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的枪声,燃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烽烟。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战还是和?南京政府面临一场重大的抉择。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大部分时间内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军力、物力和财力,围剿红军,进攻革命根据地,而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一再妥协退让,采取避战方针。1935年下半年,日军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分裂的严重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发表演说,谈到对外关系时初次提出:“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复兴国家民族之目的。”随后,他在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时,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在军事方面,密令何应钦筹划对日的军事部署,聘请德国顾问团设计兴建了一批国防设施,主要包括陆续整修沿海及长江各要塞和分批建设内陆国防工事;在经济方面,向英美靠拢以摆脱日本的控制和干扰,于1935年底实行币制改革。这一举措曾被日本财界视为“公开的挑战”;在外交方面,实施全面外交,不仅结好英美也示意改善中苏关系。1936年5月,派孔祥熙出访欧美,广泛寻求国际支持;在内政方面,设法安抚地方实力派听命中央,不可单独对日外交等。至1936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加固了虎门、厦门、马尾、连云港、江阴、镇江、南京等处的江防、海防工事,完成江浙、晋绥、鲁豫等地区第一期国防工程。其中,南京、淞沪外围阵地,吴福、锡澄、乍浦——嘉兴国防工事,豫东、豫北国防线均具相当规模。1937年,南京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达13.7亿元以上,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65.5%。①战前,国民党军队总数达180余万人,已整编了50个师,每师13854人,马3508匹,各类大炮84门。空军整编了9个大队。全国设有262个飞机场,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其他各类炮弹。不过,与日本军事力量比较,仍处于明显的劣势。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针对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提出甲乙两个方案:甲方案设想中日战争发生在日苏战争之前, 日军以主力进攻中国,可能恃其优势力量以期速战速决,也可能以武装恫吓,以达不战而胜,或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中国军队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的战斗力,乘机转入攻势;乙案设想中日战争发生在日苏战争之后,日军为应付世界大战,必以主力侵华并强占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应配合国际力量,在开战初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摧毁敌在我国非法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以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尽管这两个方案都判断国际力量会很快干预中日战争,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和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存在诸多弊端,但是从方案以日军为假想敌和作战方针、要领的内容看,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之间不可避免战争是有明确认识的。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主要官员正在江西庐山。8日晨,交通部长俞飞鹏和军政部简任参事严宽相继急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并转呈蒋介石,告以卢事情况。蒋立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令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准备向华北增援,由开封以西部队中先派一个师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出动。当天,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开始下山返归原部队,晚6时30分,亚洲司科长董兆宁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的权利。
        蒋介石紧急处置卢沟桥事变的做法是符合其“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的。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坐失东三省,引起举国义愤和谴责,华北一旦不战而退,南京政府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危机。然而,他又不希望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幻想以局部战事,求得和平解决,因此确定了一面就地应战,一面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两手方针。9日,蒋电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同日又电令第二十六路军派两师兵力由平汉路方面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向石家庄集中,由豫皖绥靖公署供应北上运输车辆。11日,中国空军30架飞机编队北上。12日,蒋再次电告宋哲元:“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②并命何应钦在石家庄设立军事行营和仓库,参谋次长熊斌北上,督促军事。
        在表示对日抗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存在对日妥协的一面。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通过各种外交途径,试图依靠国际干预逼迫日本谈判,并把抗战限定在被动应战的范围之内。7月10日,蒋介石致电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以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解决卢事。11日,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订立三项妥协条件,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3日,蒋致电宋哲元说:“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许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③实际上,蒋介石这时对事变的真实用意不在抗战而在于斡旋。
        为了争取主动,国民政府在事变后曾反复研究对日的方针。7月11日至8月12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和幕僚,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官邸先后召开33次军事会议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如何应付的大政方针。会议对日军进攻企图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日本不愿扩大事态,另一种是日军将大举进攻。多数人认为日军“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④对事变的处置原则,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日方“不扩大”的意向实行妥协,中国抗战难探胜冥,不如缓兵以继续准备;另一种是采取强硬的态度,坚决抵抗。对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按现在实际情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若日军攻击二十九军,中央参加,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意见是,一经开战必然全局化,应实行绝交、宣战。对战略方针是速决歼灭战还是持久战,最后亦众说纷纭、若明若暗、莫衷一是。7月12日,国民政府向日本使馆建议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日本方面未予置答。16日,国民政府请美国大使调停中日冲突,再遭日本政府拒绝。1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以19日为最后期限,逼迫中国撤退的最后通牒。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频繁部署,计划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共同谈话会上发表了讲话。其要点是: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困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 ‘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⑤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对全国颇有影响。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张闻天也说,这是“南京中央政府自 ‘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它的坚决抗日的方针,这不能不说是南京政府的极大进步”。⑥
        庐山谈话后,蒋介石认为“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18日,他致电宋哲元和秦德纯,称“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26日再电宋哲元“巩固北平城防”、“宛平城防应死守勿失”,并从速部署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军事防线。这时,日军已完成攻击二十九军的军事部署,下达了攻击北平和天津的作战命令,华北上空战云密布。29日,蒋介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庐山谈话“中外所共闻,绝无可以变更”,并称“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⑦言词较庐山谈话,更为强硬。
        随着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加紧了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7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在平津制造的一切傀儡组织。8月2日,中国将察哈尔南部地区的防务分为两部分:汤恩伯部担任南口至赤城方面防御,刘汝明部担任张家口方面防御。5日,汤部第十三军一部进抵居庸关和南口。骑兵第一军进到绥东地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整编后,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刘峙第二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一线集结,其中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所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自8月7日起,军政部召开由中央和地方部分高级将领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指导方针。8日,蒋介石发布《告抗战全体将士》的文告,再次申明抗日的立场,号召广大官兵下定牺牲到底的决心,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特别强调“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⑧随后,中日军队在平津周围铁路沿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这时,驻沪日军也不断向中国守军挑衅。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复以武力要挟未果,遂令在佐世保待命的机动部队驰往上海增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令集结于京沪线的部队向上海推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14日,国民政府郑重发表声明宣言自卫。声明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侵华的暴行,阐述了卢沟桥事变的起因、过程和交涉经过,以及日军对上海的肆虐,明确指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 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⑨翌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中日战争在华夏大地上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