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重要变化,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任务已由单独对日作战,转变为打击东北日军,牵制其军事力量,配合关内正面抗战。 日军为把东北地区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稳固的后方基地,加紧对抗日武装围歼,东北抗联斗争进入十分艰苦的时期。
        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抗联各军积极领导东北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1937年7月25日,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联合起来,配合全国抗战,以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洲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救国号召,秘密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通过宣传动员筹措给养、征收救国捐税、运送物资、护理伤员、侦察敌情等形式支援抗联。北满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四县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就达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了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军等群众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了抗联。广大爱国群众还以暴动的形式直接支援抗联斗争,1937年9月17日至18日汤原县格区、龙区、鹤区、汤区千余名群众在中共汤原县委领导和抗联第六军第三师配合下,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洋枪,举行反满抗日大暴动,掀起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斗争的高潮。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在抗联的推动下,纷纷反正哗变,投入抗联。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人在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人策动下,由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于1937年7月12日倒戈抗日,击毙日本指导官津村昌、教官加藤直秋等八人,焚烧森林警察队防所等设施,携带各种枪160支(挺)、子弹3万发和全部辎重投向抗联第五军,被整编为警卫旅。8月21日,驻依兰伪军第三十八团机枪连118名士兵举行起义,携带各种枪炮百余支(门)投向抗联第六军,被整编为第一师第六团。9月10日驻牡丹江东小河沿附近伪军第二十九团六百余人反正,投入抗联第八军,等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伪军反正使抗联队伍迅速壮大。
        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抗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后相继成立的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实际情况,从1936年6月至1939年5月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分属各省委领导,划分活动区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钳制日军入关。
        1936年6月,中共南满和东满省委及抗联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人在吉林省金川县(今辉南县样子哨镇)河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东满、南满省委合并为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指挥,下辖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活动于西起辽沈,北至长图路,东抵鸭绿江三十余县。卢沟桥事变后,第一路军沿南满铁路两侧,展开猛烈攻势,到处袭击日伪据点,炸毁列车,焚烧军火库,把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推向新阶段。7月中旬,杨靖宇率一百五十余人从桓仁西进,在兴京县(今新宾县)黄土岗与日军松原部队发生遭遇战,激战六小时,击溃日军。之后,杨靖宇率部继续在兴京、桓仁、宽甸、本溪等地坚持游击战。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师袭击宽甸双山子和四平街守敌,击毙日军水出佐吉大队长以下三十余人、伪军十余人,12月4日在本溪南营房附近击毙日伪三十余人。第三师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转战于清原、开原、东丰、西丰、抚顺、沈阳东郊等地,在开原松木岭、清原七道河子袭击日军,击毙冈田中佐以下三十余人,在沈阳郊区智擒伪奉天省土木厅高级官员村上博。第二军在政委魏拯民指挥下,在额穆、辉南、濛江(今靖宇)、抚松、桦甸等地多次重创敌军。8月至9月,先后进行了老黑顶子、榆树川、柳河、穆棱二站、西岗等战斗,歼敌八十余人。10月26日,魏拯民率二百五十余人攻占濛江和朝阳镇之间日伪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辉南县城,缴获大量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军需物资。12月,在濛江突袭敌军一处宿营地,歼敌近三百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抗联第一路军与日伪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大批日伪军,在磐石、柳河、临江、长白山等县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把东南满地区变成日伪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的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在西起哈长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地区对敌展开进攻。7月中旬,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警卫旅由牡丹江岸向依兰东部发展;第五军第二师主力组成“下江远征队”,由师长王光宇率领从依兰东进宝清与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军取得联系,几支部队互相配合,活动于依兰东部、富锦、宝清、虎林、饶河一带,打击日伪,袭扰敌人后方。7月14日,第五军第一师在穆棱盘道岭,攻击日伪军列,毙其一百三十余人,伤其无数。8月13日,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军各一部二百五十余人在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袭击三道通日军,歼其四十余人。8月14日,周保中指挥警卫旅在十大户毙敌二十余人。8月21日,周保中指挥第五军警卫旅、第八军第三师及独立师四百余人,在五道岗伏击日军黑石骑兵部队六百余人,毙其三百余人,伤其五十余人,打死战马二百余匹,缴获各种枪支二百三十余支(挺)及其他战利品无数。之后,周保中返回牡丹江四道河子军部,警卫旅由王光宇指挥转移至宝清与第二师会合,协同第三军第四师、第六军第一师及第四军在该地区作战,攻击日伪防所,夺取武器弹药及军需品。
