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围剿”红军
对红军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积极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1933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特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总指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21日,又决定撤消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蒋介石还命令川陕豫鄂湘赣粤闽八省总动员,清剿“赤匪”。
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做了较前更为充分的准备,制定了一套以“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为指导原则的新的计划方略。在政治上,蒋介石通过各种形式强化宣传,把宣传视为是“精神上的战争”,希望通过宣传,“增长军民普遍的敌忾心”,提高其精神战斗力。政治宣传的内容主要以主义、国策和反共为主,涉及到政治、社会、军纪等各方面。其中尤以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为最主要。蒋介石把共产党的存在说成是“大患”,强调“抗日必先剿共”,极力将妨碍抗日的罪责推给共产党,激起人民仇恨共产党的“敌忾心”,缓解和解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及其反蒋情绪,使其接受并支持“剿共”行动。与此同时,为“吸收民众”,摧毁中共“在民众中一切潜在势力”,蒋介石还把严密推行保甲制度视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加以实行。以“剿匪”省份为重点,扩大保甲制度的覆盖面,配合军事“围剿”。7月22日,南昌行营还制定了《“剿匪”区内实施教育方案》,规定教材须以“揭破‘赤匪’的错误和罪行”为标准,“施行保甲保卫侦探的训练和组织”。实施办法为“责成各该驻地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督办,由军训人员主持,师旅团服务人员辅助”,开办后“先宽而后严,先易而后难,先自动而后强迫”。此外,作为政略的内容之一,蒋介石还加强了对中央各根据地的封锁,以图达到切断根据地红军的物质、消息来源,以及严格限制封锁区、半封锁区内同情红军的民众以及商人的行动,造成红军“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1933年5月,南昌行营先后颁布各项封锁办法,主要有《封锁匪区办法》、《封锁匪区补充办法》、《封锁赣江丰万间水道办法》、《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江西省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封锁匪区监察员视察员服务规则》、《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江西省各县封锁管理所组织规则》、《匪区割禾办法》、《剿匪区内电料药品购运办法通令》、《规定封锁管理所分所用印通令》等等。10月5日,南昌行营重颁封锁“匪区”办法,规定:凡武器、装具、药品及其制造原料,粮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均在封锁之列;临近共区、半共区居民日用品须经保长统计按月购买;道路、河道设封锁管理所缉查,查获者半数充赏;凡与红军私相买卖通消息者枪毙。
在加强政治进攻的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做了重大变革,采取了新的军事原则,即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改变为“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力图缩小包围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此,蒋介石十分重视推行碉堡政策,在根据地周围大量构筑碉堡与公路网。碉堡分为四种:“普通碉堡,各城市村镇及交通要害筑之,以资防守抵御;桥头碉堡,用以保护桥梁;公路碉堡,用以保护公路;碉堡群区,凡交通要害及紧要地点,建筑多数碉堡,联为一群,势成犄角,使匪无有流窜。”到1934年1月底,仅江西省已筑成碉堡2 900座,“工程皆坚厚巩固”。①蒋介石还下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要求每个师在防区内筑路50公里,多者有奖。所修之路,只求暂时通车而应军事需要。为灌输战略战术新意图,“增进剿匪效能”,蒋介石于1933年7月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对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中下级军官进行训练。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蒋介石声称:“此次训练惟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在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作了《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宣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举办训练团, “其目的是要训练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训练团着重以“恢复国家的灵魂”和“恢复军人的灵魂”为要旨,加强固有道德,以“礼仪廉耻”、“忠考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不成功则成仁”等作为军人精神。蒋介石还要求全体学员“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训练团至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三期,调训军官7 500人,为大举进攻红军和根据地作了思想上、舆论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经过半年的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实行对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参加这次“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多达100万,并配有200架飞机。