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它是抗战初期由蒋介石发起创立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
        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中国的政治生活逐渐“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①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如何实现合作的问题同时提上两党议事日程。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以“和平统一”取代“武装剿共”方针,正式提出所谓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及其阶级斗争的解决共产党问题“最低限度之办法”。②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针对该决议案,在西安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中共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不能取消共产党,惟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仍保持其独立性等谈判方针。3月,在杭州谈判中,周恩来再度声明中共愿意拥护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全民族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的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蒋介石称共产党“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希望国共“永久合作”,“不发生分裂”,并要求中共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③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的谈话,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联盟。6月,周恩来在庐山谈判中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提出建立民族联盟的构想。接着,中共中央又制定了《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对联盟的性质、建立办法、盟员的权利和义务等作了详细说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成立民族统一联盟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非常感兴趣,遂进一步提出“彻底合作”的计划,即(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的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和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合组,以蒋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2)两党对外一切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④7月,中共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就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表示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同意国共双方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并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中共不反对同盟会将来与第三国际建立某种联系;同盟会应成为两党政治上合作的最高党团。到9月,国共两党经过九个月的政治较量之后,几乎是跑步进入“密月”期。12月,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密切两党关系和改进抗战政策,由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制定共同纲领等具体的建议。蒋介石当场表示同意,并要求今后共产党代表就两党关系问题与陈立夫“共商一切”。陈立夫在同周恩来、王明等人的会谈中也表示同意中共方面的主张。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两党委员会”。同时,中共方面鉴于国共之间出现的一列系分歧与磨擦以及国民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党”、“一个军队”的宣传,开始设想以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巩固两党合作关系的问题。至此,国共两党通过组织一个“大党”来密切组织联系的问题渐渐进入议程。
        1938年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名义起草了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公开谈话,明确表示中共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组织。此谈话立即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次日,蒋介石即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他本人对一党政权也不赞成,愿意延请各方人士参加,只是希望各党派“融为一体”,比如共产党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将来在国民党内,最能干最革命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都取消而合为一派,党内是可以有派的。随后,周恩来在与陈立夫的会谈中,陈立夫提出在国共两党以外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要求国共两党共同加入。这一新建议表明国民党方面对于组织一个大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早已有所计划了。
