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侨居海外的侨胞约有1000万人左右,历史的原因使他们远离祖国,浪迹海外,他们素以爱国爱乡闻名于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爱国侨胞同祖国人民一道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毁家抒难,捐献物资,回国参战,血洒疆场,维护抗战大局,对日经济制裁,在中华民族自卫战争史上,写下极为辉煌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以来,海外侨胞即组织了两千余个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声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危,抗日救亡的洪涛席卷了华侨聚居的所有区域,各地华侨在大力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同时,迅速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纷纷建立和壮大抗日救国组织。
        南洋华侨人口最多,其抗日斗争对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卢沟桥的枪声打响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印(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暹罗(泰国)等地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问世,并以空前的规模走向组织上的集中,使南洋地区成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阵地。
        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阻禁,纷纷组织筹赈会,援助祖国抗战。著名侨领李俊承、叶玉堆、周献瑞、李光前、陈六使、陈延谦等人于七七事变后立即拜见陈嘉庚,请其出面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随即联络中华总商会,由总商会同当地政府疏通,于沪战开始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了有118个侨团代表参加的侨民大会,成立了南洋地区第一个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下设分会三十余个。继之,马来亚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和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下设分、支会机构207个。马来西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的抗战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为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在陈嘉庚的倡议下,10月10日各区代表百余人在吉隆坡举行集会,议定设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陈嘉庚被推选为通讯处主任。此外,马来亚还成立了两个颇有影响的抗日救亡组织,一是“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由“马共”领导,会员约三万人,基本群众达四十余万人;一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队员达万余人。这两个组织对发动华侨踊跃捐输,组织华侨抵制日货,支援和配合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以及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菲律宾和荷印,7月16日马尼拉中华商会召集国民党马尼拉分部、广东会馆及各文教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集团举行联席会议,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简称“抗敌会”,侨领李清泉任主席,杨启泰、薛芬士任副主席,下设分会二百一十余个,遍及菲律宾各地。8月2日,荷印巴达维亚一百一十余个侨团联合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由邱元荣任主席,庄西言任副主席,该会下属34个团体会员,分布荷印各地。在缅甸,8月5日,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陈占梅任主席,下设抵制日货总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等五个办事机构,负责各项具体抗日工作,并在缅甸各埠设立一百三十余个分会。在暹罗,当地华侨在原“反帝大同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接着,又在侨领蚁光炎的支持下,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蚁光炎任主席,许侠任总务主任,发动侨胞开展抗日筹赈活动。在越南,各地华侨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华侨救济兵灾慈善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最后于1938年初统一为“华侨救国总会”,并在柬埔寨、老挝等地区建立了35个分支机构,进行劝募救国公债和捐款、推行根绝日货运动、介绍专门人才回国服务、扩大宣传救国运动等。