其中用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这次“围剿”,以消灭赣南红军主力及活动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红军为目的。“进剿”各部队兵力配置及部署分别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兼),刘兴为副;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兼),汤恩伯为副;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薛岳为副,共二十八个师,两个旅,一个税警总团,担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攻,其中第三路军是“围剿”军的主力,任务是在一、二路军的策应下,依托堡垒积极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三个旅,担任围攻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十四个师两个旅,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另四个保安团归北路军指挥,担任“围剿”闽浙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发展的任务;此外“进剿”部队还有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为钱大钧,辖五个师。直属空军五个队。总计陆军六十一个师七个旅一个团,空军五个队。
这时,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已达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军民斗志旺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继续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原则,打破国民党此次“围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不仅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对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在军事上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冒险主义口号。
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破坏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得胜利,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的分离作战,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困难的局面。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三个师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际,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28日,黎川失守。红军领导机关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立即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收复黎川,并要中央军进攻与牵制南城、南丰之敌,配合东方军的行动。10月6日至7日,国民党军第六师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回赣的东方军遭遇,被红军消灭四个团,被俘一千二百余人。由此惊动了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他们一齐向硝石夹攻,将红军击退,守住了阵地。此后双方为争夺黎川战略要地,又先后于10月22日在资溪桥,11月6日在南城洪门附近,11月11日在金溪、浒湾地区,11月14日在黎川连家源附近等处展开拉锯战,红军多失利,受严重损失,被迫撤出战斗。
1934年1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重新调整战斗序列,加大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力度。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军代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剿共”事宜,继续指挥第五次“围剿”,并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东路军下辖第二路军、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2月20日,蒋鼎文在厦门就东路军总司令职,并指挥所部由沙县、将乐进入泰宁、归化,向建宁进攻,由龙岩进攻代英、连城。同时在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将乐至永宁一带,构筑东线堡垒封锁线。2月27日,蒋鼎文等又由厦门赴广州,与陈济棠商定东、南两路“剿共”军事计划。双方决定,东、南两路军取一致态度,互相联络总攻苏区;东路以长汀为目标,南路以会昌为目标;两路军各分十个纵队前进。随后,蒋鼎文即决定将东路军总部由厦门迁往漳州,指挥所部第九、第十两个纵队向闽北推进,计划第一步进占龙岩。陈济棠在广州对南路军也作积极部署,确定与东路军联络及接济、运输等事,并于3月6日下令,以八个师的兵力总攻于都、兴国、广昌,限15日前调动完毕,先攻于都,然后分别南攻筠门岭和会昌,西攻瑞金。3月20日,陈济棠又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一)施行集团围剿办法“剿共”;(二)速布置赣南、赣东防务;(三)以两纵队攻筠门岭,克筠门岭、会昌后,以一纵队向于都、兴国推进;(四)限期完成各地防御工事;(五)令各部速将所在地之公路建成。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第五次“围剿”第二期总攻军事会议,东、西、南、北路军以豫鄂皖三省“剿共”军所属各将领均参加,决定以北路军陈诚部主攻广昌、宁都;东路军在北路军两个纵队的协助下,主攻建宁、连城、长汀;南路军主攻会昌、于都、筠门岭。4月1日,南昌行营在南昌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就东、北两路军协同进攻、会师赣南之计划,颁发该两路军推进方法及具体部署,规定:(一)北路军以三和五纵队4月攻取广昌,5月10日间向宁都推进,6月10日前占领宁都;(二)北路军第六、七两纵队4月底进占龙冈墟,5月底进占古龙冈;(三)第一路、第二十路、第二十六路及总预备队第五十三师等部,分别于5月中、下旬完成招携至新丰市之横缀碉堡线,并分期与南城、广昌纵缀碉堡线、富田沙溪碉堡线衔接;(四)东路军第四纵队5月20日前占领连城,6月进取长汀;(五)东路军第十纵队与第八纵队5月初占领建宁,5月20前进抵宁化,6月中旬向石城进攻;(六)东路军第八纵队协同第十纵队进攻宁化,5月中旬达建宁,下旬进攻宁化;(七)东路军第九纵队以第八十、五十二两师攻占永安,第八十师在5月5日前接替泰宁以东防务。
