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通过河北事件的交涉,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省党部和平津两市市党部、中央军第二师与第二十五师、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等撤离了平津地区。由此而形成的华北权力真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最初计划,以晋军的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和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来填补。正当华北局势急趋恶化,商、万等部在平津立足未稳之际,个别汉奸分子蠢蠢欲动,企图在日军势力的卵翼下,以武装叛乱的形式迅速夺取平津地带,为日寇分裂华北的阴谋效犬马之劳。
        白坚武等人策动的丰台暴乱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白坚武(1886—1937)系河北省交河县人,自1922年起,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政务科长、政务处长及参谋长等职。1926年,吴佩孚的军队被北伐军击溃后,白坚武东渡日本,很快堕落成汉奸。1933年,他在沈阳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正义社”,后蛰居于北平。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1935年,他纠集汉奸石友三、李瑞清等人,拼凑起“华北正义自治军”,自任总司令,以日本浪人樽崎一良为顾问,计划在北平掀起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所谓“华北国”。
        为达此目的,白坚武决定收买北平郊外的铁甲车大队的官兵。铁甲车队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热河战败张学良下野后,乃改隶属北平军分会。该大队下辖有六个中队,分别驻扎在南口、西直门、长辛店等北平四郊。其中第五和第六两中队驻于丰台,大队长曹耀章率大队部也常驻丰台。白坚武派人收买第五中队长沈理瑞与第六中队长段春泽。段本系石友三的旧部,故很快卖身投靠,被委任为“华北正义自治军”第二路总指挥。汉奸李瑞清又企图收买大队副邹立敬,但邹却耻为汉奸,一面故意虚与委蛇,一面迅速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随即转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随后,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等人,奉上峰密令,设计逮捕了在铁甲车队大肆活动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石友三一伙见事情败露,遂决定提前发动叛乱,欲乘北平守备空虚之机,采取城外突袭与城内汉奸配合的办法,里应外合一举抢占北平。在日军的纠合下,汉奸们作了具体分工,由白坚武坐镇天津统一指挥,并负责夺取平津地区。石友三则主要负责联络北平城郊及密云、平谷等处潜伏的叛军崔天化、贾少卿、周秀峰各部,届时请日本空军示威援助,各处与南郊丰台方面同时起事;并进一步联合伪军李守信,统率张东阁、石凌阁、朱礼门诸部,攻夺察哈尔省。大名、内黄一带的民团约三万人,作为援军,由白兆祥、杨荣斋指挥,以“华北正义自治军”第一路的名义伺机沿平汉线北进,攻取北平。上述计划,均在日本人的参与下制定完成。事后查明,白坚武不但受到伪满军政部顾问大迫通贞和日本浪人组织“北支青年同盟会”会长志村正三的收买、支持,而且还得到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默许。
        白坚武等人的计划不可谓不详细,但却因李瑞清突然被捕,起事仓促。在临发动的关头,白坚武在尚未通知日军的情况下,乃“独断专行”①,临时决定马上对北平下手。
        1935年6月27日晚,白坚武率六十余名匪徒,或穿便衣,或化装成日本人(内有部分日本人),于8时由天津登上北宁铁路第11次客车,前赴北平。11时许,火车停抵丰台车站时,这伙人手持短枪,匆匆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趁着旅客上下车拥挤吵嚷之际,他们快步闯入停在丰台车站的第六中队铁甲车内,与已经买通的中队长段春泽会面商洽,然后企图胁迫第五中队也一同参加叛乱。当时,铁甲车大队长曹耀章适因公赴北平未归,驻守丰台站的还有大队副官长刘崇基和第5中队长沈理瑞。这伙匪徒当即将刘、沈二人捆绑起来,派人“把守车站扬旗及电话局,一律缠‘正义自治军’臂章”。②且众口嚷嚷,要组织“华北国”,以白坚武担任正义自治军总司令等等。同时,他们又用电话向北平电报局传去通电一则,电告华北各省、市政府,各军、师、旅、团长,各法团,各报馆,北平各公使馆,天津各领事馆,各国驻屯军等,宣称:“自国民党专政,我华北受涂炭者八载于兹。言民则水深火热,言军则南优北酷。同一国籍之下,独陷我北方于奴隶不复之境。凡有血气,无不痛心。既开空前之国难,复启京津之外衅。若任逆党压迫,我华北袍泽,行将陆续摧残,同归于尽。积愤填膺,忍无可忍。兹经全军议决,公推白公坚武为正义自治军总司令。白公伟认硕略,必能抵抗国贼,消除逆党,外敦友邦之信义,内拯华北之沦胥。西林等首义之日,一切惟白公之命是从,誓不与逆党共戴一天。所望父老军民,同声响应,但使志愿得伸,北人复苏,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其有不明大义,不知亲仇,甘心附逆,与正义军为敌者,即行率我同志健儿,剪此凶顽,与国人共弃之。”③在通电的后面,署名的除白坚武的各路总指挥、各军、师长外,叛乱者亦将刘汝明、张自忠、沈理瑞等人列名其中,借以虚张声势。