        南洋华侨普遍建立的抗日联合团体及其开展的爱国活动,促进了南洋各地华侨进一步走向联合和统一。1938年夏,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先后致函陈嘉庚,建议组织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以统一组织和领导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得到陈嘉庚的同意。同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45埠的华侨救亡团体代表168人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支持下于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办事处设于新加坡,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侯西反、李铁民、陈占梅、李光前、周献瑞、陈延谦、陈三多、李振殿、陈振贤等16人为常务委员。“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区抗日救国组织的大联合。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各国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华侨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抗联会”,参加“抗联”的有四十余个抗日救国组织。1937年9月18日,全欧抗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援助抗战救灾募捐》、《组织华侨回国参战服务团》等决议案,发表《告世界人士书》,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此次会议,标志着全欧抗联组织的进一步加强。自此,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美洲侨社的抗日组织原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卢沟桥枪声后,华侨救国团体更是遍地开花,星罗棋布。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在著名侨领司徒美堂联络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18日又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华侨人口集中的旧金山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邝炳舜任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任副主席,该组织是抗战时期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下设分会47个,遍及美国、墨西哥、中南美洲三百余处大小市镇。夏威夷群岛的华侨抗日团体在檀香山联合建立“祖国伤兵难民救济总会”,杜惠生任主席。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芝加哥成立了“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统一领导美国中部地区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梅友卓任委员长,李伟泮、周宇凡任副委员长。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前后成立了95个抗日救国组织,其中以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规模最大,在团结侨胞抗日上起了核心作用。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加拿大、秘鲁、古巴、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巴拿马、智利、厄瓜多尔、牙买加、圭亚那、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澳洲、非洲地区也在抗战爆发后建立起各种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组织侨胞捐助祖国抗战。
        据统计,至1940年底,海外各地华侨组织的救亡团体达到3713个。这些组织大体上形成相对集中的欧洲、美洲、南洋三大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成为推动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强大力量。在海外侨社中,欧洲华侨抗日团结先行一步,惟该地区华侨人数不多,且在欧战发生后各地相继沦陷,以致影响有限;南洋华侨组织程度最高,力量最大,贡献最多;美洲华侨坚持时间最长,在太平洋战争后承担了主要的抗日筹赈工作。它们均为团结侨众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各地华侨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后,还大量创办报纸、期刊,为祖国抗战助威呐喊。如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纽约的《华侨日报》、菲律宾的《华侨商报》、印尼的《新报》、英国的《解放》、法国的《全民月刊》、比利时的《抗战消息》、德国的《抗联会刊》、旧金山的《世界日报》、越南的《国民日报》、暹罗的《华声报》、苏联的《工人之路》等,都在华侨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据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创办报纸138家、杂志128家,这在华侨社会中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还组织读书会、救亡会、戏剧社、歌咏队,积极宣传祖国抗战,动员侨胞踊跃捐输。
        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日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内容。海外各地华侨在抗日团体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声震寰宇的援华大潮。“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①不分阶层,不分年龄,不惜倾家捐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捐献形式之多、捐款数额之巨,至为罕见,令人景仰。
        广大华侨节衣缩食,各尽所能,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形式,踊跃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输财捐献。其中以常月捐、特别捐(包括献金)构成了华侨战时捐款的主要形式。