        据《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初稿》记载:“迨(民国) 26年初,时局愈见严重,领袖(蒋介石)预见对日战争瞬将爆发,……欲于全面长期抗战中,获致最终胜利,必须使全国青年之意志与力量,有新的团结与集中,因决心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⑤另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兼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记述:“1937年暮春,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⑥此外,根据其他各种材料也表明蒋介石早在抗战前夕就开始酝酿建立三青团组织这一事实。三青团团史资料记载:“(民国)26年5月为本团实际筹备工作开始日期。”这个时间应该是准确的。中共在谈判开始就表示愿意服从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对全国的领导,使蒋介石对“和平统一”中共或“溶共”充满信心,但他又深知共产党不会放弃独立的组织,因此在杭州谈判时,他要求中共拿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并特别强调了共产党组织与蒋介石个人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如何服从蒋的问题。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寻找一个能融合国共两党的新组织。5月,周恩来在西安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组织“民族统一联盟”及改组国民党的问题。这一建议无疑同蒋介石运思中的新组织有交合之处,蒋立即与其亲信会商,并将会商结果于6月在庐山谈判中径直向周恩来提出,这就是“国民革命同盟会”,即“党中党”,它先由国共两党部分人员组成,尔后进一步合组政党,从而完成蒋介石“溶共”计划。由上述推断,“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酝酿正是三青团筹备的第一步。7月,中共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又表示原则上同意蒋的建议,并向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声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等。中共的表态增强了蒋介石以一个大组织“溶共”的信心。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8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和武汉多次召集讨论新组织事宜,几乎每三天或每周都开会一次。据最早参加三青团筹备、后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称,第一次会议是1937年9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别墅。蒋在会上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的)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⑦蒋指定以陈立夫为主筹建“大组织”,并再次召集陈立夫、刘健群、康泽讨论“大组织”的名称问题。蒋较详细地谈了关于建立大组织的构想。他指出大组织应包括国民党内所有的派系,也包括国民党外其他一些党派,甚至还要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如企业家卢作孚、经济学家何廉等。他还要求国民党内的小组织如复兴社、青白社(CC系)等都一律取消。蒋特别强调要吸收青年,要求这个大组织把一直对国民党非常反感的全国青年吸引过来。刘健群、康泽即提出这个大组织的名称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主张用“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表示用“中国国民党”没有号召力,认为用“三民主义”和他自己的名义为妥。⑧三青团团史资料记载:10月中旬蒋介石“于警耗频传日理万机之际,在总理陵园,约集并指定本党有关重要人员,对于成立本团各种计划,正式作初度商讨,嗣复每周集议,精(积)极进行,迨南京撤守,领袖复于庐山牯岭,召集会议,同时加紧筹组团工作。”⑨蒋介石在陵园会议上称:“我们需要公开的、范围更大的组织,将来共产党也可以参加的。现在我们先把党内的力量统一起来,以党的、同学的和改组的为基础,先组织起来,然后再吸引其余的。”⑩三青团筹组的最初动机并不以组训青年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融合各党派为目的。
        “大组织”的名称、性质确定之后,陈立夫等人即按蒋介石的意旨加紧筹备,青年党、国社党先后表示同意解散组织,与三青团合并,其他民主党派没有贸然同意,静观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提出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后,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国民党靠拢,遂于1938年1月在武汉召集陈立夫、张道藩、朱家骅、张厉生、康泽等人开会,表示国民党的名称也可以改变。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推动下,延揽共产党人周恩来,原第三党主席黄琪翔出任副部长,力图造成各党派领导人已担任军政机关要职的表象;复兴社主办的《扫荡报》及其他舆论媒体大肆宣扬“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为取消共产党、合并各党派制造舆论准备。随之,蒋介石便向共产党提出各党派“融为一体”的主张,陈立夫径直向周恩来提出组织“三青团”的建议。结果,共产党表示愿意合作,拒绝与国民党合并;青年党和国社党也表示“共产党不解散,他们也不解散”。(11)蒋介石借三青团合并各党派的动机受挫,原准备各党派解散后召开的统一大会暨新组织成立大会,也只好改成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新组织实体既未形成,其名称也只得他用,改为三青团。这样,以组训全国青年为主要作用的三青团正式开始筹备。
        1938年3月初,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段锡朋、张道藩、张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泽、卢作孚、甘乃光等人组成三青团筹备委员会,负责筹组工作。同时,共产党在拒绝与国民党合并之后,中共中央为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于2月27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拟订三种与国民党合作方案:(1)实行共同纲领;(2)恢复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方式;(3)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倾向于第三种方案,而此方案须保证以下几点:(1)拟定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2)由各方组成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3)各党派仍保持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设想于3月24日向国民党正式提出。共产党的民族革命联盟主张与国民党“融为一体”的组织并无多少相同之处,蒋介石认定国民党为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惟一大党,不仅共产党要尊重和服从服务于国民党,国内一切现存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12)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仍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以此新的“革命组织”消除过去的纷争,吸引全国青年,担负起被国民党抛弃的“革命任务”,并逐步达到“消融”各党派之目的。