        抗联第四军成立后,在代军长李延平率领下,转战于宝清、密山、饶河、虎林、勃利一带,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至1937年1月已从原来的二个师发展到四个师十个团两千余人。8月,李延平指挥第四、第五军各一部在二道河子伏击日军,歼敌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挺)。第七军在代军长崔石泉率领下,在饶河、虎林、同江、富锦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打击日伪,争取伪军哗变,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第八军是由民众救国军于1936年9月改编而成,谢文东任军长,至1937年6月已由原来的四个团发展到六个师又一个教导队千余人,活动于依兰、方正、延寿、勃利、桦川、富锦等县,配合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各军作战。第十军由活动于五常县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改编而成,汪雅臣任军长,主要以五常东南山区为活动地区,后来扩展到舒兰县一带,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配合第三军作战。
        1937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由周保中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组建抗联第二路军。10月10日,抗联第二路军筹委会成立并发表通告,周保中任总指挥。抗联第二路军以第四、第五、第七军为骨干,包括第八、第十军及东北义勇军姚振山救世军王荫武部。四道河子会议后, 日伪集中两千余兵力大举进犯三道通、四道河子第五军根据地,周保中决定同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前往宝清、饶河等地,对第四、第五、第七军进行整顿,由新任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领第一师进出林口,突入五河林开展活动。11月,周保中到达宝清第五军第二师和警卫旅前方指挥部,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精神,决定将警卫旅改编为第五军第三师,并对第五军干部进行了调整,以柴世荣为军长,宋一夫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关书范、政委严志,第二师师长宋一夫(兼)、副师长张镇华、政治部主任季青,第三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同月,周保中同王光宇奔赴第四军军部,会同第四军代军长李延平对第四军进行整顿,将第四军由原四个师缩编为两个师,以李延平任军长、王光宇任副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师长张相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第二师师长张显庭、政治部主任曲成山。第四、第五军经过整顿后,战斗力增强,在冬季反“讨伐”斗争中先后取得宝清、桦川聚宝山、七星河镇等重大胜利,歼灭日伪数百人,缴获各种枪支近四百支(挺)及众多军用物资,争取了部分伪警反正。
        活动于饶河的第七军于11月在小来河围歼日伪二百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队伍得到新的发展,迄年底全军达到一千五百余人。但第七军领导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妨碍了部队的进一步发展,12月31日至1938年1月5日,周保中以吉东省委代表身份,领导召开了中共下江特委会议,改组了下江特委,以张文清任主席;整顿第七军,以崔石泉为第七军党委书记,李学福为军长;调整了各师团干部。这次会议使下江党的组织和第七军走上了巩固和统一的道路,为新的更艰苦的斗争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汤原帽儿山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各军互相支援,配合行动,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敌人新的进攻与“讨伐”。会后,第三、第六、第九军及独立师分别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小兴安岭西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与抗联队伍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枢纽等斗争,严重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被日军称为“北满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①
        抗联第三军在军长赵尚志领导下,迄全国抗战发生不久即发展到十个师,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八师活动于松花江以南的宾县、珠河(今尚志)、延寿、方正、苇河、五常、双城等县,第四、第十师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勃利、萝北、宝清等县,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师活动于松花江以北的汤原、通河、巴彦、木兰、东兴、铁力、庆城、海伦、通北、龙门、奇克(今逊克)等县的一些地区。7月10日,赵尚志率部队袭击通北县王通使屯,烧毁该地警察分驻所,活捉所长以下五人,缴获所有枪支和马匹。第四师在师长陈希田指挥下,在勃利策动二十余名伪军反正,将四十余名伪警缴械。10月至11月间,第四师部分骑兵和第六军第一师共250人组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开展活动,会同第七军在乌苏里江岸袭击敌人,牵制日军一个骑兵旅团和数团伪军对宝清一带的进攻。第五师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在依兰萧家屯附近与四合山重创日伪,在小门傅屯歼灭日军二十余人。第六师一部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一度攻占敌人海伦县据点侯家大屯,焚烧伪警署。第九师在师长李振远率领下,从7月至10月在汤原西部地区多次与日伪进行战斗,缴获各种枪支百余支(挺),子弹万余发,击毙日伪七八十人,俘虏伪军数百人。
        第六军在军长戴鸿滨指挥下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深受人民拥护,是北满抗日的基干部队。7月,戴鸿滨率第二、第四师和保安团、特务连七百余人进行西征,穿过小兴安岭,在海伦八道林子与第三师会合,乘胜攻打敌人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尔后进入绥棱、通北等地,攻克宋家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给养问题,即返回汤原根据地。其间,第五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游击区,连续袭击“集团部落”,打击敌人“匪民分离”政策,捣毁农村保甲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解除了绥滨第五区伪警署及自卫团武装。11月,第五师渡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第十一军李景荫部会合,共同袭击了伪军第四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军教官,俘伪军百余人,缴获机枪步枪百余支。
        第九军是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李华堂支队于1937年1月改编而成,一直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三、第六军作战。独立师在师长祁致中率领下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坚持活动,多次袭击该地区伪警分驻所。10月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帽儿山会议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师三旅,李景荫任师长,全军一千五百余人。12月底,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李景荫率领,继续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至此发展到11个军三万余人,在东北辽阔的地域上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十余万兵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国抗战。