        常月捐。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采取临时性募捐的方式,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许多侨团及其侨领感到抗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逐步将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源源不断地向祖国捐输战费,解除伤兵难民的痛苦。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劝募长期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援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斟酌自己经济的情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尽可能的救灾救国,让政府能专心去应付抗战。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②1938年5月3日,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制定了内容具体、详细且合乎华侨社会各阶层实际的《常月捐简则》,依据财力将常月捐划分为十三等,规定优等无限,一等500元,二等400元,三等300元,四等200元,五等150元,六等100元,七等75元,八等50元,九等30元,十等20元,十一等10元,十二等5元。此外,凡华侨经营之产业,就其物产抽取货物捐,每担百分之若干,每月可得150万元以上。③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④。大体上,新马地区政府职员、教师、店员和人力车夫等阶层侨胞常月捐为月薪的10%,厂主、店主、小商贩等一般为货物捐;前者捐献现金,后者以货代赈。菲律宾华侨店员、职工及自由职业者常月捐至少为月薪12%;荷印华侨店员月捐数额大都为5%—10%;美国、古巴、巴拿马、加拿大等美洲侨胞抗日团体大抵规定凡18岁以上华人每月以捐3—5美金以上;欧洲各国华侨月捐大约占月薪的10%—20%。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侨胞按月缴纳抗日捐,美国华侨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响亮口号,全美各地救国会还制定了捐款奖罚条例及专门机构。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凡抗捐者都要被当地救国会组织强行捆绑、游街示众,实施惩戒。但华侨抗捐者只属极少数。据统计,太平洋战争前,海外侨胞月捐1350万元法币。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734万元法币。美国华侨月捐人平均数居冠,每人大约为50.6美金,旧金山侨胞在抗战头两年每人月捐总额平均则达到110美金(折合当时法币1500元)。
        特别捐(包括献金)是华侨普遍采取的另一种重要义捐形式。特别捐种类繁多,筹募方法多种多样,或劝募,或摊派,或举行游艺、球赛、义演、义卖,或发行奖券等募捐专项用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开展航空特别捐活动,筹募美金六百三十余万元。1938年12月至1940年4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赴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募集抗战资金,得到南侨总会及各地筹赈会和侨胞的大力支持,广大侨胞不仅踊跃购票,而且为剧情所感染,多次出现即席献金的感人场面。据统计,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演出480天,售票及募集现金国币1150万元,平均每个华侨捐款5.45元。⑤“献金”与特别捐类似,主要有纪念日节日献金、节约献金、庆功献金等形式。“节日献金”有元旦献金、春节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国耻纪念日”献金、“双十节”献金等。献金种类包括可变现金的金银手饰、器皿、纸币、银圆、银行支票、金圆等。从1939年至1941年南洋华侨的献金运动从未间断过。之后,献金运动成为美洲等地华侨捐资助战的重要形式。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日之内献金三万余美元。1941年8月14日,荷印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日募捐国币六百三十余万元。各地华侨团体为挖掘华侨捐输潜力,巧立名目,动员华侨开展节约献金运动,倡行“结婚献金”、“丧葬献金”、“做寿献金”、“生子献金”等。如菲律宾侨胞吴清河、薛素丽夫妇婚事从简,节省费用3000元捐助抗战;暹罗华侨曾福顺捐其爱女婚宴贺费5000元;马来亚华侨李桂寿辰献金5万元;荷印泗水华侨吴金箴母亲寿辰献金1万元,等等。“庆功献金”也相当活跃,每当中国军队作战胜利,广大侨胞无不趁机筹款犒劳。1941年,国军取得“长沙大捷”,美国侨领李国钦慨捐50万元祝捷,华盛顿侨胞筹捐犒奖金1859美元,纽约侨胞献金35万元。据统计,南侨总会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共向国民政府捐款达4亿元国币⑥。美国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捐款美金2500万元,以旧金山华侨最多,约为500万美元;纽约华侨次之,约为329万美元;芝加哥则为240余万美元⑦。加拿大华侨捐献500万美元,墨西哥200万美元,古巴240万美元,秘鲁104万余美元⑧。总计美洲华侨战时捐款达3800万美元,约值国币53412万元(以1940年汇率计)。非洲华侨在整个抗战期间捐款达70万英镑之上,澳洲华侨从抗战爆发至1939年底捐国币146万余元,欧洲华侨到欧战爆发前后捐款总数大约为25万元国币。这些统计数据由于当时办理侨捐的情况较为复杂,存在诸如多报少捐,只报未捐等问题以及统计中的混乱无序现象,很难说是完整或准确。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捐助是竭尽了全力。