        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第5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决议案》中又规定:“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13)4月6日至8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由陈诚、陈布雷、康泽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六条:(1)为谋求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5条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2)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3)青年团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4)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5)青年团为公开团体;(6)青年团团章另行规定(14)。会议之后,蒋介石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以总裁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后,国民党人立即向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提出共同参加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建议。共产党考虑到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张”,以促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并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方面通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共产党试图“改造”国民党,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才导致两党不约而同提出组建“大党”的建议,并为各自的目标不断努力。
        6月16日,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名义发布《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蒋宣称:“视本团之组织为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系之惟一大事。”“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为国家之新生命。”“中国将来之命运,实系于一般青年之身,而所以组织之,训练之,使能尽成为真正中国之青年,真正足以担当抗战建国干部之青年。”“本团之成立,即为欲尽此重大责任而产生,亦即鉴于国家民族当前之迫切需要而组织。”三青团产生的目的:(1)为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为国家民族之复兴筑成坚固之基础;(2)为求国民革命新力量之集中;(3)为求三民主义建设具体实现。三青团的使命为“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与联合优秀分子,充实革命活力”,为最近将来国家社会复兴建设一个干部基地。三青团团员的任务为:(1)积极参加战时动员;(2)实施军事训练;(3)实施政治训练;(4)促进文化建设;(5)推行劳动服务;(6)培养劳动技艺。蒋介石还称:“吾中国青年处此抗战建国之艰苦环境中,断不须效法并世其他国家,任多种不同之政治信仰与行动之存在而发展。中国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主义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本团之于青年,必使其有统一之意志,受主义之薰陶,并锻炼其体魄,发挥其智能,领导其思想行动,使其成为继续革命事业之新生命,”“组成国家之新细胞,担任建设新中国之先锋,并为国家社会一般民众之模范,且进而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受严格的组织与训练,发生无限之活力。”从而“为吾全国青年造成一革命的实践的组织。更为适应国家民族当前迫切之需要,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15)同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计15章71条。团章第2条规定三青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第3条规定凡中华民国青年,年满18岁至38岁者,不分性别,由团员两人介绍,填报志愿书,经当地分队通过,并呈由分团部审查,特呈中央团部核准,得为团员;青年团组织干部人员及特许入团人员,不受年龄限制。第4条规定凡团员入团时必须举行宣誓,其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章,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苦,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第7条规定三青团组织系统为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中队、分队六级。第9条规定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此外,团章对评议会及各级组织机构、人选组成、权限以及各级干部任期、团员纪律、经费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有关团员纪律一条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不得在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等,否则受到警告、记过、劳役、禁闭、开除、特别裁判处分。(16)蒋介石的讲话和三青团团章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试图全面控制青年运动的意图。
