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是抗战时期由国际友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倡议,各界抗日进步力量支持下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以发展合作性质的小工业、手工业为主要任务,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持久抗战,成为中国战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享有抗战“经济国防线”的美誉。
        全面抗战发生后,斯诺夫妇从延安到达上海,正值淞沪会战结束,与时在上海的艾黎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破坏和掠夺的残景以及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短缺的局面,遂产生了一个“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①的工业合作方案。1937年11月,艾黎、斯诺、佩格等人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委员会”,得到了国民政府要人宋子文及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即民生主义。她争取了宋子文的援助,为工合筹建时募集到急需的资金。②1938年3月,艾黎和斯诺夫妇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等人召集的“星一聚餐会”上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③该计划认为为了支持持久抗战,改变中国沿海工业逐步沦陷,后方工业品奇缺的局面,应采用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利用大后方丰富的资源和流亡的工人、难民,从事各种急需的工业品的生产,供给军需和民用,以之筑成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④这一构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4月,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成立,艾黎负责召集,卢广绵、林福裕、吴去非参加,共同起草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具体方案。5月,设计委员会草拟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经“星一聚餐会”研究,决定从行政上和财政上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随后,徐新六即受托前往武汉会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孔在当时武汉地区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影响下,同意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答应拨款500万元作为组织工业合作社基金,另拨40万元作为协会经费。
        艾黎、斯诺在武汉筹建工合总会时,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等人的大力支持,并对工合的性质等作了指导,指出工合应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以引起国民党的重视,同时“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相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团体风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对参加工合工作的领导人员,最好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使其不致成为一个官僚机构。⑤
        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工合协会随即在武汉举办“合作讲习班”,讲授如何组织工合运动的基本问题,培养骨干力量。讲习班结束后,艾黎立即派卢广绵等人前往陕西宝鸡筹组办事处。8月24日,卢广绵在宝鸡组织十几个打铁工人建立起工合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继之,在两周之内,又先后组织了织布、铁器、烛皂、药棉、印刷、织袜等不同门类的十几个合作社。10月初,工业合作社产品开始上市。至12月初,西北地区的宝鸡、西安、凤翔、天水、南郑、兰州等地的各种小工厂就达八十余个。
        12月,工合协会总会在重庆组成,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刘广沛任总干事,梁士纯任副总干事。总会下设六个组,总务组长傅清淮,业务组长刘广沛兼,财务组长杨子厚,推进组长沙千里,组织组长卢广绵,技术组长林福裕。工合总会理事会由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20余人组成。工合总会负责向各区发放贷款,任命各区负责人,接受并分发国内外捐款、购买机器设备等工作。工合总会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规定:“每个合作社至少需要七个社员,每个社员至少拥有自己一股。而最多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20%,任何情况下每个社员只有一票投票权。”目的是依照平等原则,以互助的方式,免除资本剥削,从所有权上保证每个成员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在组织方法上规定:“一般七个以上的工人可以向工合协会办事处申请组织合作社,经考核审查可以从事生产的,即由办事处组织开会讨论,选出经理,制定出计划报告,包括原料、产品、利益以及开办时所需工具、贷款额,经工合协会办事处技术、合作、会计三股审查后,按合作社性质和所需给予相当贷款,贷款须有保证人或合作社的资产作抵押,并向所在地政府备案。同时,工合协会得派指导员协助一切。在合作社贷款还清后,仍作为工合协会会员,只有申请解散后,方能脱离。”⑥工合协会的贷款以年利率6厘至1分发放,有时并不需要担保;社员在生产过程中以分期偿付的办法归还贷款,成为合作社的股份所有者;社员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工作经验、劳动技能进行登记,然后按行业门类,由技术指导人员指导组织生产,开发原料,开辟市场,帮助寻找机器;工业合作社应开办学校、训练班,训练不习操作的难民、会计、组织人员和技术人员,使合作社做到独立经营。在经营管理上规定:“每个社员都有权自行决定其工作的时间和报酬,其主席系由社员中选举并作为领班。举行例会由所有社员参加讨论各项计划和问题,对于任何社员的失误应由全体社员进行批评和裁决。”⑦每个社员既是工作人员又是股东,一切重要的经营业务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由理事或主席负责执行,每个社员必须遵守有关规章;社员犯规或不服从主席,由全体大会决定开除,其股份由其他社员购买。⑧社员一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工作时间为10至12小时,最长可达18小时;利润按章程规定40%为社员分配金额,并按股份和社员全年工资多少比例分配;劳动报酬依照能力和技术而定。工合的基本原则和信条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社之上设指导站、事务所以及会计、合作、技术三股,负责某个区域合作社组织和技术服务。事务所设指导员,管理社员生活和领导技术、政治学习。部分合作社还组织生活委员会,举行社员大会、动员大会、庆祝劳动节大会等活动,“使生产的劳苦大众认清自己的地位,在抗战建国中,不但要做到整个民族达到自由平等的生活,而且也把自己从做机器的奴隶,解放成为机器的主人”。⑨工合运动具有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民主教育的性质。
