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活动于华中大江南北和华南等地, 自成立伊始就积极利用南方水网纵横、湖泊港汊交错的地形,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是: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边游击队,约一千一百人;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约三百三十人;陈毅、项英领导的粤赣边游击队及桂东游击队,三百余人;关英、李步新领导的赣东北游击队,一百九十多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钟得胜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三百余人;黄会聪、何鸣领导的闽粤边游击队,一千余人;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六百余人;黄道领导的闽北游击队,六百余人;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九百余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队,九百余人;周俊鸣、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豫南游击队,六百余人;李林领导的湘南游击队,三百余人。这些游击队是在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以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逐步发展壮大,从战略上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加剧。国共两党于1936年夏秘密谈判期间,曾议及中共提出的“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择路北上”的要求。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仅不予同意,反而加剧了对各游击区的“清剿”。以后,在两党正式谈判中,周恩来又多次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国民党方面仍迟迟不予应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面抗战,一面继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联合抗日的要求,一面决定主力红军自行改编。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对于国民党军队“一般的不是瓦解它,而是采取争取其官兵共同抗日的方针”,“去争取停止内战互不侵犯,以致进行和平谈判,成立协定”。①这期间,国共两党再次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八一三”以后,国民政府军政部被迫允诺南方游击队改编。8月17日,周恩来电告中央:“现已与军何(指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并提出“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②以后,中共中央陆续派代表前往大江南北各游击区,执行红军游击队改编任务,帮助指导与国民党军政部门谈判与改编。
        南方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非常艰难。一方面游击队各自为战,比较分散,且长期与外界隔绝,无法全面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意义,容易产生各种错误偏向,另方面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在谈判中实施各种阴谋活动,如采取威胁利诱、封官许愿等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消灭或收编红军游击队。1937年7月,闽粤边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漳浦军政当局谈判改编抗日。由于特委和红3团主要负责人何鸣对国民党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毫无警觉,在没有征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红3团带离根据地,至漳浦县城“改编”,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酿成“何鸣事件”。这一事件为中共中央和南方游击队敲响了警钟。8月,陈毅和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陈毅下山后,先后到大余、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和第四十六师代表谈判,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收编红军游击队的阴谋,终于达成停战协议,将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至9月中旬,张鼎丞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等也陆续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
        针对谈判中出现的“接受国民党派员”和“集中听候点编”等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0月1日电示在南京的中共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提出必须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原则,不要将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而应相对保持南方战略支点。据此,秦邦宪等致函有关红军游击队领导同志:1.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以保持军队的独立性及共产党的绝对领导;2.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求得物资、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3.各地部队不集中、不脱离根据地。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应对游击队改编谈判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思想准备,正如毛泽东也致函林伯渠指出:“请你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严防暗袭及持久的艰苦奋斗等项。告诉他们,还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定,取得给养(董老正在南京交涉)。”③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及时纠正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的错误倾向,防止了意外事件再度发生。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于是,由谁统辖改编后的这支队伍,就成为谈判的焦点。中共推荐的人选,国民党不愿任命;国民党幻想掌握这支军队,中共也不答应。这时,周恩来在上海遇到从澳门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已经脱离中共十年,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合适人选,遂与之商量由他“改编游击队”。叶挺欣然允诺,并积极向南京方面活动。陈诚也曾以“老袍泽情谊”向叶许以军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南方“围剿”红军师老无功,由脱离中共的叶挺改编南方游击队,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可谓调虎离山之举,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没有正式征得中共同意的情况下,于9月28日发表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新四军的命令,宣布“收编江南共军游击队为新四军,辖四支队,任命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归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并将战区限定于皖南泾县及繁昌一带。④
        当时,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加之南方有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时受骗而遭受损失的严酷现实,使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改编不得不抱警惕和审慎的态度。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的张云逸、张文彬、秦邦宪、叶剑英等询问原委,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变换方法,借抗日名目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保持警惕。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之职,中央明确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叶挺被任命后因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遂在上海和南京先后与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接洽。秦、叶等向延安汇报了新四军成立的背景。15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三项条件:1.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2.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3.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19日,毛泽东再次电询秦邦宪和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并提出中共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拟经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对此,叶挺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同意赴延安商洽。3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叶,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成立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共在抗战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征求了叶挺对恢复党籍的意见。叶挺在延安与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事宜。
        11月12日,叶挺由延安返回武汉,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并在大和街26号设立新四军军部,开始筹划建军工作。与此同时,国共代表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南方游击队改编的协议,规定新四军单独建制,不隶属八路军,归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而辖支队和团,先设四个支队,在南方各区只设留守处或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在薪饷、装备方面可以比国民党嫡系部队稍差等。为加强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方游击队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还研究决定了新四军组织机构等问题。
        12月底,新四军主要干部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批准了新四军干部配备方案,国民党军政部也核准了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计划。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四个支队,10300人。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和赣东北等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傅秋涛兼团长,第二团张正坤任团长;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和浙南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下辖两个团,第三团黄火青任团长,第四团卢胜任团长;第三支队由闽北和闽东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下辖两个团,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第六团叶飞任团长;第四支队由鄂豫皖、豫南、鄂豫边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骏鸣,下辖四个团,第七团杨克志任团长,第八团周骏鸣兼团长,第九团顾士多任团长,手枪团詹化雨任团长。军部直属特务营,由湘南和闽中等地游击队编成。同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宣告成立,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奉令从1938年2月至4月向皖南歙县的岩寺地区集中,军部于4月4日迁至岩寺,第四支队抵达皖中舒城地区。4月下旬,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5月后,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苏南,创造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沿江地区,创造了皖南游击基地,7月初,新四军军部迁驻泾县云岭,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后,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逐渐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