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了风云变幻的1935年后,1936年初的中日关系,依然布满了暗礁与险滩。2月份,日本发生了二二六政变,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统制派”在军部占了上风。3月9日,广田弘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大幅度加快。从4月起, 日本大量增兵华北,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预作准备。
        华北局势的再度紧张,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惨祸已迫在眉睫。对此,国民政府曾通过多种途径表示反对。6月1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约见日本外相有田,“严重诘问日本在华北增兵事,谓中国政府以为日本不应出此”①。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报告,对他在五全大会上所讲的外交方针,即“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作了解释:“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这表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不屈服、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已日趋明朗化。8月11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除决定进一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外,还规定了鲸吞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对于南京政权,具体地设法促使该政权逐步采取反苏的态度,而接近帝国”;实施时,既要考虑南京政权的面子,“必要时给予一定利益”,又要使其“不得不依靠我方”,“在实际上体现共存共荣”③。然而,此时中国的抗日救亡热潮已是汹涌澎湃,日本的亡华阴谋必然要遭到强有力的抵制。
        早在6月间, 日本政府决定派岩井英一为驻四川成都代理领事,打算在成都恢复领事馆。结果“引起川省民众剧烈反对”,国民政府“鉴此情形,迭经商请日方暂将此事搁置,日方认为早有法律根据,不允照办”④。7月27日,岩井抵达上海,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奉派为驻四川成都领事,惟一使命厥系发展日本在该地商业及调查川中一般农产物及贸易状况,余将以最大努力从事开发四川经济。”7月底到8月初,四川旅沪同乡会和四川旅沪各大学同学会等团体,纷纷通电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他们一方面派周君实、李棠林、刘仙舟等为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外交部请愿,要求政府迅予制止,另一方面又急电四川各民众团体,请求阻止岩井入境履任。8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谓日本外务省决定恢复成都日领事馆。刘湘马上请重庆市政府转告日本驻重庆领事,认为民众反对日方设领事馆,希日人暂缓前往。但是, 日方却不听劝阻,岩井到重庆后,仍令田中武夫、深川经二、渡边洗三郎、濑户尚等四人由重庆前往成都恢复领事馆事务。24日,成都发生了万人反日暴动。当天上午,田中等四人由成都市公安局侦缉暗探十余人明暗保护,出游望江楼、南台寺、草堂寺等名胜,“并沿途购物收债”⑤,引人聚观。傍晚,市民、学生纷至田中寓住的大川饭店,群起诘问。在激愤状态下,遂殴毙深川经二与渡边洗三郎,殴伤田中和濑户,并捣毁了大川饭店、交通公司及有关商号。成都军警闻讯驰往弹压,军警民众伤亡达数十人。次日,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召集成都市长、警备司令、公安局长会商成都事件善后措施,决定:(一)以棺木盛殓两日人尸体,暂厝正府街养正学校,备日方查验;(二)由警备司令部提出已判决之死囚两人,作为当场捕获的肇事凶手,在出事地点枪决,并棺殓示众,以待查验;(三)由刘湘密电中央,谓康泽部属叶介仁等指使学生打死日人。26日,蒋介石令刘湘查办该事件负责人,谓:“成都市内忽然发生人民殴击外人事件,虽属意外事变,防范究有未周,当地军警负责人保护不力, 自应依法惩办。”随后,张群电令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由渝飞蓉,准备接待日本调查团,又命邵毓麟、杨开甲专机飞赴成都,彻底查清事件真相。28日,日外相有田宣称:成都事件除惩凶、赔偿等惯常要求外,有采取基本步骤之必要。当天, 日方派出以驻华使馆三秘松村为首的调查团,由上海飞往成都。次日, 日本调查团传讯有关人证,寻找民众示威游行与政府方面的关系及证据,但一无所获。9月1日,松村等只好携两日人骨灰飞回上海。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3日,设在广东省合浦县北海埠珠海中路的日商丸一药房主人中野顺三,突于午后被人闯入店内杀死,凶手逃逸无踪。事发后, 日方以保侨为名,调动驻上海的第3舰队的“若竹”、“旱苗”两驱逐舰,驻青岛第十六舰队的“芙蓉”、“刈萱”、“朝颜”、“球磨”四舰南开北海,对中方进行武力威胁。9月5日,日外相有田八郎就交涉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给驻华大使川越茂发出训令:“(一)使国民政府认识它负有自己践踏了邦交务敦睦谊令等精神的重大责任,要求它通过即时解决重要悬案(如航空联系,降低进口税等)及华北问题等,披沥诚意,采取措施。