        购买公债是华侨输财助战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有别于一般投资行为,具有特殊的意义。沪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增强战时经济实力,分别向国内外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五亿元,各地华侨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响应祖国号召,踊跃认购,其认购总数达到一半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占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共发行六期公债三十余亿元的三分之一强,最后均无偿地献给了国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向来债信不高,但海外侨胞在认购之时,却毫不计及债券本息能否兑付,甚至在认购之后,为减轻战后祖国政府的还债负担,有些地方的华侨又很快开展各式各样的“还债”、“焚债”活动,将所购债券献还政府或自行销毁。战后国民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发动内战,根本无法偿还公债本息,便决定将所发行公债以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比率实行一次性“偿清”,有些地方侨胞曾派员与之交涉,均被婉言推诿,不了了之。可见,战时华侨购买的各种债券与爱国义捐无异。
        侨汇,即海外华侨寄回祖国的安家费、赡家费,也是华侨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据统计,1938年以前平均每年为3亿元左右国币,1939年增至12.7亿元,1940年达到13.28亿元。到抗战胜利,八年总计95.74亿元国币。⑨华侨的巨额捐款和侨汇成为祖国抗战所需财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收入,是对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同年汇回祖国的款额达11亿元(不含救国公债),其中捐款占10%。这11亿元全是现金,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通例,1元基金可发行4元纸币,11亿元外汇则可发行纸币44亿元,除交还侨眷赡家费10亿元外,尚有34亿元可充作军政费用。⑩在对外贸易中,国民政府抵偿贸易差额的现金,侨汇在1938年占56%,1939年占100%,1940年占50%。(11)可见,侨汇在中国抗战军费及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和维持国际贸易平衡中的巨大作用。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财政金融体系长期得以维持而未见崩溃,巨额的侨汇无疑是其支撑的重要因素。
        海外华侨在源源不断捐汇大批款项的同时,还急抗战之所需,捐献了大宗的军需物资,并投资国内经济建设,向祖国抗战提供巨大的物质援助。据统计,在抗战头三年中,海外华侨捐献各种物资总数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月一百批左右(12)。仅1938年至1939年夏,华侨捐赠寒衣、暑衣、军用蚊帐1000余万套,而南侨总会一次就募集寒衣50万件。(13)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14)另外还有运输卡车及各式汽车数百辆。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多是按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其中在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华侨运回国内的药品可供50万伤员服用一个月。在海外华侨的各项捐献活动中,最为感人的是印度、美国等地一些侨胞发起献血运动,为祖国伤病员献血,旅印侨胞建有“中国血库”,美国华侨建有“华人血库”。华侨的大量捐物,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物资的紧缺状态,赈济了部分伤兵和难民,是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物质力量。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活跃。尽管国内战事不断,社会动荡,投资环境极其恶劣,不少海外侨商为增强祖国抗战实力还是不计利润及成本得失,纷纷移资国内,参加祖国经济建设事业,创办了一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华侨投资额也达2亿—3亿元。投资领域集中在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还投资200万元创办资中糖厂,并与国内诸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资本总额达1000万元。马来亚华侨投资1000万元改良广西锡矿,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新加坡华侨谢吉安投资100万元开发川康农矿业,等等。在众多侨商投资中,尤以中南有限公司和重庆制药厂对抗战支持最力。中南有限公司由马来亚“锡矿大王”王振相和胶业界巨子王金兴投资70万元,国营茶叶公司投资30万元,设总厂于重庆,利用旧轮胎翻制新轮胎,以供战时急需。该厂从1940年至1945年共生产轮胎三万余只,基本上解决了大后方汽车的轮胎需要。重庆制药厂是由南洋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人集资与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各投资50万元合办。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专门生产中西药品及化工产品,其中所产药品达91种之多,供前线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国内医药紧缺的困难。在垦殖业方面,华侨投资也比战前大大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难民大量涌入后方,粮食供应紧张,投资垦殖不仅为国计民生所需,而且有利润可图。据统计,檀香山华侨祖国伤兵难民救济会曾集资600万元回乡垦荒;美国各地侨胞及新西兰侨胞集资500万元寄回广东,在指定地区助垦;爪哇华侨和马来亚吉隆坡华侨张郁方、廖荣枝等人分别集资100万元、200万元,归国垦田;著名侨领陈嘉庚、庄西言等13人合资250万元与西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等人共创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滇、甘、川等省的农垦和工矿事业,等等。在金融业方面,有新加坡华侨集资1000万元建立的福建实业银行,新加坡侨领何葆仁等人集资1500万元建立的南侨银公司,美国侨领谭赞等人筹股500万元组建的中国工矿银行,缅甸、马来亚华侨投资200万元组建的华侨建设银行,等等。这些银行都以发展后方农工矿业为宗旨,对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和华侨工矿垦殖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这一时期侨资大量涌入国内,主要由于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各项鼓励华侨投资的政策、法规和侨居地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侨界的宣传倡导等,使得各地华侨相率携款回国,寻找投资途径。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侨胞移资国内则更多,形成战时华侨投资国内的高潮。