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同一天,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4月12日,占领筠门岭门户罗塘。18日,南路军两个师向筠门岭攻击前进,进抵黄沙附近,首先进攻澄江桥阵地,遭到红军第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及警卫师等部抵抗,伤亡甚重,无所进展。陈济棠立即命令派部队增援,并派飞机五架助阵,于次日将红军大部堡垒摧毁,占领澄江桥,红军二十二师等部撤向盘古隘。4月21日,南路军攻占筠门岭南段。接着陈济棠令部队准备继续进攻会昌、于都。
与此同时,北路军也加紧攻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根据南昌行营的推进方法及部署计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向广昌推进。第一阶段攻占甘竹及其附近地区;第二阶段攻占长生桥、饶家堡、高洲瑕一带;第三阶段攻占广昌及其附近。为执行此计划,命罗卓英指挥第五纵队为河西纵队,樊崧甫指挥第三纵队为河东纵队,分别沿盱江两岸并肩南下。14日,河西纵队在广昌北延福嶂、白叶堡击退红军后占领了甘竹,实现了进攻广昌的第一阶段目标。接着,北路军又在长生桥、饶家堡等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而顺利地在23日占领了火神岩高地,实现了进攻广昌的第二阶段目标。4月27日,陈诚开始实施其进攻广昌之第三期计划,以第五纵队罗卓英、第三纵队樊崧甫、第八纵队周浑元取扇形攻势向广昌进犯。尽管红军进行了奋力反击,给国民党北路军以重大的打击,但由于红军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本身伤亡也达四千多人,不得已于28日撤出广昌。
在南路军与北路军进攻同时,蒋鼎文指挥的东路军也十分活跃。4月26日,东路军总部在龙岩设行营。月底,蒋鼎文赴龙岩指挥,以便突破红军汀州、连城防线。5月上旬,东路军在北路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建宁,经过与红军激战,于16日进占建宁。至6月1日又占领连城。
7月上旬,国民党部队重新调整军事部署,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全面进攻。由第八纵队向兴国推进;由第六路军向古龙冈推进;由第五纵队向头陂至宁都间推进;由第三、十纵队向驿前以北地区推进;由东路军向宁化、长汀推进;由南路军向会昌推进。由于红军执行了分兵把口的错误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7月10日,第十纵队顺利地占领了赤水。21日,又占领了大寨垴。8月2日,国民党北路军发出了分三期南进石城的命令。第一期攻占驿前,第二期攻占小松,第三期攻占石城县城。5日至7日,陈诚指挥六个师在广昌贯桥、高虎垴与红军主力鏖战,遭到红军的奋力阻击,战况极为激烈。汤恩伯纵队四千余人被红军杀伤,但红军损失也十分严重,被迫撤出战斗。接着,北路军又在14日由贯桥向大岭格以北高地发动攻势,对驿前做试探性进攻,再次遭到红军15个团的抗击,国民党军队损失千余人。于是,南昌行营急忙发出电令,将守碉堡部队抽出参战。28日,在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掩护之下,向驿前要塞发动全面攻击。战至31日,红军虽然奋力拼搏,但终因失利而被迫放弃驿前,退守小松,在驿前南部一带加强防御工事,守卫石城。至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了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驿前失守后,红军由全线抵御开始转为战略退却。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的腹地推进。北路军为了侵占石城以北的战略要地小松,便在驿前至小松的大道上加紧修筑碉堡,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亲赴驿前临阵指挥。9月25日,北路军开始向小松发动进攻,先后攻占雄岭、钟子寨高地,接着冲破了红军设置的五道防线,月底占领了小松。10月3日又向石城发动攻击,在坝口、长乐一线与红军激战,得胜后于7日占领石城,实现了继攻占广昌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达到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的目的。
石城失守,瑞金告急。红军领导机关希望在内线打破“围剿”已没有可能了。于是,便决定向兴国东南秘密转移。但在10月10日,兴国以东之古龙冈被占领,14日,兴国县城失陷,致使瑞金的屏障全部丢失。南昌行营为加快合围步伐,并防止中央红军突围,于10月14日电令南路军陈济棠部严密封锁赣州、大庾、南雄一线;西路军何健部严密封锁汝城、郴州一线;北路军与东路军继续攻击瑞金、会昌、于都。北路军接令后,当即部署其作战计划,限一个月内攻取瑞金。
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均被国民党军队突破,西线与南线形势也更加危急,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的严峻状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0月21日,红军各部集中发起突围战役。八万多人在安远、信丰间与国民党南路军展开激战,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10月26日,北路军陈诚部进占宁都。11月1日,蒋鼎文东路军攻占长汀,接着10日又进占瑞金。19日,南昌行营以行战电令宣告赣南闽西军事“围剿”告一段落,所有从前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西南北及预备军等战斗序列,于11月20日取消。同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宣称对江西苏区红军的“围剿”告一段落。至此,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结束。