(二)要国民政府从根本解决排日运动,例如:彻底贯彻禁止排日命令、解散排日团体、修改一切排日教科书、禁止排日言论等。(三)对事件要求道歉,处罚肇事者,严惩主犯、从犯及煽动者,并赔偿损失。”同时,日本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宜昌、重庆、大沽、旅顺等地配置军舰24艘,作为对华外交后盾。9月8日,日本驻广州代理总领事吉竹就北海事件向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提出严重抗议,并派日舰“嵯峨”号前往调查。在此前后,上海、汉口等地又发生了中山、田港、萱生及吉冈各凶杀案。一时间,中日关系阴云笼罩,“情形异常严重”⑥。
        为了解决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9月8日,外交部长张群、次长徐谟及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川越茂及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进行初步交涉。经过短暂的准备,从9月15日到12月3日,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先后进行了七次会谈。在此期间,高宗武与须磨也会商了十余次。
        9月15日,川越、须磨与张群进行首次会谈。谈判一开始,张群即向川越表示,这次交涉由成都事件引起,应先谈判解决蓉案,不要与整个调整两国关系混为一谈。川越则认为:“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⑦遂提出七项要求:(一)取缔排日问题,(二)华北问题,(三)共同防共问题,(四)减低入口税问题,(五)上海福冈间民用航空联络问题,(六)聘用日籍顾问问题,(七)取缔鲜人问题。要求中方“即时一并解决,以表示中国方面之诚意”。川越的上述要求,大多源于“广田三原则”,且基本上都写进了日本政府刚刚制定的《对中国的实施策略》中。显而易见,所谓解决成都、北海事件,只不过是日方的借口而已,其醉翁之意在于实现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计划。
        次日,川越再访张群,传达日本政府对北海事件的训令,要求设法能使日调查人员得以迅速登岸。原来,北海事件发生时,两广发动的反蒋事变已接近尾声,但十九路军翁照垣部仍宣布北海戒严,拒绝日舰“嵯峨”号前往调查。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出和平通电后,即令翁照垣部在20日前退出北海。因此,张群答称,十九路军现正在撤出北海,以解除现场调查障碍,请日方静候。而此时, 日本军令部已确定了《处理北海事件方针》:“一、与成都事件一并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引导其走向全面禁止排日,从根本上调整邦交,促进对此事件的解决;二、调查现场,依既定方针进行。不得已需要用兵时,应止于保持我方威信的必要程度;三、防备抗日事态波及全中国。”在第二项中,海军并考虑到对海南岛和青岛“实行保障占领”的问题。鉴于日方态度强横,军事威胁又有增无减,蒋介石于9月17日乃致电张群,指示对日交涉过程中,“外交应目无斗牛以视之,不可以蓉、北二案自馁其气,彼既不欲先解决蓉案,则我亦以应作无蓉案时方针与态度处之”。明确告诉张群,“须知其本题固不在蓉、北二案也”⑧。次日,蒋又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如果“日军占领北海或海南岛,则一处发动,必波及各方,引起大战”,故须“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应即准备一切,并令军事各机关积极筹办”⑨。当天,蒋介石还急电张群:据私下了解,日本企图让其驻华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与蒋在广州直接商谈。故要求外交部间接通报川越,若日方果真提此建议,蒋“必拒绝”,因为“中国既有正式政府,决不允其有此例外之要求,望其不提为要”⑩。
        9月23日,张群与川越在南京举行第三次会谈。当天,蒋介石致电张群,指示会谈方略,“今与川越见面时,应先探其有否新要求,如其新有要求,则联航等问题须待其谈话结果再定可否为妥”(11)。会谈时,川越提出解决中日争端的五项条件:(一)日本在长江各地有驻兵保护日侨的权利;(二)扩大华北缓冲区域,要求华北五省自治;(三)中日经济合作,减低对日货关税;(四)开通中日航空;(五)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取缔排日宣传与活动。张群则尽量阐述了国民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关于取缔排日问题,张群说:“原来,中国国民并非因是日本人之故就恨日本人。最近数年来,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苦难,认为是日本造成的,悲愤之余,便起反抗心。”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原可引导人民之对日观感,藉以增进中日人民之关系。惟情感发于自然,出自环境”,故“政府当局能够制止公开的行为,却不可能制止人的感情”,“为正本清源计,日方应一面消极的除去恶感,一面积极的树立新国交。消极方面,应即停止在华种种策动,废弃武力干涉与高压态度。积极方面,须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行政统一之诚意”;只有如此,“始能恢复根本的友好关系,除去对日恶感,招来好感”。