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军既是打击、牵制日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又是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磨擦”的主力,其抗战活动经历了一个发展、高潮至衰落的过程。
        敌后游击战是国民政府对日战争的一项重要辅助性指导方略。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中就规定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和别动队,“采取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①这项作战方针和全面抗战后所确定的“持久战”战略指导原则,促成了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强大攻势的同时,在敌后也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军事委员会迭令各战区重视游击战,不但当日军进攻时,以游击战袭扰其侧翼及后方,并破坏交通等;即令日军攻占某一地区,国军主力转进后,亦必须留置部队于敌后,时时发动游击战,以牵制日军”。②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军事会议,专门研究抗战策略,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建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袭扰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③白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蒋命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12月13日,国民政府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发动广大的游击战”,配合有力部队担任正面战斗的同时,组织民众共同实施游击,“以牵制扰乱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④之后,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将领携带新的作战指导方针分赴前线进行指导。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题为《抗日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演讲中更明确地指出:“战争的胜败,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讲话的精神被称为是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以敌前变敌后”的长期抗战战略,⑤而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真正开展则在南岳军事会议之后。
        193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国民政府对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给予应有的肯定并在战争指导中相应作了强化。会议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会议还决定在敌后增设苏鲁和冀察两个游击战区,统一指挥各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根据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月制定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规定新时期的游击战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2月,制定的《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又规定:“国军决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我游击部队,打破敌扼守要点,抽转兵力,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⑥随后又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更明确地提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侵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⑦同时,蒋介石在制定的第二期抗战要旨中也明确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这表明至南岳军事会议,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指导方针发生了巨大转轨。
        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2月邀请共产党协助在南岳先后举办了七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旋即,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派出的教官主要有叶剑英讲授《游击原理》,薛子正讲授《游击战略》,边章五和李崇负讲授《游击战术》,李涛和吴奚如讲授《游击政工》等。前三期是国共合办,其中第一期学员多达1046人;后四期由于国共关系逆转,从1940年3月中共人员全部撤出,七期共培训学员3033人(从第三期起,由于日机不断轰炸,游干班迁至湖南零陵、祁阳)。同时,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导,1939年10月,以白崇禧为部长的军委会军训部编撰了《游击战纲要》,颁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纲要》共计14篇389条及纲领9项,对游击队的任务与作战主旨、游击队的编成与领导、根据地的创立与扩展、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与军民关系、游击队的战术与战斗技术训练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纲领》指出:“游击队根据地,为机动战之来源,持久战之堡垒。”