        7月9日是北伐誓师纪念日,三青团中央团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并设立中央临时干事会,第一届干事由陈诚、陈立夫、朱家骅、梁寒操、张厉生、李任仁、周佛海、陈布雷、谷正纲、曾宝苏、严立三、段锡朋、张道藩、刘健群、郑多华、贺衷寒、黄仁霖、胡宗南、王东原、黄季陆、卢作孚、何廉、陈良、叶溯中、康泽、李相敬、王世杰、谭平山、甘乃光、程沧波、章乃器31人组成,其中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9月后由朱家骅代理)。干事会下设组织处,康泽任处长;宣传处,黄季陆任处长;训练处,王东原任处长;社会服务处,卢作孚任处长;总务处,陈良任处长,另外还设有经济处和书记长办公室等机构。8月1日,三青团举行了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蒋介石为监誓人。宣誓完毕,蒋介石对第一批团员进行训话,其内容后被整理成《团长对团员入团宣誓训誓》,发给各级团部,每逢新团员入团宣誓,即由监誓人照本宣读,以资信守。武汉垂危之时,三青团中央团部由武汉迁往桂林,旋即又迁至重庆,并增设中央临时监察会,王世杰任书记长。1939年9月,三青团临时机关改为长期性的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朱家骅任监察会书记长,陈诚任干事会书记长,下设六处一室;总务处长庄明远、组织处长康泽、训练处长王东原、宣传处长叶溯中、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经济处长何廉,书记长办公室主任柳克述。
        随着三青团的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又日趋紧张,双方谈判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938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尚未结束就急速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新建议,即各党各派共组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作为联盟最高领导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或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独立性。并向国民党声明,共产党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共同形式,而一旦合作实现,将向国民党提交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17)8日,周恩来又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的建议。蒋立即将周恩来的书面说明分别交给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及三青团干事会研究和讨论。14日,蒋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他认为三青团可以修改章程允许共产党参加。12月6日,蒋介石再约周恩来谈话,称:跨党的办法经讨论后不能赞成,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13日,蒋又约周恩来及王明等人会谈,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人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组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一方拒绝跨党,主张合并,一方坚持不放弃独立性,国共两党对于组织合并的谈判至此走入死胡同,蒋介石借三青团“消融”共产党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
        三青团是在蒋介石寻求变多党为一党和对国民党的腐败、派系丛生、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关于后一点可以从蒋介石在“临全大会”的开幕词得到证明。蒋指出: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予吸收,结果党变得空虚薄弱,消沉腐化,根本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党员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漠,甚至产生反感。事实上,在“临全大会”前,蒋介石就指责国民党员:(1)做官不做事;(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佚, 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18)蒋介石组织三青团,为的是使所有党派和国民党内的小组织消除分歧,共同努力,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甚至在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设想基本落空的情况下,仍抱有这种幻想,以至于三青团这一新组织究竟与旧的国民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即三青团的性质就显得有点模糊,而且长期困惑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三青团成立后,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更加表明这个新组织酝酿和成立所赋予的特殊使命——合并各党派,即使其政治意图落空之后,仍不可避免地涂上政治的色彩。国民党“临全大会”声明:组织三青团是为了“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在统一的组织之下,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19)这说明三青团是隶属于国民党领导,并为国民党服务。但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却宣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这一非同寻常的提法,显然又将三青团摆到国民党之上,它不仅是青年的而且也是其他“革命分子”的惟一组织,似乎没有给国民党留有任何余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也称:“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青年’的界说,与普通一般对于青年的解释不同,我们团里青年并不一定以普通青年的年龄为准则,凡是有革命热情与向上的朝气者,虽是白发斑斑的人,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反之,如果在年龄上虽然还是青年,而精神上已经暮气沉沉,这是青年的老人。本团所应延纳的团员,决不是单以年龄为标准,而是要有富于生命力名实相符的青年。”凡“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在领袖领导之下,确实为社会服务,并负起抗战建国之责任,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者,都可以说是青年,也就是都可以加入本团,做本团团员”。