战
        冀中第十军分区地处大清河北日占大城市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向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1941年6月10日,日伪军两万余人开始对第十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先围攻大清河以东地区,第十军分区部队在大清河东战斗五天后,西渡大清河转移到容城以西。日军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组织第二次合围,八路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尔后, 日军即分成多股,划分区域,逐村“清剿”,为时近一个月,至7月10日才告一段落。从此,第十军分区所属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
        (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8至10月反“扫荡”作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了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二、第一一○师团的精锐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等独立混成旅团,还有一部分伪军,共13万人,向北岳区进行大“扫荡”。同时,他还纠集重兵对晋冀鲁豫和晋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合起来号称“百万大战”,其意是对“百团大战”的报复。在“扫荡”前, 日军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上,建筑起一条南北250公里长的封锁线,并在边区周围加紧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挖掘封锁沟,包围边区。另外,对边区中心区附近边缘,则不断进行小“扫荡”,以肃清外围。
        晋察冀军区根据这些迹象,正确判断日军有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可能,立即作了反“扫荡”的动员并准备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
        8月14日—21日, 日军以第二十一师团一个联队“扫荡”八路军平北抗日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一一○师团第一三三旅团和第三十三师团等“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8月23日,日军开始对北岳、平西地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一部向平西十渡地区、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驻地陈家院、陈庄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地区进行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转移,摆脱日军第一次围攻。8月31日,日军六千余人合击平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蓬头、小峰口地区,由于八路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转移, 日军再次扑空。同时,日军主力五万余人向阜平地区进行大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二十五公里、南北约三十五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向西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敌人,军区领导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电台一部,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以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 日军果然分兵七千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进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接着在此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平山县之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
        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一面适当地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敌人搜山“清剿”部队;一面采取更大的分散,以游击动作极力控制地区,打击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在反“清剿”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八路军各路军马协同作战,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日军的主力于9月下旬开始撤退。10月15日,日军进攻兵团、封锁兵团基本撤出抗日根据地。当日军回撤时,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袭击、伏击、追击日军,给敌人有力打击。
        在北岳、平西反“扫荡”期间,晋西北、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冀中、冀东抗日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出击敌后方交通线、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的反“扫荡”斗争。
        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北岳、平西区八路军部队共作战801次,毙伤俘日伪8 000余人。八路军伤亡2 000余人。④
        (6) 太岳抗日根据地9至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8月初,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奉总部指示,以第三八六旅第十七、第十八团及决死队第一旅第五十七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进入岳南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第一军为歼灭岳南、岳北沁河河畔的八路军,迫降或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八军,决定以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各部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进行大“扫荡”。计划首先解决岳南的八路军、国民党军,然后北上进攻沁源地区的八路军。9月22日,日军两万余人分别由安泽、浮山、屯留、长子等地向南北孔滩、马壁合击。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转移到高平以西的东西峪地区。29日,日军又向东西峪合击,再次扑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九十八军对日军劝降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主动攻击日军石哲镇警备队,日军于28日包围第九十八军,该军一部在八路军支援下突围,军长武士敏率部作战牺牲。10月3日,岳南反“扫荡”结束。太岳南进支队接着在岳南长子、高平等七县地区,组建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10月6日,日伪军三万余人开始对岳北以沁源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大“扫荡”。岳北抗日军民事先作好了“空舍清野”等准备,以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以主力转至外线,内外线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人。18日,日伪军被迫退出抗日根据地。此次岳南、岳北反“扫荡”中,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 400余人,八路军伤亡、失踪374人。⑤
        (7)太行区10月底—11月中旬反“扫荡”作战
        10月底开始,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两个联队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部共七千余人,采取“捕捉奇袭”的战术,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师部和水腰兵工厂。10月31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四千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及八路军总部部分单位驻地黎城西井镇等地。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两千余人也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军民预有准备,日军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至11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撤回辽县、武乡,第三十六师团撤至黎城。11月9日,撤至黎城之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步兵第二二二联队等部,突然奔袭黎城以北的黄崖(烟)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保卫水腰兵工厂,命令总部特务团等部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抗击日军,并调第一二九师四个团在外线配合作战。总部特务团奋战八昼夜,毙伤日军七百余人,于11月16日转移。17日,日军破坏水腰兵工厂后回撤,途中一再遭到截击,20日夜由黎城逃回潞城。此次反“扫荡”共歼敌1 384人,八路军伤亡396人。⑥
        (8)鲁中沂蒙山区11、12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11月,日军调其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第十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心鲁中沂蒙区进攻,企图一举围歼八路军山东领导机关及该区主力,毁灭沂蒙根据地。