游击队根据地的位置以敌人后方为选择原则,但应注意:“一、距政治中心较远,不为敌注目之地区”;“二、有众多同情之民众”;“三、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之良好地形(以山岳地带最利,湖沼港汊地带次之,平原以利用青纱帐起时为宜)”;“四、有充裕之物质资源”。根据地分成“主根据地”、 “副根据地”、 “预备根据地”、 “假根据地”四种,另以“临时根据地”作为游击之支撑和逐渐扩展的准备。《纲领》还要求根据地游击队组织民众,成立锄奸队、侦察队、向导队、传递队、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运输队、破坏队、守望队、缝补队、儿童队、武装自卫队等,并努力动员民众,使其积极参加战斗,发动全面战争。“游击队之战斗,主要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需力求避免”。⑧这些标志着国民政府游击战理论体系的确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游击战理论在体系上有所不同,共产党的游击战略以独立自主为原则,是敌后民众的有组织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是对正面战场予以配合;国民党的游击战略则是以正规作战军队为基础的战斗,是将正规军划整为零、划大为小,在敌后进行几近纯军事性的潜伏、扰乱、破坏、牵制和消耗性的斗争,是在统一指挥下的从战略战术上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这正是敌后进行抗战的国民党军队脱离人民群众,逐渐丧失生存能力,在日伪打击与分化下,最终衰微的原因。
        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游击部队,有的是抗战初期日军沿主要点线迅速推进将其截抄于敌后,这些部队或自发或按国民政府指令在敌后坚持抗战。在山东,国民党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于1937年10月在聊城成立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下辖36个支队六万余人,活动于周围二十余县,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多次重创日军,1938年11月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壮烈殉国。山东省国民党党部委员会秦启荣于1937年11月在鲁北组织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青岛市长沈鸿烈在青岛失陷后率海军陆战队和一些地方武装撤退至鲁中地区进行抗战,不久被国民政府委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在江苏,南京失陷后,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将苏北各县保安团编为第八十九军留在苏北坚持抗战,等等。有的是根据国民政府命令留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在山西方面有孙殿英第五军、万福林第五十三军等部;在冀南有宋哲元等部。太原失守后,中央军和晋绥军十五个军三十余个师的兵力全部转入山区,就地坚持抗日。在华中,武汉会战尚在进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设立游击根据地,向皖北、豫东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⑨其司令长官李宗仁即以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兼豫皖鄂边区游击区。会战结束后,第五战区仍令廖磊部以立煌县为中心在大别山开辟游击战。在华东,杭州失守后,第三战区任命黄绍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部队深入沦陷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活动。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浙西各县先后建立起54支游击队,每支多则数千人,少则几十人,控制了广大乡村,活动于杭嘉湖、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天目山南北。在豫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于1938年3月任命宋克宾为第一战区民运指导员,在河南第二行政区商邱、永城、民权、兰封等12县活动,6月,程潜又委宋克宾为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拥有人枪八千余。在华南,国民党第四战区成立了以香翰屏为主任的广东游击指挥所,指挥一部分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于惠阳、东莞、宝安及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等县。据统计,至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游击部队已达到六十万至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三十万人左右。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游击战发展到鼎盛时期。1939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规定冀察战区的任务为:“应于冀中及冀西太行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指向平汉、津浦、平绥各要线”,苏鲁战区的任务为:“应于鲁南山区及苏北湖泊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并先后增调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到冀察,第五十一军牟中珩等部到苏鲁,使这两个战区的兵力,加上地方部队分别达到十万余人和二十五万余人左右, 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冀察战区以鹿仲麟为总司令,石友三、庞炳勋为副司令;苏鲁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司令,统一指挥和领导华北和华东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力量。