        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安全。 日军为了消灭抗联部队,解除后顾之忧,从1938年起大量向东北地区增兵,对东北抗联发动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军事“总体战”,在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并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给东北抗联的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
        全国抗战前夕,日本在东北驻军约二十万,1938年猛增至40万。同时大量扩充伪军,伪警宪特机关遍及东北城乡各地,形成一道严密的军警宪特联合统治网络。据统计,1938年日伪在东北城乡设警察署一千二百余个,分驻所三千六百余个,派出所一千六百余个。另外,还在各城市和边境城镇设宪兵队和保安局分支机构,并普遍组织伪自卫团以弥补军警宪统治的不足。日军从1937年底开始把“讨伐”重点转向吉东、北满抗联部队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1939年秋又指向第一路军活动的东南满地区。 日伪由南到北,由北向南,反复连续对抗联进行“讨伐”。在军事部署上采取主力部队与伪军、警察、宪兵、特务相结合,对抗联各军实施分区包围,再用几路“扫荡”的“铁壁合围”、“篦梳山林”、“来回拉网”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对抗联进行长期的搜索和围攻,另在各部队组织特设游击队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企图将抗联队伍一网打尽。除军事“讨伐”外, 日伪在抗联部队活动的区域大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 “归屯并户”,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集团部落”内厉行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民证明书”、“身份证”、“旅行证”,严格控制人民的行动自由,以割断同抗联部队的联系。大批群众被杀害,村镇、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游击区变成一片焦土。据敌伪资料记载,1938年全东北“集团部落”达12565个。②“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队伍的活动。 日伪还加强枪支、弹药的控制,绝对禁止私藏和买卖,1938年收缴枪支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③并统一更换了枪械、子弹,使抗联战士使用较多的连珠枪子弹无从缴取。在军事“讨伐”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摧残与破坏中共和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体团体,整个东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吉东、北满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抗联部队失去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的有力支援。 日伪在经济上采取严厉的经济封锁和统制政策,妄图使抗联失去生存的物质条件。日本为满足侵略战争物力财力的需要,修改了伪满1937年开始实施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将各种物产数量大大提高,投资额增加70%。为弥补“国库”空虚,连年大量发行“国债”,强迫群众认购。1938年2月又促令伪满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旨在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物产资源,搜刮一切资财,使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拖上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伪满对农产品采取统制政策,还规定“集团部落”耕地的距离不许超过部落四公里,秋收时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按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供给抗日部队。在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严防群众向游击区转送任何物资。凡是以经费、枪弹、粮食、服装、药物等物资供给抗联或代为采购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连坐邻里,牵累亲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政策,搞“思想战”、“宣传战”,挑拨抗日队伍内部的团结,瓦解抗日队伍。 日伪组织了“宣抚班”、“工作班”,随“讨伐队”活动,大肆散布谣言,动摇抗日战士的革命意志。他们利用拉出来打进去的方法,不断利用叛徒、特务混入抗联内部进行诱降,制造事端,策动叛变,甚至用重金悬赏刺杀抗联领导骨干,用金钱美女诱惑、腐蚀、收买不坚定分子。此外,还组织军警宪特搜捕被打散后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归顺者”须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接受当地警察每月至少一次考察。1938年2月,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联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先后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等叛变投敌。 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措施,使抗联原有的游击区、根据地大部遭到破坏,斗争环境更加艰苦。抗联各军在失掉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至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和后方军事基地,以此为依托,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东北抗联自身存在严重弱点,在强大敌人追击、围攻和经济封锁下加重了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东北党组织原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抗战发生后其主要成员陆续回国并声明不再指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东北各地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从此失去直接联系,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从1936年至1937年东北虽相继建立起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相应的三个抗联指挥部,却因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始终未能建成统一的总司令部。1936年初曾建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就是因矛盾重重无法发挥作用,只好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抗联各部军事行动只能互相协商,不能统一行动,实际中存在的矛盾不能得到解决,影响了整个抗日斗争。