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做了较前更为充分的准备,制定了一套以“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为指导原则的新的计划方略。在政治上,蒋介石通过各种形式强化宣传,把宣传视为是“精神上的战争”,希望通过宣传,“增长军民普遍的敌忾心”,提高其精神战斗力。政治宣传的内容主要以主义、国策和反共为主,涉及到政治、社会、军纪等各方面。其中尤以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为最主要。蒋介石把共产党的存在说成是“大患”,强调“抗日必先剿共”,极力将妨碍抗日的罪责推给共产党,激起人民仇恨共产党的“敌忾心”,缓解和解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及其反蒋情绪,使其接受并支持“剿共”行动。与此同时,为“吸收民众”,摧毁中共“在民众中一切潜在势力”,蒋介石还把严密推行保甲制度视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加以实行。以“剿匪”省份为重点,扩大保甲制度的覆盖面,配合军事“围剿”。7月22日,南昌行营还制定了《“剿匪”区内实施教育方案》,规定教材须以“揭破‘赤匪’的错误和罪行”为标准,“施行保甲保卫侦探的训练和组织”。实施办法为“责成各该驻地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督办,由军训人员主持,师旅团服务人员辅助”,开办后“先宽而后严,先易而后难,先自动而后强迫”。此外,作为政略的内容之一,蒋介石还加强了对中央各根据地的封锁,以图达到切断根据地红军的物质、消息来源,以及严格限制封锁区、半封锁区内同情红军的民众以及商人的行动,造成红军“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1933年5月,南昌行营先后颁布各项封锁办法,主要有《封锁匪区办法》、《封锁匪区补充办法》、《封锁赣江丰万间水道办法》、《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江西省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封锁匪区监察员视察员服务规则》、《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江西省各县封锁管理所组织规则》、《匪区割禾办法》、《剿匪区内电料药品购运办法通令》、《规定封锁管理所分所用印通令》等等。10月5日,南昌行营重颁封锁“匪区”办法,规定:凡武器、装具、药品及其制造原料,粮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均在封锁之列;临近共区、半共区居民日用品须经保长统计按月购买;道路、河道设封锁管理所缉查,查获者半数充赏;凡与红军私相买卖通消息者枪毙。
在加强政治进攻的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做了重大变革,采取了新的军事原则,即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改变为“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力图缩小包围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此,蒋介石十分重视推行碉堡政策,在根据地周围大量构筑碉堡与公路网。碉堡分为四种:“普通碉堡,各城市村镇及交通要害筑之,以资防守抵御;桥头碉堡,用以保护桥梁;公路碉堡,用以保护公路;碉堡群区,凡交通要害及紧要地点,建筑多数碉堡,联为一群,势成犄角,使匪无有流窜。”到1934年1月底,仅江西省已筑成碉堡2 900座,“工程皆坚厚巩固”。①蒋介石还下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要求每个师在防区内筑路50公里,多者有奖。所修之路,只求暂时通车而应军事需要。为灌输战略战术新意图,“增进剿匪效能”,蒋介石于1933年7月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对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中下级军官进行训练。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蒋介石声称:“此次训练惟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在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作了《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宣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举办训练团, “其目的是要训练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训练团着重以“恢复国家的灵魂”和“恢复军人的灵魂”为要旨,加强固有道德,以“礼仪廉耻”、“忠考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不成功则成仁”等作为军人精神。蒋介石还要求全体学员“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训练团至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三期,调训军官7 500人,为大举进攻红军和根据地作了思想上、舆论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经过半年的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实行对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参加这次“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多达100万,并配有200架飞机。其中用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这次“围剿”,以消灭赣南红军主力及活动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红军为目的。