同时,在其他战区也调遣相当的兵力开辟游击根据地,主要有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第三战区浙西天目山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第五战区大别山游击区,第九战区九宫山游击区等,其总兵力大约仍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第二战区山西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国民政府在敌后兵力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一块根据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山西境内各军,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并举的方法,确保山西根据地,不得越过黄河,使山西的总兵力达到37个师又13个旅。1938年3月,晋南重镇临汾等主要地区被日军占领,第二战区部队分别转入吕梁山、太行山和中条山等山区进行游击战,原在山西的第一战区部队基本上仍在原地继续坚持战斗,打击日军。徐州会战开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集中20个师的兵力,在八路军配合下,主动出击,准备收复整个山西南部并反攻太原。5月4日,分段破坏了同蒲路,从12日开始重点打击分散于同蒲路南段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经过一个月战斗,将敌压缩于铁路沿线,遭到连续打击而无反击能力的日军不能不放弃蒲州、芮城、平陆等地,确保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收缩至曲沃、侯马、新绛等地。由于铁路被破坏,临汾机场遭到炮击,运输中断,驻守晋南的第二十师团陷入困境,粮弹奇缺,外援断绝,只能以野菜和猫狗等动物充饥,几近崩溃。直到7月初,日军第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回援,才重新恢复晋南局面。第二战区还针对日军扫荡晋东南的企图,确定在晋东南地区进行反扫荡作战,并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曾万钟第三军、朱怀冰第九十四师、何柱国骑二军等部,经过23天战斗,歼敌四千余人,收复晋东南18县,打开了晋东南抗日局面,有力地策应了津浦路正面战场的作战。同年秋, 日军在山西全境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其中在晋东南日军集中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在垣曲地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展开攻势。12月,日军又集中两万余人分九路对晋西以吉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晋军根据地发动进攻,阎锡山亲自指挥作战,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空室清野,经过近半月的战斗,将日军击退。1939年1月,阎锡山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在第二战区普遍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日本战史供称:“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队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不容轻视。”⑩
        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是日军巩固占领区和扩大正面攻势作战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 日军在华北的兵力不断增加,徐州会战后虽积极运筹武汉作战,仍向华北增派一个师团。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为扩大在华北的占领区,于11月29日又将在南方的三个师团调回华北以增强治安作战的实力。到12月29日重组华北方面军及华北各军新战斗序列时,华北兵力已达到十一个师团又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及骑兵集团主力等部,(11)华北方面军仍感到“在全域之内实行大“扫荡”,日军兵力严重不足”。时任华北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武藤章承认:“我占领区部队只能配置于警备铁道和主要交通线,即控制所谓的点和线。距此仅一步之隔的内地即为蒋系军队游击区和共产党军队的势力范围,日本军队力量无法从面上控制华北。治安恶化,铁路被炸之事每天都有发生,连北京也感到威胁。”(12)1939年初,日军再度增兵华北,进一步扩大治安肃正作战,企图从面上加强对华北的控制。
        日军致力于华北地区的治安战,以“保证占领区的安定”,“实现包括各要地或要域在内的面的占领”,“担负起开发获取日本国内生产力扩充所必需的重要资源的重任”。(13)为达此目的,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分三期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依照1939年度“治安肃正”作战计划,从1939年1月发动第一期“肃正”作战,企图利用方面军增加兵力的机会,以大规模扫荡作战,打击国共两党军队主力。作战重心放在山西,任务是“打击山西内残敌之正规军,尽力扫荡同蒲路及正太路两侧。对同蒲路以东的山地要从西边和南边掐断敌军的联络补给要地,以封锁困死匪军”。(14)2月,日军第一○八师团两万余人分由离石、汾阳、交城、太原、忻县、宁武会攻晋西北各地。第二战区以陈长捷第六十一军阻敌于黑龙关,王靖国第十九军攻袭中阳、离石公路,切断日军后路及交通线,赵承绶骑兵第九军在离石、方山、岢岚一带诱敌于吕梁山北部,苦战兼旬,毙敌两千余人,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南,南岳军事会议后,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率所部第十四集团军等部进入中条山,加强山西的防守和游击力量。该部对日军交通线发动持续攻击, 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此种袭击将再度激化”,整个山西的保安队“仍分散在各处活动”。日军不断遭到八路军和国民党游击部队的伏击,东奔西突,被迫撤回原有点线。