否则,中国政府即使日日下令“敦睦邦交”,却照样不能改变人民的仇日心理。关于华北问题,张群明确答复说:“中国北部本无问题,惟因年来日方造成之种种特殊状态,遂有所谓华北问题。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经济合作,而在华北之政治及财政方面,甚至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示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12)对共同防共问题,张群承认,当“广田三原则”提出时,中国表示反对,“但现在打算使国策来一个大转换,且作为对日诚意的一大表示,决定两国之间协商共同防共。然而,防共的范围只限于从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绥远、包头所连之线以北,而且其方法以防御为主,而不以攻击为目的,以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为原则”。但川越却提出,欲将防共线往西延至山西雁门关,并要求在上海中日互相交换防共情报,张群对此严辞拒绝。关于减低入口税问题,张群拒绝了日方希望参加修订税率的要求,认为改订税率纯系中国内政,但政府“可斟酌国家财政状态与商业情形,随时为适宜之调整”。不过,“在我方考虑降低关税的情况下, 日本也应以公正的精神,考虑停止走私的办法。同时,在中国方面取缔(走私)时,不要加以妨害”。对上海福冈间民用航空联络问题,张群表示,此事去年双方拟有草约,“嗣以日本飞机在我国各地,未经合法手续,任意飞行,影响我国领空主权甚大”(13)。“若贵国飞机在华北之不法举动不早解决,则上海、福冈间之联航问题殊难谈到”。关于聘用日籍顾问问题,张群表示,中方聘用外籍顾问, “初无国籍之分”。倘中日邦交果已好转,此事自然不成问题。但这类事情,虽行之不难,却“决非可由外国政府要求之事”。关于取缔非法鲜人问题,张群强调,“中国政府固不愿任何外国人在我领土内有何非法行为。惟同时朝鲜人、台湾人及其他日本国籍人民,在日本势力庇护之下为非法行为者, 日方当局, 自亦应加以取缔”(14)。
        同时,张群又根据对等原则,提出中方认为最迫切的问题,要求日方“切实答复,迅予解决”:(一)取消塘沽、上海两停战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停止不法飞行;(四)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五)取消察绥伪军及匪类。当中方提出这些反要求后,川越等人颇觉意外。一向在对日交涉中总是妥协退让的国民政府,这次却态度强硬,令川越几近不知所措。恼怒之下,川越只好以蛮横的态度,坚决要求中方撤回提案,结果双方不欢而散,“谈判几濒破裂”。
        次日, 日第三舰队以水兵田港在上海遭狙击毙命一案为借口,派出陆战队越界在虹口、闸北一带构筑工事,布防放哨。由于日军大动干戈,上海形势顿呈紧张。当天,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所提之五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倭寇水兵在沪租界内又被击毙一名,倭必藉此更加一番恫吓,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乃未料及启衅之后,决无谈和之时,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15)流露出迫不得已时,将不惜一战的决心。当天,蒋介石还急电何应钦,认为日方“已具一逞决心”,因而要求南京、上海、武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虽然日方剑拔弩张,但毕竟尚未完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故日本政府仍训令川越继续与张群谈判,并令川越敦促中方请蒋介石早日返京,以便与蒋直接会谈。26日,日本陆、海、外三省联席会议决定:一、敦促蒋介石速回南京进行外交谈判;二、如蒋拖延回宁,则以最后通牒强求之;三、再若不肯,则采取实力手段。28日,日外相有田在东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宣称中国政府与国民党对近来发生之排日事件,“不能诿卸其责任,中国应对排日运动作更有力之控制”。并谓:“中国对各项问题之态度,已不容再如过去游移于暧昧之中,而中国现立于紧要之歧途,应决定与日本携手与否。”10月2日,日本首相广田、外相有田、海相永野、陆军省次官梅津在东京集议,商讨打开对华交涉僵局之策。同时,又派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驰赴南京,对川越茂传达新的训示:待蒋介石回宁后,川越即与蒋会谈,在蒋承认日方提案的根本要点(调整邦交、制止排日)后,再与张群协商细节问题。同一天,上海、南京21家报社联合发表《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一文,要求国人“局势无论如何特殊,吾人须一秉常道,处之以定,不摇于一时之感情,不慑于当前之事态,尽其所应尽之力,而整齐步骤,集中意志,以听命于整个之国策”。并表示:“此时应重视破裂,期待挽回,事至无可如何,惟有率四万万人,以卫国殉国于最后之一瞬”。4—6日,广州、汉口、重庆、开封等地报界相继著文响应。此时,由于上海局势紧张,谣诼繁兴, 日侨纷纷离境;各国军舰竞相驶沪,至16日,抵沪之外舰共达42艘,创下了黄浦江停泊外舰数量的历史最高纪录,中日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终于在10月8日,蒋介石接见了川越茂。