加之抗联成份复杂,政治工作薄弱,十一个军有四个军是由义勇军、山林队改编而成,这些改编的部队原没有党组织,改编后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也很弱,这都影响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1938年初,中共北满省委在汤原洼峰召开了有南满、吉东省委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针对抗联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抗联各部队划分作战区域,进行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第一路军冲破了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除留第一军第一师在宽甸、桓仁、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外,第一军主力由杨靖宇率领于1938年2月中旬从桓仁北上,向辑安老岭森林地带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以便与第二军会师,同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商讨在新形势下抗联第一路军游击战略问题。3月13日,第一军直属部队500余人,奇袭老岭通(化)辑(安)铁路隧道,毙伤日伪20余人,俘虏83人,烧毁敌人工程事务所等建筑物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存的大批的建筑材料,破坏了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施,夺取面粉800袋、大米12包、牛6头、马车两辆及被服等物资。这就是日伪称之为的“老岭事件”,“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老岭战斗给敌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日元,致使即将竣工的隧道工程停工两个月。老岭战斗后,抗联第一军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老岭山区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起以老岭山脉为依托,东北由天桥沟起,中经大东岔、八宝沟,西南直抵苇塘沟、皂笠头沟的新的游击区。4月28日,杨靖宇率部巧袭太平沟伪警察分所,处死罪大恶极的日人警尉村上,拔掉敌人安插在游击区的一颗钉子。此后,第一军直属部队在老岭人民群众支持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辑安通化毗邻地区,时而北进奇袭通辑线铁路工程,时而伏击日伪“讨伐队”,时而袭击日伪据点攻击伪警署(所),时而捣毁“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覆地”。到1938年夏,老岭山区附近伪警署(所)悉被摧毁,敌人哀叫辑安县已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癌肿地带”。同年5月,魏拯民率第二军一部突破敌人封锁线,渡过浑江,到达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部会师。5月11日至6月初,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第一路军再次西征,以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魏拯民接任已牺牲的第一路军副总指挥王德泰之职。6月6日,魏拯民率第二军教导团等部三百余人攻打蚊子沟敌据点,将伪警二十余人缴械,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率第一军主力四百余人埋伏于蚊子沟西南家什房子沟口待机歼敌。12日,驻辑安县城(今集安市)的伪军索景清旅第三十二团一部一百四十余人在增援扑空后返回辑安城时,在家什房子沟被杨靖宇部全部歼灭。6月至7月间,第一路军对修筑中的老岭隧道工程和通辑铁路连续进行了12次频繁破袭,使敌人遭受巨大损失,工程陷于停顿状态。其中6月19日、24日,杨靖宇指挥第一路军六百余人两次大规模袭击通辑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给敌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余万元,许多被解放的劳工当场参加了抗联。敌人称“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
        其间,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于6月29日在本溪境内率队叛变,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于7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西征计划,撤销第一、第二军番号,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成立一个旅和三个方面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除留部分兵力在辑安老岭游击区坚持游击活动,牵制敌人外,主力部队由老岭向龙岗山脉河里地区和濛桦山区转移。部队改编后,在新的形势下实行分区作战,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主动打击敌人。8月2日,杨靖宇率警卫旅及第一方面军一部四百余人在通辑公路长岗地区伏击索景清旅第四十二团及第三十二团余部,彻底歼灭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第一路军总司令部、警卫旅及第二方面军一部自辑安北上,向柳河河里地区转移。在近月的行军途中,连续同敌战斗14次,10月17日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遭到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的突然围攻,激战竟日方突出重围,转战柳、金、濛等县,取得柳树河子、木箕河、八道沟子、大浦柴河等胜利。第一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转战通化、濛江、金川等地区,多次袭击伪警署和“集团部落”;第二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长白、和龙、安图、辉南等县;第三方面军转战于蛟河、敦化、安图、延吉、宁安、东宁一带。1939年8月,第三方面军在魏拯民和陈翰章率领下,连续取得大沙河、大酱缸等重大胜利,还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经营的镜泊湖水电站,使其遭受严重破坏。据日伪统计,抗联第一路军从1938年7月至1939年秋一年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276次,其总指挥部49次、第一方面军23次、第二方面军41次、第三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④
        1937年夏至1939年3月, 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部队。自1937年11月起,日军动用三个师团(第四、第八、第十师团)二万五千余人及伪军警宪特二万五千余人,总计五万余的兵力,分别围歼集聚在松花江、牡丹江下游地带的抗联各军,企图“聚而歼之”。