        在河北境内, 日军也集中了三个师团兵力扫荡长城以南的地区,企图通过对平汉路的封锁,切断河北平原与太行山的联系,攻击对象是八路军和冀察战区的鹿仲麟、石友三部队;驻青岛的第十二军集中两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在航空部队和海军舰队配合下进攻苏鲁战区的于学忠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军和韩德勤第八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以扩大鲁南和苏北占领区;位于张家口的驻蒙军集中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及骑兵集团对驻区内的傅作义部王子修、孟文仲、门炳岳等部队进行“扫荡”。各抗日部队为了抗击日军,保存力量,除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以有力一部在民众配合下进行机动歼敌外,主力分成若干作战集团,越出日军包围圈。在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损失很大,但日军消灭抗日部队主力的企图未能实现。
        从7月3日开始, 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六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及航空部队围攻晋东南的国民党抗日部队卫立煌和庞炳勋部以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同时,华北方面军鉴于同蒲路以西黄河沿岸及晋南地区是其防区西部和南部的边缘战略警戒线,为防止国民党抗日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从6月底在这一带部署了九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占其总兵力16个师团等部队的一半以上。国民党在陕西秋林的第二战区、西安的第十战区以及洛阳的第一战区相应派兵加强了河防。在晋东南的第一、第二战区部队与八路军避敌锋芒,转攻其侧后。7月12日,日军第一○八、第一○九师团会攻长治,第二战区部队与敌激战后放弃长治。第二十师团在绛县、翼城地区却遭到第二战区的有力抵抗,不得不停止进攻。7月5日从河南博爱北进的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受到第一战区的阻滞,直至11日才进入晋南。至21日, 日军占领晋东南地区,但在各抗日部队打击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久, 日军因兵力不足,仅控制利于占领的主要交通线,“扫荡”部队陆续撤回原防。
        8月下旬,因中蒙边界诺门坎地区苏日冲突,日本大本营准备调华北日军增援东北战场,华北总兵力有所减少,在山西大规模的作战暂时停止。同时,由于日本加强树立汪伪政权,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积极进行诱降,导致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抗战积极性下降,国共摩擦日益加剧,抗战力量削弱。 日军第二期“肃正”作战兵力虽有减少,却没有遭受多大损失。 日军战报记载:“阎锡山军队消极,没有进行大的活动。”但这一时期据日方记载,华北地区中日双方交战次数仍达到1265次,中方投入兵力达263万余人(15)(包括八路军及作战次数)。直到日军第三期“肃正”作战后,华北地区国民党游击部队虽损失很大,仍保持了大部分游击根据地,军队约五十万人左右。1939年底,华北日军情报部门的形势判断承认,通过三期“肃正”作战,“方面军占领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形势无力变化仍将继续进行消极抵抗,避免作战力量消耗,其目的是充实力量,在其占领区内努力扩充培养军政党一体化抗战力量”。“观察国民政府内部情况,其士气低落自不待言,但不能认为很快就会丧失抗战意志”。(16)1940年,日军又进行了两期“肃正”作战,阎锡山的晋西等根据地基本保持。在晋东南中条山区,日军虽于1939年占领了潞安等地,但大部仍为卫立煌部据守。 日军认为该部抗战意识最强烈,兵力庞大,不断出击,因而于1940年春调集三个多师团的兵力进行围攻。卫立煌部积极反击, 日军被迫退出中条山。至此,日军从1939年春连续对中条山发动的八次大规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1941年度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明确规定:“方面军对驻于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尽量以大的兵力进行作战。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付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17)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制定的1941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草案)第一条也规定1941年应“在华北歼灭山西南部中央军”,“因为晋南重庆军牵制了日本军三个师团,应首先加以摧毁而取得行动自由,然后以全力剿共”。(18)华北方面军规定中条山等地的作战目的是“扫荡和摧毁盘踞于晋豫地区之中央军主力,进而驱逐其黄河以北之势力”,并“利用和扩张本次会战之成果以确保华北的安定且强化对重庆政权之重压”。(19)
