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1937年7—9月,国共代表在庐山和南京频频谈判,终于捐弃前嫌,达成共识,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抗战前国共两党曾有合作的历史,也有长期激烈的对抗。1935年秋,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再次倡导实行合作,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国共开始秘密接触。两党进行正式谈判,谋求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则是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1937年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方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从而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至6月25日,尽管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多次让步,仍未能满足国民党的要求,以致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第二天就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并促使国民党加快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步伐。
        卢沟桥事变时,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应邀正在途经上海,转赴庐山谈判途中。7月7日,他们在上海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对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7月13日,国共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除蒋外,还有邵力子、张冲、宋美龄等。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谈判主要围绕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议题进行。为早日促成国共合作,中共重新拟定了15条谈判方案及有关文件,在许多问题上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如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①这样既照顾了蒋的要求,又能制约其独裁;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越早越好,要允许各报刊载,国民党中央也应发表书面谈话,以表示两党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关于合作的共同纲领,重新起草《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把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相结合,并应用于抗日战争实际;关于红军改编,必须设立指挥部,可以让步为政治机关,但应具备指挥机关的组织和权能,希望尽快发表红军改编的名称和番号;关于边区改制,可在宋子文、于右任、张继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正职,以林伯渠副之。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要求允许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并要求在国统区出版报纸,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还提出应尽快释放狱中关押的中共党员和其他政治犯,给人民以抗日民主的权力,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日抗战方略,共同派人赴鄂豫皖、闽浙赣、湘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为使红军尽早开赴抗日前线,还准备宣布自行改编,并同意担任蒋介石划定的平绥线的国防等等。
        由于这时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在指挥权等问题上毫不让步,因而对谈判进行了冷处理。
        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蒋先拿给邵力子看,又交康泽修改,借故一再拖延。
        关于红军改编,蒋提出不设指挥部,可设政治部,只负责联络。改编后三个师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均由国民党方面派员充任。政治部主任可派周恩来或林伯渠,毛泽东、朱德出任,其意仍由蒋掌握军权。
        对于政权,根据康泽的建议,蒋选择丁惟汾担任边区主任,对边区的地位、范围等,也有很大分歧。
        对释放政治犯和办报纸,陈立夫授意康泽先由中共开列名单,然后借调查拖延时间,对于办报,也未允许。
        17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团,对部队统一指挥问题,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②蒋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周恩来等力争无效,遂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时至于此,中共中央的态度更为明确,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电朱德和彭德怀:红军可自行改编。28日,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7月下旬,日本的态度越趋强硬,华北局势更加紧张。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对日妥协,并提出动员民众、开放党禁等八项办法。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的文章,肯定了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精神,批评了蒋对日妥协和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故意设置障碍、拖延时间、玩弄手腕等错误做法,再次敦促蒋言行一致,团结全民族实行全面抗战。
        紧张的军事形势和各界的舆论压力,使蒋介石采取拖延政策,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小。7月27日,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得不电催中共照庐山所谈在十日内改编部队,以便南京发表三个师番号,及各师旅团与政治主任名单,还建议以康泽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红军改编的方针问题的指示》,决定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决不让步;红军统率机关的名义可暂时让步;人选不能让步,国民政府不准插入一个人。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红军改编的原则:一、8月15日编好,20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0000人,保安队司令高岗,副司令萧劲光,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等的补充。同时,红军迅速集中三原地区,进行改编。为避免蒋介石以断绝薪饷相威胁,中共中央号召节约经费,以渡难关。
        7月底至8月上旬,平津失守。日军分四路西进和南下,直扑山西和山东。华东一带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国民政府面临华东、华北两面作战,处境非常紧迫。7月31日,南京下达三个师番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改编。8月1日,蒋介石令张冲急电延安,密邀中共领导人赴南京,共商大计。6日,周恩来、朱德赴西安,拟与叶剑英同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继续与国民党谈判。行前,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等谈判要旨:发表宣言;确定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9日,周、朱、叶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会议期间,中共代表与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广泛接触,相互联络,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再次对蒋介石造成压力,使其不得不正视事实,放弃偏见,尽快实现联共抗日。
        8月12日至19日,国共代表在南京孔祥熙公馆举行抗战以来第二轮谈判,主要内容是发表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
        关于合作宣言问题,蒋令康泽提出不要提民主,一律改为“民用”,并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对宣言中“与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困难”的提法,也欲将“国民党”改为“政府”,以表中共向“政府”输诚之意。此议立即遭到中共代表反驳。周恩来提出,两党合作决非以强凌弱,也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并要求将原宣言的三大纲领扩充为十大纲领,其内容是:一、对日绝交,坚决抗战;二、全国军队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建立抗日的国防政府;五、实行抗日的外交;六、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七、肃清汉奸卖国贼;八、实施抗日的教育政策;九、改良人民生活;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对于宣言的发表,可以暂时从缓。
        关于红军改编,中共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由国民党派遣政治部主任和改编后部队直属行营指挥的错误主张,还要求在三个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及正副总指挥。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队,立即出动前线抗战,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
        正当谈判激烈争论之际,八一三事变爆发。在随后进行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共调集七十多个师进入上海作战。日本也不断增兵,猛攻上海。蒋介石为了在北方牵制日军,减轻上海的压力,被迫将一系列“溶共”及“收编”红军的图谋暂时收敛起来,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8月19日,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只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联络参谋,不再派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以后又按抗日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对于八路军开赴前线的作战方针和地域问题。蒋原拟批准平绥方面正面防守,借以削弱中共武装之实力。经过反复谈判,蒋介石与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实行侧翼和深入敌后作战,并立即派先遣队,东出山西前线抗日。
        谈判期间,周恩来等还就国统区出版抗日报刊、释放政治犯和在南京、兰州、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问题与有关方面洽商,均获允诺,取得积极的成果。
        8月20日,周恩来和朱德返回陕北,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与国民政府交涉。
        军事指挥权问题解决后,宣言及边区政权问题便突出起来。30日,康泽通知中共:国民政府已批准丁惟汾为边区主任,林伯渠为副主任;国共合作宣言发表须在八路军全部出师以后。这一做法的目的是迫使中共方面迅速出师,并将国共合作尽量限定在军事合作范畴内,仍不承认共产党合法。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严正表示:一、中共宣言与蒋先生谈话请照庐山蒋案,同时签字即时发表;二、边区政府请以林伯渠为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三、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仅司联络;四、八路军政治主任副主任,推选任弼时、邓小平二人。为表抗日诚意,中共派出两个主力师转赴华北前线,仍留一个师未动,以为迫蒋实现全面合作之手段。
        9月中旬,中共代表博古和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在孔祥熙官邸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谈判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如边区改制、红军改编的遗留问题、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八路军出动前线抗日问题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经过一番交涉,国民党方面终于做出了新的让步,同意照中共意见修改宣言,同时发表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以宣布共产党合法化,确定高级参谋为联络性质,同时对边区政府组织以丁惟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的方式表示妥协。据康泽记述,他曾与秦邦宪就宣言措词交换意见,争执激烈到差不多拍桌子的程度。9月下旬,蒋介石通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秦邦宪、张冲和康泽在南京城内孔祥熙公馆相见。蒋介石对大家说,宣言可以签字,但“政府”和“国民党”几个字的措词还是“政府”好一些。在周恩来和秦邦宪的坚持下,蒋表示可以协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纷纷进行刊载。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是民族抗战胜利的征兆”,宣言所举“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③从而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的发布和蒋介石的谈话,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随后,八路军最后一个主力师也开赴前线作战,中国出现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