“进剿”各部队兵力配置及部署分别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兼),刘兴为副;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兼),汤恩伯为副;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薛岳为副,共二十八个师,两个旅,一个税警总团,担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攻,其中第三路军是“围剿”军的主力,任务是在一、二路军的策应下,依托堡垒积极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三个旅,担任围攻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十四个师两个旅,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另四个保安团归北路军指挥,担任“围剿”闽浙赣根据地和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发展的任务;此外“进剿”部队还有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为钱大钧,辖五个师。直属空军五个队。总计陆军六十一个师七个旅一个团,空军五个队。
这时,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已达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军民斗志旺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继续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原则,打破国民党此次“围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不仅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对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在军事上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冒险主义口号。
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破坏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得胜利,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的分离作战,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困难的局面。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三个师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际,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28日,黎川失守。红军领导机关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立即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收复黎川,并要中央军进攻与牵制南城、南丰之敌,配合东方军的行动。10月6日至7日,国民党军第六师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回赣的东方军遭遇,被红军消灭四个团,被俘一千二百余人。由此惊动了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他们一齐向硝石夹攻,将红军击退,守住了阵地。此后双方为争夺黎川战略要地,又先后于10月22日在资溪桥,11月6日在南城洪门附近,11月11日在金溪、浒湾地区,11月14日在黎川连家源附近等处展开拉锯战,红军多失利,受严重损失,被迫撤出战斗。
1934年1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重新调整战斗序列,加大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力度。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军代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剿共”事宜,继续指挥第五次“围剿”,并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东路军下辖第二路军、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2月20日,蒋鼎文在厦门就东路军总司令职,并指挥所部由沙县、将乐进入泰宁、归化,向建宁进攻,由龙岩进攻代英、连城。同时在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将乐至永宁一带,构筑东线堡垒封锁线。2月27日,蒋鼎文等又由厦门赴广州,与陈济棠商定东、南两路“剿共”军事计划。双方决定,东、南两路军取一致态度,互相联络总攻苏区;东路以长汀为目标,南路以会昌为目标;两路军各分十个纵队前进。随后,蒋鼎文即决定将东路军总部由厦门迁往漳州,指挥所部第九、第十两个纵队向闽北推进,计划第一步进占龙岩。陈济棠在广州对南路军也作积极部署,确定与东路军联络及接济、运输等事,并于3月6日下令,以八个师的兵力总攻于都、兴国、广昌,限15日前调动完毕,先攻于都,然后分别南攻筠门岭和会昌,西攻瑞金。3月20日,陈济棠又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一)施行集团围剿办法“剿共”;(二)速布置赣南、赣东防务;(三)以两纵队攻筠门岭,克筠门岭、会昌后,以一纵队向于都、兴国推进;(四)限期完成各地防御工事;(五)令各部速将所在地之公路建成。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第五次“围剿”第二期总攻军事会议,东、西、南、北路军以豫鄂皖三省“剿共”军所属各将领均参加,决定以北路军陈诚部主攻广昌、宁都;东路军在北路军两个纵队的协助下,主攻建宁、连城、长汀;南路军主攻会昌、于都、筠门岭。4月1日,南昌行营在南昌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就东、北两路军协同进攻、会师赣南之计划,颁发该两路军推进方法及具体部署,规定:(一)北路军以三和五纵队4月攻取广昌,5月10日间向宁都推进,6月10日前占领宁都;(二)北路军第六、七两纵队4月底进占龙冈墟,5月底进占古龙冈;(三)第一路、第二十路、第二十六路及总预备队第五十三师等部,分别于5月中、下旬完成招携至新丰市之横缀碉堡线,并分期与南城、广昌纵缀碉堡线、富田沙溪碉堡线衔接;(四)东路军第四纵队5月20日前占领连城,6月进取长汀;(五)东路军第十纵队与第八纵队5月初占领建宁,5月20前进抵宁化,6月中旬向石城进攻;(六)东路军第八纵队协同第十纵队进攻宁化,5月中旬达建宁,下旬进攻宁化;(七)东路军第九纵队以第八十、五十二两师攻占永安,第八十师在5月5日前接替泰宁以东防务。