        中条山位于晋南豫北交界处,横亘黄河北岸,呈东西走向,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障洛阳、潼关,是进击华北的军事要地。1938年,日军占领晋南、晋东南主要地区后,卫立煌等中央军进入中条山,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以中条山为依托的国民党军共约十一个军二十五万余人,统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 日军鉴于几次进攻受挫,这次投入六个师团(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三十三、二十一、三十五师团)又两个旅团(第九、十六旅团)以及两个飞行战队、一个飞行集团主力,约十万人,从5月7日以钳形与中央突破的战术,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此时,卫立煌在峨嵋山听训,作战由何应钦代行指挥。中国军队尽管凭据构筑的坚固工事顽强抵抗,但事先缺乏准备,又处于内线,腹背受敌,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一部以团为单位向晋西北等山区突围,一部南渡黄河。12日,日军封锁黄河各渡口,蒋介石急令卫立煌回洛阳,设法转移溃散军队,并加强黄河防守。卫抵洛阳后,即令各军除以一部留中条山继续抵抗外,主力转向日军背后攻击。13日,各军主力开始突围转移至晋中、晋东山区继续进行游击战。其中被日军认为是“最顽强抵抗的精锐”部队武士敏第九十八军突围至晋东沁水东面的东山嵖村一带。9月22日,日军发动“沁河作战”,武士敏率部主动出击,坚决抵抗。28日,不幸陷入日军重围,武士敏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国民政府失去了华北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抗战部队。
        对晋西及晋西南的阎锡山部,日军则采取诱降招抚的办法。阎锡山玩弄平衡保身术,一面与日军暗中往来,一面持观望拖延态度,于是日军在沁河作战后,于10月20日至11月中旬发动“汾西作战”,企图分割中央军与晋军的结合部,歼灭或迫阎投降。汾西作战,日军虽然没有实现迫阎屈服的计划,但压缩了晋军的游击根据地。这样, 日军通过中条山、沁河、汾西及山东对于学忠部等作战,大体上完成1941年度对华北国民党军作战的战略计划,国民政府在华北敌后的游击部队被严重削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为了把华北占领区建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在1942年将华北治安战推向最高潮,从而导致华北抗战力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1942年2月,日军集中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六百余里之间发动“13号作战”围攻晋军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游击根据地。4月8日,阎锡山在克难坡举行誓师大会,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悬赏部下每打死一名日本士兵赏洋100元。经过三个月奋战,先后取得孝义县宋庄、汾城华灵庙等胜利,挫败了日军侵占晋西的计划。在苏鲁战区, 日军也先后发动三次鲁中作战,企图利用战区内部分裂,捕抓到战区司令于学忠,于学忠负伤后仍继续坚持抗战,转战于鲁中、鲁南各地,最终因兵力损失甚大,于1943年8月奉命撤出山东。冀察战区自中条山战役失利后,不断受到日军反复扫荡,所存力量越来越小。1943年4月,日军两个师团又两个旅团五万余人,向冀察战区仍在太行山南段陵川、林县一带坚持的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刘进第二十七军、孙殿英新五军等部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青第四十军于林县,孙殿英率新五军于临洪镇,刘进率第二十七军于陵川,分路迎敌,旋即失败,新五军全军覆灭,孙殿英、庞炳勋先后被俘投降。刘进第二十七军及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等部拒绝日军诱降,继续对日周旋。7月,日军继续进攻太行山,刘进接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率部在陵川地区进行游击,因作战失利,损失过半,于7月底8月初南渡黄河,国民党军队在太行山的根据地至此丧失。加之,1941年2月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1942年5月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定陶、荷泽率部投敌,1943年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投敌,国民政府苏鲁、冀察两大游击战区相继被压缩或挫败。但日军彻底消灭占领区内抗战力量,将华北建设为巩固的战争基地的战略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游击力量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1943年苏鲁战区撤销,冀察战区仍继续坚持,在晋西、晋西北的阎锡山晋军游击根据地以及在绥西(包括大青山)、鲁南、苏北等游击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2年,国民政府针对华北游击力量的严重损失,制定了《整理全国游击队实施方案》,将各战区游击队进行整编,统一改称“挺进队”,1943年又制定了《挺进队整编补充办法》,以强化游击力量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坚持与挽救措施,使得豫鄂皖、浙西及海南等游击根据地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据统计,到日本战败投降时,各游击区部队兵力仍有25.8万。(20)
        第五战区豫鄂皖边游击根据地也称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它包括豫南、鄂东、皖北二十余县,地广人众,物产丰饶,为长江与淮河分水岭,东窥津浦路,西出平汉路,北袭陇海路,南钳长江,威逼武汉,虎视南京,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徐州会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以大别山为华中抗战战略支撑,责成第五战区守卫。第五战区呈请军委会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撤向鄂西,廖磊率所部第七、第三十九、第四十八军留在大别山,坚持和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廖磊将安徽省会、省党部和长官部,置于立煌县(今金寨县),创建机场,开辟山区公路交通,推行训练国民兵团组织。