        但是,八路军早已掌握了日军的动向。10月初,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即发出准备反“扫荡”的指示。10月13日,一一五师又发出反“扫荡”指示。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直属队、抗大第一分校适时向外转移;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则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附近的教导第一旅和山东纵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积极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沂蒙山区压缩和封锁。北面日军400余人于4日拂晓偷袭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纵指挥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拂晓,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开始进攻,其第二十一师团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十七师团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三十二师团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对八路军实行“铁壁合围”。至5日黄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五千余人在驻地留田一带被日军两万余人包围。5日晚上,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通过敌两道封锁线,到达埠山庄。翌日晚上又转移到费县东北的黄埠前。在南墙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6日再次遭日军合击,后经天宝山区转到外线的泰(安)泗(水)宁(阳)边区的石莱一带。8、9两日,日军合击芦山,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12日,日军作战转入第二期,实行分期“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主力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30日,第一一五师等领导机关一部于东、西蒙山之间大谷台以南的大青山,12月4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一部及蒙山支队于大青山附近的瓮城子一带接连遭日军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第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山东纵队直属三团政委刘涛等牺牲。为保障安全和不间断地指挥作战,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再次转向外线,进入滨海区,内线作战部队则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蒙阴以东之高湖遭日军一千余人合击,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等牺牲。23日,日军主力分路撤退,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28日,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此次反“扫荡”,八路军歼敌两千余人,自己伤亡一千四百余人。⑦
        1942年华北军民的反“扫荡”作战主要有:
        (一)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
        1942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一年。日本在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后,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就加紧在这一地区制造“无人区”,进行长期反复的毁灭性“扫荡”,使用了飞机大炮、机枪炸弹,甚至大放毒气和散布鼠疫病菌。据不完全统计,千人以上的“扫荡”将近百次,而万人以上的“扫荡”则有两次,一次是以四万多兵力对冀东三个月的“扫荡”,一次是以五万多兵力对冀中两个月的“扫荡”。而对冀中的所谓“五一”大“扫荡”,又是日军在1942年对华北无数次“扫荡”中最为残酷的一次。
        1942年5月1日, 日军调集1.5万人,开始第一期“扫荡”作战,地区限于边缘区,其企图在于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德石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之内。到9、10日, 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由山西开到德石线展开,完成了合围。冀中区党委、军区曾于7日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转向敌侧后,但无法执行。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11日,日军转入第二期“扫荡”,对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分割围歼。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陆续突围,向外转移。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二十七团等,转至滏阳河以东地区。 日军则出动所有的兵力共五万余人,连续围堵追截向外突围的八路军部队。
        5月16日,日军转入第三期作战。这时日军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当此反“扫荡”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20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此次敌人“扫荡”冀中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并决定冀中军区抽调三个团和部分地区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冀中地区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邻近冀中各区八路军,积极行动,配合冀中反“扫荡”斗争。
        但是,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却于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抗日根据地中心区。 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即以重兵围攻,第六、第八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九军分区部队进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八军分区部队遭合围,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分别外转,留下大部分基干团(小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指示外转部队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情况的变化,自拟路线, 自定具体时间,尽量多带一些新兵和分散的干部、学员。
        6月20日,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结束。在此次反“扫荡”中,冀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一万一千余人,而八路军减员达46.8%,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地方党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5至6月反“扫荡”作战
        1942年,日军第一集团军对太行、太岳区发动了称之为“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因而“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
        2月3日,日军“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季大“扫荡”,在太行、太岳区同时开始。日军在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合力打击之下,原定两个月的“扫荡”计划只31天即被粉碎。
        5月中旬,日军发动了称之为“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夏季攻势。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七千余人,奔袭太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第三八六旅及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此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于19日调往太行北部地区,第六十九师团于28日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从18日起逐渐开始行动,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面构成了封锁线;第三十六师团于23日进至西南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一部掩护下,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25日于十字岭壮烈牺牲。尔后,日军转入“辗转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八路军于辽县县城东南苏亭镇设伏,歼敌一百四十余人,31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八路军还袭入敌后方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6月8日,日军转入第三期“扫荡”。“扫荡”太行南部地区,将第一二九师直属队和新编第一旅一部压缩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6月9日夜,八路军突围。19日,日军撤退。从6月20日开始,日军转入第四期“扫荡”,进攻太南陵川等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七军。
        太行、太岳根据地此次反“扫荡”作战,历时38天,共歼敌三千余人,自身伤亡亦大,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牺牲就是一个重大损失。
        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日军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摧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未能得逞。从1942年冬起,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