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九国会议,即布鲁塞尔会议。名为九国,实际是太平洋会议缔约国除日本外,还有相关非缔约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南非、玻利维亚、丹麦和苏联等共19国参加。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遭受日本军事侵略后,向国际提出申诉,由国联授权召开的。它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卢沟桥事变,引发了华北抗战的新局面。最初,南京国民政府在准备未足的情况下,仍想采取外交手段求得局部解决。1937年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回到南京,就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驻地,等待合法解决。日方则提出准备与地方当局“迅速就地解决卢沟桥事件”,希望南京政府不要干预。11日,中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揭露日本调兵进入华北,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申明中国的国策是: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中日纠纷应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并希望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恰恰于同一天, 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反诬中国方面没有和平诚意,并决定向华北大量增兵。
        在中日直接交涉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南京政府试图请第三国出面斡旋,7月13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事就日本侵略一事访问美国国务院,结果得到“希望双方都要克制”的回答。随后,蒋介石又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斡旋。许阁森电请驻日代办汉斯向日本政府转达中方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 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蒋委员长的提议。16日,中国政府被迫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和苏联等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谴责日本以大量军队进攻卢沟桥和侵略华北,促请各国政府维护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和国际联合会盟约的精神。同时,南京外交部也积极筹备文件,准备向国联提出申诉。
        九国公约签字国即1921年11月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占中国山东半岛。战后,巴黎和会偏袒日本,引起中国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后,美国参议院以中国山东问题,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使美日矛盾加剧。这时,《英日同盟条约》尚未废除,一旦美日交恶,英国就会处于尴尬的境地。于是,英国出面斡旋。为缓和军备竞赛,上述九国于1921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根据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意见,于翌年2月缔结了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罗托决议案”,宣称: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3.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境内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①。依据这一议案, 日本侵华无疑是与九国公约背道而驰。故此,中国方面提请九国及相关国家注意,以图唤起世界多方舆论对中国的同情。
        在向九国提交备忘录的过程中,中国方面争取第三国出面斡旋的外交活动也在进行。7月中下旬,日本在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向华北继续增兵,平、津地区更加危殆。21日,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请英国施加影响,和平解决卢事。许表示,现在日方无意接受调解,斡旋甚为困难。后经多方努力,英国政府仅仅告知日本,停止英日谈判计划,应更多关注中国的问题。25日,蒋又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以中国已尽最大的容忍,请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止日本,也遭婉言推拒。26日,蒋介石接见了法国驻华大使纳齐雅。纳齐雅以英法百年战争为例,鼓励中国不要泄气,对于调解一事则提出因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统一,“和平前途实未可乐观”。在此期间,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还分别会晤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表示愿意调停,却又认为日本已经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故敝国虽欲调停,恐不能收效”。这样,南京政府在平津失陷前试图通过英、美、法、德等大国调解的外交计划就相继破灭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一直不予中国有力的支持,是与其两面政策相联系的。近代以来,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开设工厂、银行,开发铁路和矿山,攫取了丰厚的利润。日本侵华使其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不满于日本的行动,却又受自身与日本的关系和利益的影响,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尤其是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之际,他们还幻想将战火引向苏联,因此权衡利弊,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至于德国,更是日本的盟国,宁可因此得罪中国也不愿与日本交恶,1939年索性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军事顾问。就在中国向九国会议缔约国提交备忘录的当天,美国国务卿通告各国,美国对当前国际政局的方针是: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对此,当时任职美国驻日大使的格鲁评论说:“赫尔先生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应按正当手续、应尊重国际公法,还申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裨于时局与否,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为佳,抗议不仅无益,且有激起愤懑之告。日本人不会喜欢这个声明,因为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②