        工合的民主管理和权利平等吸引了大量难民中的技术工人和其他群众,各地纷纷创办合作社,工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到1939年,工合总会先后在陕西宝鸡设立了西北办事处,湖南邵阳设西南办事处,江西赣县设东南办事处,四川重庆设川康办事处,云南昆明设云南办事处等五个区级办事处,后又改为湘桂(广西桂林)、滇黔(云南昆明)、西北(陕西宝鸡)、川康(四川重庆)、东南(江西赣县)办事处。1940年又增设晋豫区(河南洛阳)、浙皖区(浙江兰溪)两个办事处,指导游击区的工合运动。区办事处下辖若干工合事务所,区办事处主任以下设总务、财务、组织、技术等部门,分管日常事务。西北区办事处还办有工合金库,由社员认股组成,并向银行贷款,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还另组供销处,为各社代销产品,代购原料。各区办事处既可从中国工合协会接受拨款,也可以自行融资和决定业务发展方向。
        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域也得到蓬勃发展。1939年2月12日,艾黎首次到达延安,经毛泽东批准,艾黎在延安成立了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这是工合在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事务所。艾黎将自己的养子迈克留在延安,负责1500元留款和2万元贷款。在短短的五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起15个合作社。1939年下半年,解放区第二个工合事务所——晋东南事务所又成立了。至1940年初,仅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总数就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服务性的合作社人数居全国各地平均数之最。⑩这样,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东南敌后游击区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沿蒙古高原直达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交错纵横地点缀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18个省份。这种新兴的工业以每周25所的速度涌现,“以至昨天的资料还没有印出来就已经陈旧”。(11)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3月合作社总数为246个,社员3997人;1939年8月合作社总数为1398个,社员16789人;1940年6月合作社总数为1612个,社员22330人;1940年12月合作社总数为1754个,社员25519人;1941年6月合作社总数为1858个,社员29326人;1942年6月合作社总数为1595个,社员22680人(其中西北区325个,社员4019人;西南区246个,社员3485人;东南区433个,社员5395人;川康区247个,社员4800人;云贵区158个,社员2497人;浙皖区68个,社员874人;晋豫区118个,社员1610人(12));1942年12月合作社总数为1526个,社员20010人(从1942年合作社及社员数目下趋,主要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工合本身产生的某些问题有关)。这些合作社包含了各种工业形式,从分散的家庭工场,比较集中的手工业作坊到全部机械化生产的工厂,其中手工作坊约占80%以上,机械化程度最薄弱,规模最大的灵陵火柴社资金约十万元,工人近千人,而资金最少的仅两三百元。工合的技术基础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这些合作社从事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土木、卷烟、制糖、印刷、燃料、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军需和民用产品的生产,产品达百种之多。以1942年6月计:工业种类分十大部类,计1142项,其中纺织占34%,化学19%,服装12%,矿冶10%,土木7%,食品5%,机电3%,文化3%,交通工具1%,其他6%。(13)工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0余万元(法币),社员股金5645558元,总会和银行贷款15727857元。(14)
        工合以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建设新的经济国防为己任。抗战初期,集中于沿海沿江80%以上的现代化工业或遭炮毁,或遭掠夺,而整个大后方的现代化工业又微乎其微,加之日军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造成大后方经济几近崩溃、军需物资匮乏、日用生活品奇缺、工业产品“真空”、物价飞涨的严峻态势。这种态势为工合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大批国土沦丧造成的大量失业工人和难民又为工合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工合便在新兴工业一时无法兴建,旧的手工业又难以满足战时军需和民用的严重经济困难及国民政府提倡开发本国资源发展手工业政策的形势下,以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规模小、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迎合了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成为一支不可估量的经济力量。工合产品在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虽质次价高,它还是承担起了抵制日货走私、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历史重任。
        工业合作社设备简陋,技术粗糙,但其生产能力不可忽视。据统计,1940年西北工合的几个主要部门,如纺织社每月织棉布110万尺,毛呢39630尺,棉毯7410条,军毯或毛毯35700条,棉巾7000打,丝绸19980尺;机器社每月制造织布机144台、织袜机和背心机35台、弹毛机11部、蒸汽机2部、木炭动力机9部;制革社每月产底皮2270张、面皮3480张、绵羊皮4350张;服装缝纫社每月制作军服15120套、长短筒袜12240打。(15)整个抗战期间,工合历年制造的纺织、印刷、榨油等机器及农具达12万余具,军用毛毯150万条,帆布、军布及民用布匹8万平方码,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00余万件。(16)工合在解放区的发展也极为惊人,据统计,至1942年9月底,仅延安地区合作社已达41个,社员计有1041人,入股资金总额达3434040元(法币),每月生产羊毛毯270条、棉毯600条、色布14493包、粗布2466包、毛袜毛鞋1325双、毛帽1500顶、羊毛袋325只、肥皂30000条、牙粉16970包、面粉3250斤、豆粉1400磅、植物油6000磅、盐3888磅、纯碱257箱、酒精605磅、粉笔2043磅、墨水5250瓶、纸550000张。(17)此外,解放区还有一定数量的煤矿、铁矿、制造厂、冶铁厂、制药厂、油井等门类的行业。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有40多种类型的合作社230余个,这些合作社的产品填补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推动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增强了八路军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在华中解放区,工合也于1939年10月在根据地中心泾县茂林镇创办了工会浙皖办事处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该事务所下设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十余个合作社,包括有残疾军人创办的雨具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产品主要供应新四军的军需之用。
        解放区工合资金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及友好人士的捐赠、边区政府和银行贷款。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通过西北办事处将相当一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其中1940年一次,斯诺就将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在马尼拉募集到的10万款项全部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业合作事业。(18)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陈翰笙多次经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等人将部分捐款转交延安。解放区工合很难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拨款主要局限于国统区。据1940年统计,解放区工合总数占全国的1/6,所得国民政府贷款仅为1/400。(19)随着相持阶段到来,国民党由“联共抗日”走向“反共抗日”,对解放区的工合运动更施以各种压制。