国兵民团分常备兵和后备自卫队两种,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男子必须加入组织接受训练,与正规军配合,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保护地方政权。大别山根据地稳固后,积极向皖东、皖北、鄂东方向发展,先后又建立了五河、周口店、麻城等若干游击根据地,不断向平汉路、津浦路南段袭拢,打击皖中、皖北日军。1939年5月4日,在随枣战役期间,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主力与林士珍游击队奇袭安庆,一度突入城内,与敌激战数小时,焚烧敌军营房、军需品无数。同年10月,廖磊病逝,李品仙继任,积极建设党政军一体化的抗战力量,推行“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众于党”的战时军事体制,大别山根据地游击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大别山游击部队为牵制日军西进,以一部在广水、信阳一带平汉路进行游击活动,一部渡过汉水对日军第十三师团警备区反复袭击,切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日军后方,使其补给线发生极大困难。1941年3月,日军第十三旅团及第十五师团一部由滁县、全椒、定远、庐州等地分路进攻皖东游击根据地,双方在梁园附近激战两天,毙伤日军一千余人,迫敌撤退。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鄂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奉命分路出击信阳、礼山、花园及长江沿岸日军据点,袭击平汉路两侧日军,袭扰津浦路南段,破坏日军长江航运和铁路交通,牵制日军三个师团无法直接参加长沙作战。1942年12月8日,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在大别山南麓鄂东黄梅县张家榜上空击落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攻座机,塚田攻及随员十余人毙命。12月中旬,日军集中四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对大别山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李品仙率游击部队逐次抵抗,次年1月12日日军扫荡无果而撤,大别山根据地得以保全。1944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鄂豫皖边区为基础,成立了以李品仙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统一指挥鄂豫皖边区、山东大部、苏北及豫东的一切党政军事宜,并增派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牟中珩山东挺进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程汝怀鄂东挺进军,以加强大别山游击力量。
        第三战区天目山游击根据地也是国民政府在华中敌后的另一个重要游击区。天目山南北各县地少山多,交通闭塞, 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是抗击日军的重要基地。从杭州失陷到1941年,浙江的地方游击部队已发展到21个团的兵力,另有县自卫武装约两万人左右。(21)其中浙西23县从1937年至1938年2月就先后建立了54支游击队,其名称有“游击队”、“保安队”、“自卫团”、“太湖别动队”、“抗日义勇军”,等等。这些游击队在1938年一年之中,进行重要战斗达二百余次,歼敌九千七百余人,(22)一度收复孝丰、安吉、临安等三县并攻入余杭县城、长兴县城。浙西最著名的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五支队在司令员郑器光率领下于1938年9月5日由绍兴越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开展敌后游击战,至年底与敌交战数十次,毙敌数百人,收复海盐县、吴兴县新丰镇,稳定了海北的抗战局面,帮助海盐、海宁、嘉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等7县恢复了抗战工作。之后,徐志余率领的第六支队、黄权率领的第三支队先后进入浙西,开展游击战。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陶广第二十八军等部也经常活动于天目山孝丰、安吉、长兴、吴兴等地区。浙西游击战的发展,对日军京沪杭占领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日伪从1938年多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随后从1942年1月至1944年又进行了三次极为残酷的“清乡”运动,根据地虽损失很大,仍得以存在和坚持。
        第四战区在海南岛开辟的游击根据地,由琼崖保安司令王毅领导,以五指山区的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为基地,以沿海各县为游击活动地区,坚持抗战。这支游击武装除原守备海南岛的第十一、第十五两个保安团和7个自卫总队外,还拥有海南16县民众抗敌自卫团37个大队、1个特务大队,约四千余人。在六年多的游击战中,海南游击部队与敌交战一千余次,军民牺牲达二三十万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以及豫东游击区等,国共磨擦时有发生,结果到抗战后期,豫东游击区已不复存在,浙西、海南游击区虽勉强坚持,其抗战实力却受到严重影响。
        国民政府在敌后开辟的游击区,分布于华北、华中及华南各地,形成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游击战场,成为日占区一支重要抗战力量,对牵制日军打破日军将占领区建成巩固的战略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同国民政府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共同支撑了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局面。但由于国民政府所指导的游击战被附属于正面战场的作战,加上战时各种不利条件易被机动而优势的日军切断运输线,以及民众组织、动员、宣传等致命弊端和频繁的国共军事冲突与摩擦,使得国民政府的游击战不能取得应有的更大发展,在日军的反复打击下日趋衰落,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