        抗联第二路军在反“讨伐”斗争中虽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日伪的“讨伐”从1938年初日益加强,抗联部队处境更加困难。为打破敌人的“聚歼”计划,保存有生力量,打通与活动在东南地区第一路军和热河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留部分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主力西征,向五常、舒兰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第二路军以第四军、第五军第一、第二师为基干,组成由李延平、王光宇、柴世荣、宋一夫指挥的六百八十余人的西征部队于1938年7月1日、2日分别从林口县莲花泡、勃利刁翎地区北上。西征主力袭击牡丹江三道通,突破敌人防线,经三、四道子河穿行300里深山密林,越过老爷岭,于7月12日夺取日本关东军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重要木材采伐场苇河县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军需品,充分装备了部队。楼山镇战斗后,日军急忙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重兵进行追击、堵截,西征部队遂分兵行动,一部由柴世荣率领返回刁翎,一部由关书范率领经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西进,一部由李延平、宋一夫率领向五常突击。这一地区曾是第三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破坏,遍地修筑了“集团部落”,统治严密,西征部队所到之处,为解决给养,只有强攻硬拼,很难得到群众支援。7月30日又发生负责西征部队政治领导责任的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严重影响了部分战士的情绪,动摇叛逃事件时有发生。8月,日伪又调集三千余兵力进行堵截与追击,迫使前来接应的第十军无法靠拢会合,西征部队形成孤军奋战,伤亡和减员极大。西征部队在李延平、王光宇等坚贞忠实的指挥员率领下,经苇河小五站、沙河子、九里地等战斗后,于8月中旬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山区,因敌人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仍无法同第十军会合,被困馁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西征军决定第四、第五军分开活动。第四军继续在五常山区艰苦斗争,至11月下旬之后,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第四军西征部队损失殆尽。提前到达珠河接应西征部队的第十军军长汪雅臣也在同敌人的遭遇战中负伤而返回五常游击区。第五军西征部队向舒兰前进途中亦损失严重,第一、第二师在牤牛河战斗中相互失去联系,第二师余部二十余人由政治部主任陶净非率领折转东去宁安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转战于额穆、敦化一带;第一师余部一百一十余人由师长关书范率领从头道河子渡过牡丹江,于11月初折返刁翎第五军后方基地。第一师折返途中于10月中旬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渡口遭到敌人袭击,妇女团八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子弹打完,后退无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壮烈殉国。这一壮举被人民誉为“八女投江”。这八位女英雄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⑤此次西征,第二路军虽跳出了敌人在松花江下游的包围圈,却陷入敌军的另一重围,损失甚大。留在下江地区的部队,即第四军留守处、第五军第三师及第七、第八军等部队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下,策应主力西征,与众多的敌人苦战周旋,英勇搏斗后,于1939年春分两路由周保中、柴世荣率领向宝清、密山和镜泊湖一带突围转移。之后,部队因损失严重,便以小部队分别在乌苏里江左岸和穆棱、东宁等地坚持战斗。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主要领导人赵尚志、戴鸿滨、祁致中越境入苏后, 日伪对松花江下游的进攻有增无减,第三军第二师师长关化新、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山、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等人相继牺牲或被叛徒杀害,曾发展到十个师的第三军减员过半,第六、第九、第十一军损失更重。在敌人不断展开伪三江省“大讨伐”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五六月间在通河连续两次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组织北满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主力分批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远征,开辟黑嫩地区新游击区。7月,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代表省委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决定各部队分三批向小兴安岭西麓、黑龙江平原地区西征。参加远征的部队为北满抗联四个军主力约七百余人。首批远征部队由第三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和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其所部一百五十余人组成,已先期于6月出发,分别渡过松花江,在通小古洞集结后,即向海伦方向突进。途中,魏长魁牺牲,常有钧和郭铁坚在庆城九道岗战斗中失去联系,常有钧率保安师和第九军第二师第四团部分战士经长途跋涉于9月下旬到达海伦第三军第六师后方。不久,常有钧在通北县柳毛河东岸一撮毛活动时遭叛徒杀害,郭铁坚率第九军第二师第五团六十余人披荆斩棘,忍饥挨饿,冲破敌人阻袭,于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第二批远征部队一路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第二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第六军教导队、第一师第六团、第二师第十一团和教导团共二百余人组成,于8月上旬从萝北老等山出发,途经汤原北黑金河,与追击之敌发生激战,张传福壮烈牺牲,给养马匹大部散失,余部由冯治刚率领冒雨行军,日夜兼程,过草甸,穿丛林,越小兴安岭,以野菜充饥,历尽艰辛,于9月间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三军第六师张光迪部会师。另一路由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王明贵及其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第三军第三师、第六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二师第十二团及第四师部分部队三百余人,于9月6日从萝北老等山出发,冒雨入沼泽地前进,尔后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密林,与野兽搏斗,饥寒为伴,跋山涉水,艰苦行军,终于于10月8日到达海伦白马石与第一路远征部队会合。第三批远征部队以第六军教导团、第十一军第一师百余人组成,由张寿篯和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景荫指挥,于11月从绥滨起程,沿途克服了没有棉衣、鞋子、粮食等困难,穿过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受尽了饥寒风霜之苦,付出了巨大牺牲,于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六军第三师王明贵等部会合。至此,北满抗联主力完成远征任务。
        参加远征的北满抗联各军到达海伦后,为统一领导与指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成立黑龙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将聚集于海伦一带的部队统一编为四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师⑥,由张寿篯、许亨植分任政治、军事负责人。1939年5月30日,在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了抗联第三路军,张寿篯、许亨植分任正副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接着,成立了龙北、龙南、下江三个地区性指挥部(留在下江地区的抗联部队经过一年多战斗于1939年冬相继撤离,一部远征至海伦与主力会合,一部加入第一路军,酝酿中的下江指挥部未能正式成立)。龙北指挥部由第三军军长许亨植任指挥(后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接任),领导第二、第三支队活动于嫩江、讷河、德都、龙门、克山、通北、克东一带;龙南指挥部由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景荫任指挥,领导第四支队、独立第一、第二师活动于海伦、庄城、铁力、绥化、绥棱、木兰、东兴、巴彦一带。