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同一天,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4月12日,占领筠门岭门户罗塘。18日,南路军两个师向筠门岭攻击前进,进抵黄沙附近,首先进攻澄江桥阵地,遭到红军第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及警卫师等部抵抗,伤亡甚重,无所进展。陈济棠立即命令派部队增援,并派飞机五架助阵,于次日将红军大部堡垒摧毁,占领澄江桥,红军二十二师等部撤向盘古隘。4月21日,南路军攻占筠门岭南段。接着陈济棠令部队准备继续进攻会昌、于都。
与此同时,北路军也加紧攻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根据南昌行营的推进方法及部署计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向广昌推进。第一阶段攻占甘竹及其附近地区;第二阶段攻占长生桥、饶家堡、高洲瑕一带;第三阶段攻占广昌及其附近。为执行此计划,命罗卓英指挥第五纵队为河西纵队,樊崧甫指挥第三纵队为河东纵队,分别沿盱江两岸并肩南下。14日,河西纵队在广昌北延福嶂、白叶堡击退红军后占领了甘竹,实现了进攻广昌的第一阶段目标。接着,北路军又在长生桥、饶家堡等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而顺利地在23日占领了火神岩高地,实现了进攻广昌的第二阶段目标。4月27日,陈诚开始实施其进攻广昌之第三期计划,以第五纵队罗卓英、第三纵队樊崧甫、第八纵队周浑元取扇形攻势向广昌进犯。尽管红军进行了奋力反击,给国民党北路军以重大的打击,但由于红军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本身伤亡也达四千多人,不得已于28日撤出广昌。
在南路军与北路军进攻同时,蒋鼎文指挥的东路军也十分活跃。4月26日,东路军总部在龙岩设行营。月底,蒋鼎文赴龙岩指挥,以便突破红军汀州、连城防线。5月上旬,东路军在北路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建宁,经过与红军激战,于16日进占建宁。至6月1日又占领连城。
7月上旬,国民党部队重新调整军事部署,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全面进攻。由第八纵队向兴国推进;由第六路军向古龙冈推进;由第五纵队向头陂至宁都间推进;由第三、十纵队向驿前以北地区推进;由东路军向宁化、长汀推进;由南路军向会昌推进。由于红军执行了分兵把口的错误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7月10日,第十纵队顺利地占领了赤水。21日,又占领了大寨垴。8月2日,国民党北路军发出了分三期南进石城的命令。第一期攻占驿前,第二期攻占小松,第三期攻占石城县城。5日至7日,陈诚指挥六个师在广昌贯桥、高虎垴与红军主力鏖战,遭到红军的奋力阻击,战况极为激烈。汤恩伯纵队四千余人被红军杀伤,但红军损失也十分严重,被迫撤出战斗。接着,北路军又在14日由贯桥向大岭格以北高地发动攻势,对驿前做试探性进攻,再次遭到红军15个团的抗击,国民党军队损失千余人。于是,南昌行营急忙发出电令,将守碉堡部队抽出参战。28日,在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掩护之下,向驿前要塞发动全面攻击。战至31日,红军虽然奋力拼搏,但终因失利而被迫放弃驿前,退守小松,在驿前南部一带加强防御工事,守卫石城。至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了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驿前失守后,红军由全线抵御开始转为战略退却。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的腹地推进。北路军为了侵占石城以北的战略要地小松,便在驿前至小松的大道上加紧修筑碉堡,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亲赴驿前临阵指挥。9月25日,北路军开始向小松发动进攻,先后攻占雄岭、钟子寨高地,接着冲破了红军设置的五道防线,月底占领了小松。10月3日又向石城发动攻击,在坝口、长乐一线与红军激战,得胜后于7日占领石城,实现了继攻占广昌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达到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的目的。
石城失守,瑞金告急。红军领导机关希望在内线打破“围剿”已没有可能了。于是,便决定向兴国东南秘密转移。但在10月10日,兴国以东之古龙冈被占领,14日,兴国县城失陷,致使瑞金的屏障全部丢失。南昌行营为加快合围步伐,并防止中央红军突围,于10月14日电令南路军陈济棠部严密封锁赣州、大庾、南雄一线;西路军何健部严密封锁汝城、郴州一线;北路军与东路军继续攻击瑞金、会昌、于都。北路军接令后,当即部署其作战计划,限一个月内攻取瑞金。
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均被国民党军队突破,西线与南线形势也更加危急,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的严峻状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0月21日,红军各部集中发起突围战役。八万多人在安远、信丰间与国民党南路军展开激战,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10月26日,北路军陈诚部进占宁都。11月1日,蒋鼎文东路军攻占长汀,接着10日又进占瑞金。19日,南昌行营以行战电令宣告赣南闽西军事“围剿”告一段落,所有从前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东西南北及预备军等战斗序列,于11月20日取消。同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宣称对江西苏区红军的“围剿”告一段落。至此,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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