(20)团章规定团员年龄在18岁至38岁,团干部和特许入团者不受年龄限制,这又意味着三青团要和国民党争夺发展对象,把那些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和昏庸无能的老年人留给国民党,以便最后取代国民党。三青团所具有的“庞杂无度”使命最终导致它同国民党的关系变得矛盾百出。蒋介石希望三青团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于青年党、国社党等党消熔于一炉,铸造出一个以其为惟一领袖,以三民主义为惟一信仰的新组织的动机不仅很快落空,就是首先把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的想法也随之破灭。三青团甫经成立,即开始同国民党争夺权力范围,为吸收新成员勾心斗角,并且公开嘲弄国民党,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对三青团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更加强调国民党的主导地位和对三青团的指导作用,主张三青团员只是国民党的后备军和将会给国民党增加活力的新“细胞”,还于1939年6月对三青团团章作了修正,团员的年龄限制缩小到16岁至25岁。蒋还警告三青团团员必须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团”,不是党以外另立的组织。蒋介石原本希望三青团作为新的统一的“革命”组织能够消除过去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他不仅在筹备三青团和起草三青团团章时选择了复兴社、CC系、改组派和老国民党人以及非国民党人士,而且三青团中央干事会31位干事也是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这些措施不过是往早已潜伏着派系裂痕上铺了一层薄纸”。(21)以黄埔军人为骨干的复兴社和CC系为主干的青白社虽名义上宣布解散,但其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三青团内,由于陈诚的支持,原复兴社势力占了很大优势,康泽把持了极重要的组织处,刘健群于1939年又出任中央团部书记,等等。这些人极力强调三青团的独立性,希望扮演一个政治角色,以弥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空白。CC系则采取种种办法向三青团渗透,尽量安排CC人物占据团的重要位置,还将改组派的谷正纲等人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人更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设立,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团员也即国民党的预备党员。CC系和复兴社的激烈争夺,使得三青团内形成明显的两大派系,即CC系的“党方”团员和复兴社的“团方”成员。1940年9月1日,张治中继陈诚出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团与党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于1939年已改变对三青团的设想,并且从实际上把它从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降至为国民党训练新党员的工具,但党团关系的恶化趋势没有得到丝毫缓减。张治中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党团关系和确定团的工作纲领,先后拟定了《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统一编成《党与团之关系》由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的名义通令各级党团部执行。党团矛盾就是复兴社与CC系旧矛盾的延续,国民党内部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纠纷是党团关系日益复杂的主要原因,而蒋介石为维护个人权位极力培植这两个小组织以对付党内异己和加强对共产党的斗争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1942年,张治中在改进意见中仍然提出:“青年团目前问题,厥为团之组织性质问题。现在不惟党外人士对此点有所误解,即党内同志亦多未能正确体认。有认为团之组织系属政治性者,主张团应以政治活动为主要工作;有认为系教育性者,主张团应以教育青年、训练青年为主要工作;有认为系社会性者,主张团应以领导青年服务社会为主要工作。”“当青年团成立之时,……对于党与团之关系,不但视党与团为并立之组织,甚至对党存轻视之心理,且以团为将来代替党的组织。此种意识影响党与团之关系者甚大。一年以来,职始终秉承钧座之指示,以团为党之新生命与预备军,团之行动, 自应绝对受党之领导,对于团员之此种错误认识,极力予以纠正,并于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中,明白标示此种精神,……然迄今党与团之关系仍未达到完满之理想,甚至不时仍有磨擦情事。”“以现在一般情况而论,倘不改弦更张,另行确定团之动向与工作方针,则团之性质,已非政党,复非行政机关,又非社会团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团之地位与立场,始终在模糊动荡。”(22)三青团成立后,蒋介石始终未予明确定性,一直是政治、教育、社会三性并存,由此导致的内部纷争使其历经数年筹备而无法完成组织程序,拟定召开的“一全大会”不得不以条件“尚未成熟”一再延期。
        1943年3月29日至4月12日,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干事、候补干事和中央监察、候补监察82人外,各级代表计320人,代表全国25个支部54万余团员。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训词。会议通过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发动全国青年建设新中国》等19项议案,决定3月29日 (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全国青年节,选举了中央干事会干事72人、候补干事25人和中央监察会监察49人、候补监察19人,张治中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王世杰为中央监察会书记长。会议还通过并发表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青年共同努力建设国防、文化、经济“三体合一”的新国家;信仰三民主义,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追随蒋介石的领导,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贯彻蒋介石的主张,争取抗战胜利,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23)这次大会总算完成了组织程序,并对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作了新的规定,但三青团的“中心任务与组织活动之目标,尚在模糊动荡之中。团员对于组织意识,尚嫌薄弱,其一切工作人事,亦未能通过组织,信赖组织,因而组织遂失去尊严性与严密性,组织之力量,亦无由表现,无由发挥”。“团之性质如何,地位如何,至今似犹在不确实不明显之状态中,……就团之性质而论,有认为团为社会性之组织,应以服务社会为工作之重心;有认为团为教育性之组织,应以训练青年为惟一之任务;有认为团为政治性之组织,应参加政治之活动;甚至有认为团为特工之组织,对团采‘敬而远之’之态度者”。“由于团之性质地位不明确,而影响青年意志之集中,以致不能发生积极之领导作用”。(24)