        1939年秋, 日军对松花江下游抗联根据地和游击区破坏后,又将军事进攻重点移至东南满地区,欲彻底消灭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对吉东和北满继续进行区域性“讨伐”。
        9月,关东军经过长期策划,制定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日满军警宪特东边道联合讨伐司令部”,以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队长野副昌德为司令官,调集七万五千余兵力,在伪通化、间岛、吉林三省等地区,对抗联第一路军展开大规模的“讨伐”。这次“讨伐”,敌军一改过去集中庞大兵力围歼抗联部队的作战方针,采取用重兵占据东南满一切战略重地,对抗联第一路军游击区施以长期封锁与围困,同时以精良武器装备日伪军,分别编成“挺进队”、“游击队”、“出击队”、“特搜班”、“警防队”、“工作班”等名目繁多的“讨伐队”,在飞机配合下,对抗联各部实行分割包围、搜索、追击,即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狗蝇子战术”,发现目标,便盯死不放,穷追到底。这次“讨伐”也改变了过去偏重武力的做法,加强了政治瓦解, 日伪利用“特殊工作班”、“宣抚班”进行欺骗宣传,诱降收买叛逃脱队动摇分子,对被俘人员不像以前那样一律处死,而许以高官厚禄进行利用,以动摇抗联干部战士士气,甚至派遣特务混入抗联队伍策动叛变,瓦解抗日联军。在日伪军事“讨伐”、经济封锁、政治诱降的全面进攻下,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第一路军最后不得不进入通化及东满的密林山区,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
        针对敌人“大讨伐”的严峻形势,杨靖宇、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至5日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研究了对敌斗争策略,决定将第一路军各部编成小股部队,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免遭到歼灭性打击。会后,杨靖宇为牵制敌人,配合其他部队顺利转移,率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一部约四百人,转战于桦甸、夹皮沟、濛江瓮圈、金川回头沟等地。入冬,大雪封山,山林里气温常在零下40℃,抗联部队衣食极度困难,战斗空前频繁而激烈,甩掉一股敌人又遇上一股,很难休整,部队减员甚大,干部牺牲极多,到1940年1月,杨靖宇所部只剩二百余人。因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被俘叛变,供出杨靖宇的行动计划,敌人即调众多部队跟踪追击,杨靖宇遂将部队分散,主力由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领北上桦甸,寻找魏拯民部并牵制敌人, 自率警卫旅六十余人在濛江和辉南之间山区与敌周旋五十余天,战斗四十余次,仍未突出重围,部队损失殆尽。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陷敌重围,壮烈殉国,时年35岁。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尽是树皮、草根和棉絮,令敌震惊不已。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在魏拯民率领下,继续与敌顽强战斗。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从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以恢复被破坏的党的地方组织等项决定。会后,魏拯民抱病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在长白山艰苦转战。第一方面军在3月间连续袭击临江珍珠门、太阳岔、三岔子、大板石沟和濛江县湾沟等地伪森林警察大队和日军长岛工作班,在与敌人长期残酷的搏斗中,这支部队消耗殆尽。第二方面军一直转战于长白山麓抚松、安图、和龙等地,1939年末袭击敦化六棵松林场时有百余名伐木工人参加部队,1940年3月摧毁和龙县大马鹿沟敌据点后又进行了红旗河战斗,消灭日伪军前田队长以下一百四十余人。第三方面军在1940年春袭击了敦化县黄泥河子车站,以后转移至敦化、汪清等地与第二路军第五军第二师会合。这一时期,抗联第一路军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损失严重,已由南满逐步向东满各县转移。
        第二路军所属部队一部自刁翎一带向宝清、穆棱、宁安突围后,与在桦南、富锦等地活动的部队也开始分散活动。1939年7月上旬,总部警卫部队在富锦李金围子截击敌人一支运输队,袭击了兴隆镇杨家“集团部落”。第五军第三师第八团于7月伏击了桦川驼腰子日本采金船,8月袭击了宝清柳毛河采金公司。第三师第九团与第七军补充团共同袭击了虎林县黑嘴子秘密军事工程,10月,第九团又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王福岗等伪警察所。11月,第五军和第七军联合部队在大砬子东山和七星河子地区与大批日伪军激战,消灭不少敌人。1939年冬,日伪以数十倍于第二路军的兵力向桦、富、宝及虎、饶地区发动进攻,部队给养发生困难,战士们数日吃不到粮食、食盐,甚至以树皮果腹。为防止暴露目标,在严寒的季节里露营且不敢生火取暖,又缺乏医药,还要行军作战,许多战士被饥饿、伤寒疾病夺去了生命,部队大幅度减员。至1940年1月第七军全军仅剩二百余人,缩编为两个团,由王效明任参谋长。3月,第五军第三师仅余二十余人,被编入总部警卫部队。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领的教导团及第一、第二师部分部队突围至穆棱、宁安后,于1939年冬的一次战斗中被敌打散,柴世荣被迫率小股部队越境入苏。从西征五常返回的第五军第二师第五团在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和团长伍德胜率领下由宁安经安图辗转至敦化与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会合,共同坚持敦化、安图、额穆、汪清一带的游击战争。第十军一直在五常、舒兰、榆树等县孤军奋战。
        抗联第三路军这一时期在黑龙江北部几个县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利用敌人薄弱环节,进攻车站,袭击机场,攻克村镇,解除伪警察署(所)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先后开辟了朝阳山、阿荣旗、甘南等游击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春至1940年初,仅龙北部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四十余次,攻克讷河等城镇,歼敌二百五十余人,俘虏伪军五百人以上,缴枪五百余支,发展新队员一百八十多人。⑦龙北部队在战斗中十分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协助建立了中共讷河县委,发展救国会组织,成立了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这一群众抗日武装。1939年9月18日,冯治刚指挥第二支队二百七十余人从驻地哈拉巴岐山出发,在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下,一举攻克讷河县城,摧毁伪县署等机构,攻进伪警备队驻地,缴获长短枪二百三十余支,子弹三万余发,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部队在撤离中又乘胜攻袭了孔国村、龙和镇警察分所。入冬,该部相继攻克克山县西城镇、讷河县讷南镇、通北县石泉镇、嫩江县鹤山车站等。1940年初,这支部队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关于龙北游击运动的指示,在龙北军事指挥冯治刚率领下,向嫩江西部地区进行远征,横跨嫩江,深入伪兴安省布西、巴彦旗、阿荣旗一带与蒙古、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团结战斗,打击敌人,取得许多胜利,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1942年2月4日,部队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与日军和伪兴安军三千余人遭遇,在激战中龙北军事指挥、北满抗联领导人冯治刚不幸殉国,这支发展到四五百人的队伍只剩百余人,被迫东返朝阳山后方基地。