        艾黎和宋庆龄等人对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工合国际委员会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数量巨大的军衣、军鞋等,然后转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仅1939年一次就达十万余件棉衣。艾黎在延安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晋西北八路军缺乏制造军火的铁料时,便立即将晋东南的一个炼铁合作社迁到晋西北,帮助第一二○师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艾黎还先后两次亲临新四军皖南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曾对艾黎等人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与国际朋友努力合作,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毫无疑义将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20)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以及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同情与援助。1939年1月,在宋庆龄的倡议下,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享有“红色主教”美誉的香港英国大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长,陈乙明任司库,艾黎、斯诺、卡尔森、普律德女士和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乐仁等人任委员。随后,工合国际委员会即派人前往海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斯诺夫妇亲赴马尼拉组建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担任正式主席,但诺尔担任总干事;普律德女士赴美国纽约建立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任秘书长,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将军等百余人任委员。罗斯福总统本人对中国工合运动表示出极大兴趣,亲自接见了斯诺,并致信蒋介石要求得到有关详细报告。英国工合促进委员会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由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担任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任主席。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工合促进委员会对中国工合的捐款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则达300万美元,包括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捐款,海外捐款总数达500万美元。(21)工合国际委员会及海外各地促进委员会的活动,扩大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支持,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反过来,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西南地区的工合积极为滇缅公路盟军制造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品,修理各种军用车辆,建筑道路、机场和营房等军事设施。中国工合精神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埃文斯·卡尔森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突击队就取“工合”两字,命名为“工合飞行突击队”。(22)
        工合把教育、生产、人才建设和工合发展结成一体。艾黎多次强调工合只有以技术为推动器,才具有生命力。艾黎先后在宝鸡、兰州、天水、西安等地创办技术培训班,并将其推之于各地。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成都创办了工合研究所,专门从事工合的理论研究,出版报刊书籍,指导工合的有效运作。1940年,工合总会又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学制为二至三年,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体制,培养愿为工合效力的进步青年。学校设置中文、英语、地理、会计、实用机械、制图、机修、测量、冶金等课程作为理论学习,同时还辅之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如修建校舍、安装机器、开辟教学和生产基地、建立实习工作科目的车间等。该校先后培养中等技术人员五六百人,这些人成为当时工合运动的骨干力量,也在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中坚的作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和西北的许多企业,包括玉门、大庆等国家重点企业,都有该校的学生从事重要的技术工作。1952年,培黎学校更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为政务院重工业部直属学校。
        抗战中后期,由于工合具有民主性、先进性、民族统一战线性质,日渐受到国民党的压制。1941年,沙千里等民主人士被迫辞去工合总会的工作,艾黎也被迫辞去总技术顾问,只是在宋庆龄的一再坚持下,艾黎才以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留在工合内。孔祥熙又不断以主席的名义改组工合委员会,破坏了工合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导致合作社和社员日益减少。据统计,到1943年11月全国合作社总数减少至781个,其中半开工数就占三分之一,社员减少至12395人。抗战胜利后,工合运动日趋衰微。到1945年底,全国工业合作社总数仅为336个,相当部分处于半开工状态。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指数飞涨,加之国民党一次次的洗劫掠夺,财政经济衰竭,工合在资金严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陷于破产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工合总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将其全部档案和财产移交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中国工合运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工合的性质是工业民主化,工合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经济民主化运动。艾黎等人希望通过工合运动在中国实现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把中国建成合作制的民主国家,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一个先进的社会运动和经济实践。虽然这一运动未获成功,但它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途径。1984年,国务院批准工合恢复活动,这一举措表明工合无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