蒋告诉川越:“就东亚大局着眼,两国国交之根本调整,在今日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对于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等,蒋表示遗憾,“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至于其他问题,蒋说仍由张群与川越会谈,并声明:“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临别时,蒋又向川越郑重表示:“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16)以此为契机,10月19日,张群、川越举行第四次会谈。会谈中,川越又重提共同防共和华北五省自治问题,张群立予拒绝,他说:“当兹中日间一切疑虑尚未冰释,彼此信用尚未恢复,而人民因仇日之故,倾向联俄容共之思想日见增高之时,如谈此项问题,必引起国民更大之疑惑,增加仇日情绪,徒使我政府运用外交政策感到困难,而于中日邦交之调整亦无益处,且徒增加问题,易使问题之复杂化。”(17)对成都、北海各案,张群表示将限期解决。21日,张群与川越作第五次会谈,双方对共同防共和华北特殊化等问题仍意见不一致。张群表示,华北五省特殊化为中国政府所不容;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必要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且“中国政府始终恃自力应付,毋庸外国之协助”(18)。这样,双方谈判仍无进展。
        10月22日,须磨弥吉郎奉川越之命,回国报告日中谈判情况。次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访有田外相,按南京训令,解释了中方不能接受共同防共、华北特殊化等要求的理由;并建议部分解决中日悬案。有田表示拒绝。须磨返回东京后, 日本外务省于24日召开会议,讨论对华方针。日军部则颇不耐烦,主张与华北地方当局谈判,无株守与南京政府谈判之必要。26日,张群、川越举行了第六次会谈,仍无进展。此时,绥远局势十分紧张,经过短暂的折冲准备,11月10日,张群、川越间开始了第七次会谈。 日方仍在共同防共问题上纠缠不已,川越甚至要挟说:“若中国连此问题亦不肯谈,则日本将发表中国业已答应变更国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之谈话内容。”张群马上表示,“即发表亦无不可”。并针锋相对地反击道:“若贵方发表,我方亦可将一切情形发表之。”最后,张群干脆表示:“想来想去,尚以勿谈为上策。”当日深夜,川越向东京发电报告谈判情况,不无感慨地承认:“中国态度强硬出于意外,对华北特殊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
        这时,绥远战云密布,中方认为,“在此种局势之下,进行商讨,无补实际,交涉遂无形停顿”(19)。直至12月3日,张群、川越方作了最后会谈。张群揭露和谴责了日方在绥远问题和刚刚发生的青岛事件中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他说:“关于绥远事件,据调查报告匪伪军中确有日本军人、 日本飞机及日本各种新式武器,此事并已获得确凿证据。”青岛日本纱厂发生工潮后,“日方突于二日将全部纱厂无故一律停闭,并于本日午前三时派海军陆战队七百余人登陆,全副武装,分途前往包围青岛市党部、铁路党部、胶济警务处等处,任意入室搜查各项重要文件,并捕去公务员多人”。张群指出:“此种不法行为,不独足以激动风潮,实属侵害我国主权。”遂提出三点要求:(一)撤退日本陆战队;(二)释放违法逮捕之人民;(三)返还陆战队强取之各种文件。川越在答应将此转达日本政府后,遂宣读了日方事前单方面起草的所谓《川越致张群备忘录》。张群当即表示,备忘录的内容“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不特有为我方向未谈及之记载,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漏甚多。其中更有贵大使从未提及之事项”。对这种“非友谊的态度,本部长万万不能接受”。然而川越却将备忘录“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国民政府外交部当即将备忘录退还日使馆,但次日须磨又把它送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对于这种卑劣伎俩,远在西安的蒋介石电令张群从速发表声明,公布与川越交涉经过,以正视听。12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此件既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12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正式公布了张群与川越交涉的经过,并指出:“深信一切问题,于中国不感威胁之空气中,可由正当途径,进行合理之解决。”至此,旨在调整中日邦交的张群川越会谈,以毫无结果而宣告结束。
        自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由软弱走向强硬,由妥协退让走向抵制反抗。在此背景下,一个肆意蹂躏他人的侵略者,与不甘屈服的受害者之间,奢谈什么调整关系、改善邦交,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一个要为刀俎,一个不愿作鱼肉,中日两国就这样在改善关系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场鱼死网破的大战,已是势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