        随着三青团力量的增长,它与国民党的纠纷不断加剧。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六百余人,其中三青团有60人,各地党代表与三青团有关系的也相当多。会议上,三青团为了扩大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大肆活动,拉拢CC系外的派别,以控制选票,增加他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名额,向CC系提出强有力的挑战。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并向三青团及同盟者许诺将兼顾所有各派的利益,风波才得以暂时平息。但三青团与CC系发生纠纷的根源并未铲除,三青团仍抨击国民党是腐化官僚组成的党,是三青团实现三民主义的障碍,甚至许多团员倡议脱离国民党,以三青团代替国民党。
        三青团在组织系统上采取军队层级统制制,由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六级组成。原则上每省设支团一个;每县设分团一个;大学、专科学校设直属分团,隶属于中央团部,国立中学所设分团隶属于地方支团部;边疆、海外设直属区团部。三青团在“团结抗战,联合抗日青年”的号召下,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从1938年8月15日湖北第一个支团部建立,陆续遍布国统区、战区、沦陷区的各省市、各大专院校及中学校。由于三青团在筹建、成立至运行过程中,复兴社和CC系占了绝对的优势,使得早期入团的青年中相当部分为国民党军警、特务、政工人员和受训员生。据1940年7月,三青团中央团部团员登记表统计,军警特和政工人员及受训员生占总数的51.2%,教育界、学生、农工商青年及其他青年占48.8%,男性占93.6%,女性占6.4%,受过中等教育的占87.47%,35岁以下的占95.67%。(25)三青团初创时以国民党中的青年和各机关公务人员为发展重点,并构成该团的中心力量,复兴社在三青团的势力超过任何派系,康泽利用执掌组织大权之便,控制绝大部分地方支团部,其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康泽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培养的受训员生。三青团在初期发展较为缓慢,到1939年9月中央干事会正式成立之后,除将重点集中在全国学生外,还向机关和社会大量发展团员,使得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39年为7.47万余人,1940年为22.2万余人,1941年为36.74万人,1942年为42.3万余人,1943年为54万余人,1944年为88万余人,1945年超过100万人,1946年达到130万余人,1947年解散时约140万人。(26)其中1942年一份团员成份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占团员总数的49%,公务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占38%,来自农工商等行业的团员仅占7%;年龄在16岁至25岁的占83%,女性占7%,大学文化程度者占10%,中学文化程度者占62%,小学文化程度者占28%。(27)三青团虽然比国民党“有一点生气”,但其质量并不高,大量投机分子涌入团内,而富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被拒之门外,以至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普通团员和干部无视国家“需要”,只是利用在团内的地位,谋求个人升迁,三青团因之无法得到全国青年的广泛支持。孙科更断言:三青团的整个方法都错了。团的政治教育方法是死记硬背三民主义,而且重点放在军事化管理上,结果受过三青团训练的青年几乎都成了木偶,他们学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每提到或仅涉及最高领袖蒋介石时,就“喀嚓一声立正”。(28)
        三青团在成立初期吸引了一批不乏爱国热忱的青年和各方进步人士,包括一些青年运动领袖和像卢作孚、何廉一类的非国民党人士。
        三青团十分注重宣传工作,创办了各种报纸、期刊,出版了众多的小册子,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和主张。据统计,1944年发行各种出版物345种,其中期刊208种,小册子10种,报纸127种,主要有《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团讯》、《中国青年》等。三青团为培养骨干力量,促进组织,大规模地对青年进行各种训练,主要有干部训练、入团训练、经常训练、夏令营训练等形式。1938年8月14日,举办了第一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由国民党党部(CC系)、各级政治部(政训处)政工人员(复兴社分子)及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各抽调200人组成,原复兴社训练处长、现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教育长桂永清任班主任,原复兴社成员戴子奇任副主任。康泽为把复兴社的精神渗透到三青团,从原复兴社成员中挑选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二百余人进入青干班受训。青干班受中央训练团和三青团中央团部双重领导,培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蒋介石领导,熟悉团务的领导骨干。其训练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团务和文体活动四个方面,其中政治方面是训练的重点,包括精神讲话、特约讲演、政治理论课、训育讲话、个别谈话等。蒋介石多次作“精神讲话”,鼓吹三民主义哲学思想,向学员灌输法西斯精神,要求学员绝对服从领袖领导。由于这一时期正是保卫大武汉的关键阶段,除蒋介石、陈诚作一定的抗战动员外,还特邀王宠惠(外交部长)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白崇禧等人作军事形势报告,等等。青干班也举办抗日演讲、报告会,唱一些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激励学员的抗日斗志,强调学员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青干班第一期于1938年10月23日武汉失守的前一天结业,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各地,成为三青团地方团部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青干班第二期于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继续举办,接着又连办三期,由张治中任班主任,康泽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后四期训练内容与第一期相同,但随着国民党抗日态度的转换,青干班大肆向学员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蒋介石多次对学员亲授“行的道理”、“大学中庸之精义”、“为学与做人处世之道”等封建性的东西。