        7月底,平津失陷,8月中旬淞沪战争又起。日军侵华的规模愈演愈烈,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更大的冲击。8月30日,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胡世泽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递交照会,强烈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巴黎公约和国联盟约而对中国全面入侵。9月12日,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国联根据盟约第10、第11和第17条,对日本侵华的逆行采取必要的措施。14日国联行政院会议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其列入议程。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切与同情。16日,国联理事会根据中国的提议将申诉书提交远东谘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基础上于1933年2月14日由国联大会组织的,共21国组成。其职责是维护远东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注视中日冲突的发展。21日,远东谘询委员会开会,德、日两国代表拒绝参加。27日,该会经认真讨论,通过谴责日本侵略的决议,并向国联提出两份报告书。第一份报告在结论中指出:“日本业以强有力之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将中国广泛区域包括北平在内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此为不可争辩之事实。 日本政府已采取海军行动,断绝中国船舶沿中国海岸线之航行,并正以空军在各地方大肆轰炸……上述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己认为有理由,且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第二份报告书则明确提议:“现在之冲突,牵涉日本之违反条约义务,非仅中日两国政府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之问题。反之,整个形势必须予以充分考虑。提议大会不要闭会,大会应对中国表示道义之援助。建议国联会员国应勿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因而增加其在此纠纷中的困难之任何行动,并应考虑其单独援助中国能至何种程度。”③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警告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名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提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④后来,由于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美国并未放弃“中立法”,也“没有考虑对日制裁”。就在罗斯福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国联大会讨论通过了远东谘询委员会的报告,决定由九国公约的缔约国及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开会研究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经过酝酿,会议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布鲁塞尔会议主要讨论日本侵华问题,故需日本派代表参加。因日本已在1933年退出国联,各国委托比利时政府于10月20日致电日本,邀其代表与会。27日, 日本回复英美比等国,称国联之决议不是促进解决事变的方案,因此拒绝参加。
        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除日本外,中、美、英、法、意、比、荷、葡和后来加入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以及特邀国苏联等19国代表在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没有参加。会议尚未开幕,英美等国就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代表也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进行制裁。可是,英美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都害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过激”的行动。
        英国考虑到,欧洲大陆法西斯猖獗,对外重点是纳粹德国,不愿在亚太地区介入争端,其代表和外交部长宣称,英国准备讨论集体制裁的可能性,但决不带头,而是参加美国将采取的一切行动。
        美国也不愿意得罪日本。会前,罗斯福曾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可“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要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所以,戴维斯在会上只谈诸如会议应该为远东恢复和平而进行“建设性的努力”,缄口不谈如何对日本制裁。
        法国代表、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姿态最高,力主想方设法结束在远东“残忍的屠杀”,其实关心的只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问题。他表示法国只有当与会各国同意共同保证印度支那的防务时,它才考虑采取反对日本的积极行动,包括重新考虑开放向中国运送军火及其他物资的滇缅路。
        意大利则是作为日本的盟友与会的,主要目的是窥探各国的动向。由于它已经加入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仅反对制裁日本,还试图为其辩解。
        至于一些小国,因自身利益所系,尽可能保持沉默,即使发言也总是以中立者姿态出现,空谈“不带偏见和爱憎”,尽可能做调解工作。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尽量争取国际的支持与同情。无奈,每涉及具体问题,与会者大都避实就虚,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会上,中国最盼望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两种:一种是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的具体计划,以及海上和陆上的示威行动;另一种是拒绝向日本提供任何贷款或军火的明确方案。中国代表与各列强代表举行的一系列会谈表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单独采取行动。他们都声称同情中国的抗战事业,并愿意做出贡献,同时也强调,采取任何措施必须由英美等国以协同行动的方式进行。据回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提议建立一种能够“捆绑侵略者双手的正义的和平”,表示苏联愿意参与制裁日本。英美想让苏联出面。对此,苏联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不愿单独卷入军事冲突。
        为使会议圆满进行,会议开幕不久,再次电邀日本代表到会交换意见。日本方面以“中日冲突由中日两国交涉,不许第三国干涉”为由,拒绝与会。对此,会议进行了驳斥。
        经过近半个月的协商和讨论,布鲁塞尔会议于11月15日通过由英美法三国代表团拟定的声明书。声明书称, 日本提出“中日两国交涉解决冲突”之说殊难置信,“现在开入中国之日军,为数甚众,并已占领广大且重要之地域。日本政府曾断言:其目的在消灭中国决心抵抗日本之意志及能力。日本政府又断言:中国行动及态度实违反九国公约。然而当中国以充分坦白的态度与该约其他签字国从事讨论此争端之际, 日本却拒绝与其他国进行商讨。中国政府已再三宣言:实不能单独与日本以会议方式谈判解决。在此情势之下,若使中日两国直接商谈,任何人均不能置信在短期内可以得到任何解决。且以为此次争端全由中日两国商议,则武装冲突仍将继续进行,导致生命财产损害,秩序紊乱,灾难迭起,仇恨日深,种种不安情形,势必波及全世界”。⑤
        从15日至22日,会议暂时休会,以便代表们得以和各自的政府商量所持“共同态度”和以后需采取的步骤。在这一周内,由于种种原因,各主要国家放弃了任何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想法。美国国会批评了15日的声明书,担心任何鼓励和支持都可能使国际形势恶化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22日,会议复会,中国代表提出援华和制裁日本的建议,英国代表表示:“最理想的是停战。如果提出了援助问题,而且日本人也知道要给中国援助,就可能扼杀停战的前景。”美国代表也说:“美国有中立法,政府不能公开帮助中国,供应只能由民间进行。”⑥这就使中国在会议的支持下获得援助的努力最后破灭了。
        24日,布鲁塞尔会议结束。会议发表了一篇空泛的宣言,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认为双方只有通过同其他主要的有关国家进行和平磋商,才能公正、持久地解决争端。这次会议仅在道义上给予中国支持,却没有解决军事援华和制裁日本等实际问题。由于会议只尚空谈,存案较多,成效甚少,不便宣布闭幕,而是宣称“暂时休会”,并在宣言中载人“当会议主席成员国中的两国提出报告,认为恢复讨论是有利的,那么会议可以再度召集”。实际上,会议到11月24日就永远结束了,一直也没有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