        龙南部队乘青纱帐起,在青岗、明水、拜泉、克山、绥化、望奎、通北、庆城等山区积极活动,但部队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极为严重,独立第二师师长马光德、第六军第十团团长冷绍生、第三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张连科等人相继牺牲。到1939年底,龙南部队活动已大大减少。
        抗联第三路军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打破了日伪“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使日军吹嘘的“五大连池会师”彻底破灭,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约有三分之一的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到1940年2月,第三路军所属各部只剩下五百余人。同时,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在反“讨伐”战斗中也遭受了严重挫折。
        迄1940年春,东北抗联各部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大都遭到破坏,部队由原来的三万余人减少到不足两千人,而且日伪进攻更加疯狂和残酷,斗争形势更加险恶。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于1940年1月24日在苏联伯力召开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决定将三个路军所属十一个军缩编为十个支队,第一路军缩编为第一、第四、第七支队,第二路军缩编为第二、第五、第八支队,第三路军缩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
        3月,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副总指挥赵尚志由伯力返回东北下江地区,向第二路军参谋长崔石泉和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王效明传达了会议精神。4月3日召开了第七军党代表会议,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第二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任政委(5月王汝起牺牲,王效明兼支队长)。该支队于5月初袭击宝清小色拉河日军屯垦小队,7月底在七星河上游杨木岗截击追敌,8月中旬在勃利南方堆等地炸毁图佳铁路线上的桥梁,9月中旬接应七星河镇伪军第三十团一部百余人起义,12月在敌人重兵“讨伐”下被迫于饶河渡过乌苏里江到达苏联比金。第二路军第五军和第十军远离总部未能实行改编,第五军和第一路军一部在柴世荣和季青率领下于11月14日袭击东宁县杨木桥子伪森林警察队后,一部由军长柴世荣率领入苏休整,一部由政委季青率领转至珲春、汪清一带活动。在五常山区战斗的第十军于9月11日袭击了拉滨线上日伪重要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1941年1月29日在五常石头亮子宿营地遭到敌人包围,第十军指战员在冻饿困乏的情况下,奋力突围,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壮烈牺牲,第十军余部冲出重围后继续在拉林河上游山区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第三路军新任政委冯仲云于1940年4月到海伦等地,向总指挥张寿篯、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及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等人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将龙北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九支队,龙南部队改编为第六、第十二支队,第三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第六支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副支队长高吉贤,第九支队长陈绍滨、政委高云锋(后为高禹民)、副支队长边风祥、参谋长郭铁坚,第十二支队长戴鸿滨、政委许亨植(兼)。经过改编和整顿的第三路军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和后方群众工作,提高了战斗力,各支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袭击日伪军事据点,获得众多胜利。在“红五月”活动中,第三支队连续袭击了嫩江四站和沐河村等伪警察武装;第六支队攻占铁力县圣浪车站等。六七月间,各支队声东击西,出奇制胜,予敌以重大杀伤。第九支队袭击通北日本移民团,第三支队袭击嫩江县科洛村伪警署,第六支队夜袭铁力日本守备队,在望奎县高贤村击溃伪海伦警察大队,第十二支队攻入木兰县三合店敌兵站,焚烧其兵营。7月20日,日伪军警骑兵奔袭第三路军朝阳山总指挥部,总部领导人张寿篯安全转移,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等21人壮烈牺牲。8月,第三支队相继攻击讷南镇、通宽镇、拉哈站等。9月25日,冯仲云、王明贵指挥第三、第九支队攻克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枪150支、迫击炮4门,子弹6000余发。10月13日,第三支队由王明贵、王钧率领北上攻入嫩江城北霍龙门车站,毙伤日军6人,俘虏伪军警120余人,缴获枪120支、子弹2000余发、战马200匹以及大批粮食、衣物等。接着,第三支队横渡嫩江,活动于莫力达瓦旗、阿荣旗、甘南、泰来等地。年底,除少数部队返回朝阳山继续坚持斗争外,大部渡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休整。第十二支队在许亨植等人指挥下于8月下旬渡过呼兰河,向肇东、肇州、肇源地区远征,8月底9月初到达三肇地区,打开丰乐镇,占领警察署、银行,没收大量伪币并扩大了队伍。11月8日,联合当地义勇军及抗日救国会等地方组织,一举攻克肇源县城,将伪警察全部缴械,打开监狱,放出关押的爱国者。此役击毙日人警务股长以下10余人,俘虏伪警察116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3万余发、马70余匹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队伍扩大到140余人并大部改为骑兵。接着,部队连续攻克头台镇、三站、托古村、古龙镇等。12月,日伪反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三肇抗日群众惨遭镇压。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第十二支队向木兰、东兴、铁力转移,到达安邦河上游地区,继续战斗。第六支队在清冈、明水、拜泉地区活动,也取得一些胜利。入冬以后,敌人加紧“围剿”,第六支队大量减员,被迫转到庆城一带山区活动。第九支队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转至通河一带坚持斗争。