五期青干班共培训三青团骨干两千人左右。1943年4月三青团“一全大会”后,中央团部根据蒋介石关于“新时期、新任务、新干部”的指示,将青干班扩充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成为三青团培训干部的专门机构,直属于中央团部。该校筹备初期仍由张治中、康泽负责。1944年5月正式开学,由蒋经国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共举办研究部三期,专修部一期,培训学员两千余人,这些人相当部分被安置到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和“勘乱建国总队”,成为国民党政府推行“暴力限价”和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急先锋,一部分分配到各级团部工作,一部分担任青年军政训工作。
        三青团的入团训练,即团员正式入团后,必须接受两周以上的精神训练,以培养绝对服从蒋介石的信徒。经常训练主要是指导学员阅读蒋介石等人的文章、书籍,定期召开分队会议,贯彻中央团部精神,以加强三青团的领导作用。夏令营训练以精神、生活训练为主,以技能、服务训练为辅。
        三青团在组织上基本上以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构成,从而决定了它的特务性。三青团从1939年将发展重点转向学校后,国统区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了组织,控制了各重要院校的主要领导权和学生团体,在教师、学生中从事特务活动,对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监视、跟踪、盯梢、逮捕、暗杀等活动。在抗战后期,这种特务活动得到加强,三青团中央团部向各地方团部频繁下达密令、指示,要求各级三青团组织破坏共产党组织,打击共产党。如1942年三青中央团部颁发的《团员行动指导纲要》明文规定团员在敌后、战区、学校、社会同共产党进行积极的斗争,并随时向上报告,予以制裁和打击;1941年颁发的《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第2项规定凡违反“国家民族高于一切”的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29)明显指向共产党。抗战末期,三青团在国统区人民争民主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异常嚣张。
        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三青团活动也非常活跃。三青团同“中统”、“军统”配合,进行宣传、破坏共产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捣乱、离间乃至暗杀;诽谤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和冲突;引诱、拉拢青年入团,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领导权,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等等。
        1944年10月,三青团积极响应和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采用各种办法,鼓动青年从军。通过三青团号召,应征人数达到93000人,超过应担负5万人近一倍。青年军成立后,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蒋经国任政治部主任,青年军中的政工人员大都是青干校学员(该项后有专条详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1日至12日,三青团在庐山牯岭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组织上的甄别审查,使之完全成为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青年组织,执行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同时,党团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许多三青团代表要求党团分开,把三青团建成一个独立政党,实行两党制和政治竞赛。由于“党方”代表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赞成党团分立,三青团以暂时维持原有性质和地位而结束争论。这次会议“推举”中央干事会干事72人,候补干事25人,中央监察会监察49人,候补监察15人,陈诚任中央干事会书记长,蒋经国则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跃居三青团第二号位置,执掌了三青团实权。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鉴于三青团积极参加“国大”竟选,从而导致的党团严重对立和军事上、经济上的严峻颓势危及到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取消三青团、党团合并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党目前组织混乱,特别是三青团在党部之外另立组织,成立系统,必须“改革党务”,使党团合并“统一”,以适应全国总动员的需要。7月9日,蒋介石向三青团正式发出“党与团统一组织”指令,认为这是“国民党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措置”。但三青团害怕党团合并后失去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公然表示反对,甚至以党部负责人先行引咎辞职作为合并的先决条件。最后,蒋介石保证三青团干部在国民党内拥有相应的职务以维护他们的政治地位,党团才达成合作方案。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目的是利用三青团来“复兴”国民党、击败共产党,完成“建国的革命”大业。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和《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发表了会议宣言;决定三青团中央干事、候补干事、中央监察、候补监察一律转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青年部作为新的领导和组训青年专门机构。接着,三青团地方团部也并入同级党部,同级干部指派到同级党部工作或担任相应的职务,全体党团员重新进行党籍登记。至此,三青团走完它九年多的历史,但原有党团的分歧和矛盾作为一份“厚实”的遗产传给了蒋介石“重组”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