        在海外华侨的筹赈中,爱国侨领都垂身示范,作出表率,对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广大侨商也一马当先,不甘人后。纽约爱国侨领李国钦,从1939年至1941年四次捐美金76万元。南洋侨领陈嘉庚首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又自认常月捐2000元至抗战胜利,1940年又捐出200万元供扩充集美五所学校的资金。南侨总会副主席、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属将购买的140万元救国公债全部捐献祖国,并将遗产中的10万美元交给祖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菲律宾华侨为了纪念他,又捐赠40万美元作为救济难童专款。爱国侨领庄西言、邱元荣、司徒美堂、阮本万、邝炳舜、蚁光炎、谭赞等人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侯西反被英国殖民者从印尼驱逐出境,只身回国;蚁光炎在暹罗被日伪袭击而牺牲。扬名海外的“万金油大王”、新加坡爱国侨商胡文虎一次捐款200万元供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40年至1941年又捐资1000万元作为抗战后修建100所县级医院基金;还认购公债450万元,是华侨中认购公债最多的一个。他还捐献了大批物资。吉隆坡侨商陈永和、菲律宾侨商郑玉书也分别捐款65万元、100万元。尤为动人的是印尼粤籍知名侨商刘长英在迭捐巨款助饷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1939年冬,其子刘盛芳在陕西空战中不幸捐躯,国民政府特发烈士抚恤金国币1万元,刘长英毅然捐赠祖国,作为抗战军费。子为抗日英烈,父则救国义士,其情其志, 可歌可泣。
        在各地侨领的影响下,中下层侨胞也慷慨解囊。华侨工人、店员、职员、教员、海员、小商贩、仆役乃至小学生、家庭主妇、乞丐等,都为了援助祖国,倾囊而出,情景感人,催人泪下。如南非华侨刘浮初将生平积累的四万余元养老金全部捐献;英属北婆罗小贩郑潮炯因家贫如洗,助赈无力,遂将亲生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捐献祖国;仰光女侨胞叶秋莲将楼房和全部财产变卖所得捐助祖国,而自己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生活;马来亚女侨胞花云湘发行慈善彩票,愿以自己的一生许给中奖者;越南西贡许多华人妓女联合向各公馆旅店老板提出要求,以对折房租优待顾客九天,将增加的收入和全部血肉钱八千余元捐献祖国,等等。海外华侨的爱国义举真实而又生动地映现了蕴藏在华侨社会中的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内核。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是华侨抗日救国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抗战爆发后,许多海外侨胞激于民族义愤,毅然远涉重洋,回国参加抗战工作,请缨杀敌。有由汽车司机、机工等技术人员组成的华侨救国团体,有由医务工作者组成的战地华侨救护团体,有由青年组织的学生救亡和战斗团体,有由同乡会组织的华侨归乡服务团,有由华侨航空技术人员组织的回国救亡团体以及由妇女界组织的女侨胞回国救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回国参战的侨胞,有许多报国情殷的青年抛弃了较为优裕的职业或学业,别离温暖的家庭和亲友,历尽艰辛来到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祖国,奔赴抗日前线,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在神州大地洒下了自己的汗和血。
        在海外华侨回国参战中,许多地方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回国参战的感人场面。菲律宾70岁的老华侨陈翼搭送子回国参战,并书谕说:“我老矣,恨不能效命疆场,尚望吾儿置父母身家于度外,身先伙伴,努力扫荡寇气,使我得见中国胜利,安然瞑目以终年,则汝之忠可全,而孝亦大矣!”(15)还有一位寡妇,毅然将自己的独生子送回国内参战,并表示:“吾已无钱,又年老无力,殊有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天职,惟有捐我爱子耳。”(16)更多的上有长辈、双亲,下有妻室、儿女的华侨青、少年为了抗日救国,想方设法挣脱家庭的束缚和亲友的阻拦,甚至瞒着自己的亲人,毅然决然地踏上回国的征途。据统计,抗战期间归国参战的粤籍侨胞就达四万余人;南洋各地约四万余人,美洲和澳洲等地1000人(17)。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2月,仅从广州口岸归国的华侨就有30批,计34个团体,近两千人。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有数千人奔向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仅陕北公学就达二百余人,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中有千人以上。