        12时后,这伙匪徒胁迫第六中队士兵三百余人,乘第6号铁甲车向北平开进。在得到驻丰台铁甲车中队已“有异动”的报告后,曹耀章马上向上峰作了汇报。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获讯后,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北平全城紧急戒严;又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属下的第116师缪澂流部士兵用麻袋盛土,迅速封堵永定门一带城墙缺口,复命士兵与城内保安队员用砖石灰土等物填平铁轨,以防铁甲车冲入;在城内,则加强了对东交民巷一带的警戒力量。28日凌晨1时许,叛军开抵永定门,然缺口已堵,车队无法前进。车上的日本人见状即下令向城内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的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潜伏在东交民巷的便衣队出来接应。但是,被胁裹的许多士兵却不甘心从叛,他们偷偷卸掉了不少炮弹的引信,故“发射五炮,一弹空炸,四弹未炸,均未伤人”④。在四周军警密布,层层包围下,便衣队龟缩在东交民巷,竟不敢出动;城郊及各县的叛军,也由于北平地方当局警戒严密,无法响应; 日军为避免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又不能公然赤膊上阵。眼看着天将拂晓,叛匪无奈之下,便在东便门外城南缺口、东缺口一带往来三四次,“以图冲入城内”,结果遭到严阵以待的缪师官兵和保安队的协力痛击,其阴谋丝毫无法得逞。最后,城外叛军惟恐天亮后,大军蜂拥而至,不敢再事拖延,只好听从日本人的命令,退回黄村一带。
        天明后,城内缪澂流师一部先行出击,于9时收复了永定门车站,对残匪跟踪追剿。该部在驻西直门铁甲车队的配合下,与从廊坊临时驰援而来的缪师另一部夹击丰台。11时许,丰台方面的叛军被击溃,丰台车站宣告收复,同时收回了第5号铁甲车。残匪乘第6号铁甲车东窜,旋至黄土坡附近,纷纷弃车携带轻武器狼狈逃命,其一部分向白河以东窜入《塘沽协定》划定的“停战区域”内,另一部分逃至团河附近。留在丰台车站监视电话局的九名叛匪,全被捕获,交由北平驻军惩处。到正午时分,丰台各商号一律开门营业,“地方秩序甚佳,亦未有丝毫损失”⑤。由于发生了这一幕叛乱事件,北宁路交通曾断绝了半日,但到28下午,平津交通即恢复正常。《大公报》曾派记者乘车前往采访,该记者描述东便门南缺口一带,在当天下午已是“碧水一泓,芦苇随风起伏,风景绝佳,水鸭荡漾于护城河中,盖不知有若何严重事态在该处发生也”。永定门车站附近居民亦“不知事态真相”,故个个“态度从容,人心甚安”⑥。当天早晨8时许和下午5时多,先后有日本飞机三架曾到丰台一带低空侦察,“轧轧有声”,终因叛军迅速失败, 日机只有无可奈何地飞走。
        28日晨5时半,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曾急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张学良诸人,报告叛乱情况。何应钦接电后,认为白坚武等人“竟敢聚众图扰平市,危害民国”,罪不容赦。于是,他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名义,特电复冀察平津等省市及该境内驻军负责长官,要求他们严饬下属,对白氏“一体严缉,如有抓获者,赏洋两万元,击毙证明者赏洋一万元”⑦。各机关奉令后,对残匪密缉严惩。段春泽自退出丰台后,率三百余人由马驹桥窜向通县永乐店以南之北辛店,再折向东逃,由陈辛店过运河进入香河县小庄镇一带。香河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受了王树常的密令,便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头目,其余部下在团警的堵剿中,于29日夜全部被缴械,扣押在香河县政府中。段等三人被解往北平,经审讯后,旋被枪决。第五中队长沈理瑞本未直接参与叛乱,但因未能听令截击叛匪,遂被扣押。 日本顾问松井谦之及几名日本浪人也一同落网,后由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白坚武则因为一方面与石友三意见不合,另一方面起事前未能及时通知日方,个人独断专行,结果遭致失败,引起了日方的不满。当他逃回天津后, 日军在半保护半驱逐的心态下,于7月4日帮助他从塘沽乘轮船逃往大连。虽然他仍受到日方的庇护,但日方从此不准他再插手华北的分离工作,其部下统归石友三指挥。事件刚刚平息,立即就被查明,该事幕后有日本人的阴谋策动,且有相当数量的日本浪人直接参与其间。驻北平的各国外交使节就此对日军交相指摘, 日方颇感处置困难,不得已遂下令将“北支青年同盟会”解散,并命其会长志村正三归国。至此,丰台叛乱事件以其惨败的可耻结局宣告结束。
        在叛乱发生以后,北平军政当局认为城内驻军太少,防务空虚,深恐汉奸力量过大,不易对付。时在北平的宋哲元的心腹谋士萧振瀛立即抓住机会,利用自己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向军分会紧急建议,迅速抽调驻察哈尔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部驰援北平,增强防御力量。经鲍文樾同意后,萧振瀛立即用电话通知了张家口的第二十九军军部。6月28日下午5时,该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从张家口出发,以急行军的方式,于次日赶到北平,分驻城郊的西苑和南苑。此时,叛乱已告敉平。但是,正在为二十九军谋求出路的宋哲元却不愿该部退回察省,他让萧振瀛致电蒋介石,力陈二十九军不宜撤离北平。后因种种因素的制约, 日本军方和南京当局均默认或允准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地区。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二十九军军部乃由张家口迁至北平,其第三十七师全部和第三十八师大部都调驻平津与河北的各军事要地。于是,蒋、汪填补华北权力真空的原定安排,遂宣告落空。
        丰台事件以日方与汉奸势力的惨败而告终,但日方大规模的华北“自治”分离工作,却以此为开端,迅速拉开了帷幕。因长城抗战而声名赫赫的第二十九军因缘进驻平津,固然增强了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防御力量,然而,华北危局依然险象丛生。
        随后,“华北五省自治”的喧嚣恶浪,以惊石排空之势,愈演愈烈。很显然,一场新的巨大危机正在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