        第一路军各部远在南满地区,被敌阻断,无法得知伯力会议精神,在1940年仍以三个方面军的番号活动,在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缝隙中穿插,利用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第三方面军与第二路军第五军第二师一部在陈翰章、陶净非指挥下于6月初接连攻袭舒兰日本林业伐木厂、五常县拉林河森林警察香水河子分队,7月下旬又攻入五常县冲河镇,8月,部队在额穆被敌打散,第三方面军再去五常县游击,9月20日夜袭拉滨线重镇山河屯,10月返回镜泊湖围围与第五军第二师重新会合。入冬后,敌人重兵“讨伐”,12月8日第三方面军指挥部在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沟被敌包围,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牺牲。陈翰章长期战斗在镜泊湖畔,被当地人民誉为“镜泊英雄”。陶净非仅率两名战士越境入苏。第二方面军和警卫旅一部在金日成、韩仁和等人指挥下,在敦化、宁安一带坚持斗争。1940年11月,金日成率第二方面军余部越界入苏,韩仁和率警卫旅一部于1941年初转移至镜泊湖上湾沟突然遭敌袭击,战斗中警卫旅政委韩仁和中弹牺牲。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及警卫旅余部二百余人先后撤至苏联境内休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因病无法随军转移,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于1941年3月8日在疾病冻馁中逝世。
        东北抗联各路军在遭受严重挫折后,根据伯力会议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从1940年10月底、11月初开始大部相继越界,到达中苏边境的苏联境内休整。到1941年初,越界入苏的部队总数将近六百人。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管理,在苏联远东境内的费雅斯克村、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通称南北野营)。北野营为第二、第三路军越境部队休整地,南野营为第一路军与第二路军第五军休整地。南北野营经过整顿,重新编队,健全了党组织,积极准备重返东北抗日战场。其中,第三路军总指挥部部分人员和第三支队由王明贵等人率领于1941年3月上旬第一批返回东北,第一路军部分人员在金日成率领下于4月上旬经珲春边境返回东北。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苏联政府开始反对抗联越境部队大批重返,抗联决定接受苏方建议,但仍派小分队回东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8月1日,抗联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部队统一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张寿篯,旅党委书记兼参谋长崔石泉,下辖四个步兵教导营、一个无线电连、一个迫击炮连,1944年增设自动枪教导营,全旅计七百余人(由中、朝人员组成)、苏方官兵三百余人,总计千余人,故该旅又称东北抗联国际旅。这支部队名义上由苏方远东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番号,内部仍保持抗联的独立性。9月13日,抗联教导旅召开了全体中共党员大会,决定在原南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执行委员会(亦称东北党委员会)作为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
        抗联教导旅在苏集训期间,除时刻准备返回东北战场外,从1941年春至1945年8月共派遣三十余支小部队,累计人数达三百人以上回到东北,开展侦察和游击活动。这些小部队主要分布于延吉、汪清、宁安、五常、宝清、饶河、铁力、庄城、绥化、北安、萝北等地,其中有许多人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如,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于1941年10月率五人小分队返回萝北、汤原、鹤立一带从事游击活动,日伪特务刘德山利用与小分队一名战士相识,乘机混入,于1942年2月12日在赵尚志率部袭击汤原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枪击赵尚志,赵尚志重伤被俘,在鹤立县不屈就义。
        原留在东北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游击活动。这些部队主要有第三路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和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一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三路军第三支队,这支部队在苏联稍事休整补充后即由支队长王明贵率领返回东北,转战于北黑铁路以西,嫩江以东的朝阳山一带。1941年夏秋之际先后袭击了罕达岭金矿、“满鲜木业”木营,攻克阿荣旗振威庄和毓丰堡伪警察分所、宝山镇、中东路支线26号车站等。12月在库楚河边遭敌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仅有16人突出重围,由王明贵、陈雷率领经艰苦行程,于1942年3月越界人苏到达北野营。第三路军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在许亨植率领下一直在黑嫩平原坚持战斗。9月20日,第九支队在嫩江西岸郭泥屯遭日军包围,支队参谋长郭铁坚以下二十余人英勇牺牲,实力大挫。1941年11月,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主力百余人由第六支队政委于天放率领越镜入苏休整。许亨植率第六、第十二支队各一部坚持铁力、庄城、东兴、巴彦、木兰地区的游击战争,1942年8月3日,许亨植在庆城青峰岭战斗中壮烈牺牲,余部由金策等人率领经过艰苦斗争后于1944年1月越境入苏。第二路军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是第二支队副队长刘雁来率领的小部队,从1941年至1943年冬一直在饶河爆马顶子一带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为抗联主力返回东北筹集给养;一面在有利条件下破坏敌人交通,侦察敌情向野营报告,最后于1943年冬奉周保中指示越界入苏,只留少数人员在饶河后方密营活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东北抗联和苏联红军一起挺进东北,投入解放东北的战斗。原在东北各地坚持斗争的抗联小部队也遵照野营指示,立即配合作战。由于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帝国主义于8月15日宣布战败投降,东北抗联部队至9月全部返回东北。
        东北抗联和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返回东北后,积极利用同苏军协同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十个地区57个战略要点,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政权,发展共产党组织,先后成立了松江、黑龙江、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长春、沈阳等中共地委党组织以及各地市所属的各个市委、县委等中共基层党组织。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东北抗联的战略任务发生根本变化,遂于1945年9月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由周保中任总司令,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设立自卫军分指挥部,至10月下旬部队编队人数已达四万余人。东北抗联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初步条件。10月,东北党委会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移交东北党委会全部组织关系,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到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统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党委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完成其全部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