        回国参战的华侨有的身居抗日前线,英勇杀敌;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和护理伤员;有的战斗在滇缅公路运输线上;有的深入敌后战地服务。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人称“双枪女英雄”,1940年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独立骑兵营教员,在晋绥边区第九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菲律宾华侨劳工团回国慰问团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及其团员唐其忠、陈洛恨等人于1939年携带大量药品和锦旗回国慰问并参加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中相继牺牲。新加坡华侨、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回国参加战地救护,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并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其规模之大,人才之多,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印尼巴城救护队随队带回九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之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爪哇华侨先后组织13支救护队,携带大批药品归国服务。越南侨胞组织了“青年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回国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缅甸侨社对组团归国参加抗战工作尤为热心,“缅甸华侨救护队”仅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就治疗伤难同胞15194人。爪哇、棉兰侨胞还组织了娘子军别动队及女子救护队开赴祖国抗日前线。欧洲、非洲各地侨胞也组织了“回国参战服务团”、“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等,归国服务。在遍布祖国各地的无数华侨归国服务团体中,尤值一提的是奋战在滇缅公路及西南各地交通线上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3200名南侨机工、司机在环境恶劣、疟病流行和日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不畏劳苦,不怕牺牲,日夜奔驰在长达1146公里、道路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线上,每日运输军用物资三百余吨,成为国际运输线上的主力。为了维护这条抗日救国的运输线,他们中有千余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广州战役中,来自菲律宾的80名华侨参战,其中78人牺牲;22人组成的华侨服务队中有20人献出生命。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近四分之三,其中广东空军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他们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涌现出像陈瑞钿、黄泮扬、黄新瑞、雷炎均、刘福洪、马俭进、刘俊、陈业新、吴天龙、林日尊、陈桂文、陈桂林、梁添成、陈锡庭、林联青等一大批空中英雄,这些人中许多血洒长空,为国捐躯。在整个抗战期间,粉身报国的归侨飞行员有数十位之多。
        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侧面。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侨胞纷纷募捐相助,以示慰问和敬意。中国妇女慰问自卫抗战将士菲律宾分会,一次捐款一万元,供八路军购制雨具之用。暹罗华侨妇女筹赈会将3410余元捐款悉数资助八路军。1940年,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胜利,华盛顿华侨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慰劳总会捐赠108万元国币。暹罗华侨、新四军战士陈子谷将卖掉全部家产的20万元倾囊捐献给新四军,足可以支付新四军三个月军饷。一些华侨救国团体还成立“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惠州救乡会”、“援冯(冯白驹)委员会”等。1939年12月,南洋惠侨救乡会总会在吉隆坡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惠侨捐款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惠宝人民游击总队,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曾生领导惠宝抗日游击队的款项,一次竟达港币20万元。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不时通过“工合”的合法渠道,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输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据“保盟”1940年4月公布的一份1939年度帐目收支表,至1940年2月,其共收到港币近二十万元,法币二十五万余元,其中捐款人指定用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的约占一半左右,等等。华侨对中共敌后抗日武装的援助,受到侨居地复杂的政治环境影响以及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破坏,其数量远不如国民政府方面多,但它对于缺衣少药、物资匮乏的根据地来说,却意义深远。
        海外各地华侨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大力痛击汪精卫叛国投敌集团。并充分利用侨居地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统战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抗战大局。他们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一致,积极在侨居地开展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从经济上削弱日本的侵略实力,间接地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欧战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相当部分为保卫生存权投入了侨居国反法西斯斗争,尚未直接卷入战场的海外侨胞继续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直至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