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 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了，则巳私识矣。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序。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 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序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长短，划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颂。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本文是苏轼为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的文集所写的一篇序言。“叙”即“序”，指序文，是写在一部书或一篇诗文前边的文字，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的正式出现大约是在汉代，如司马迁的《史记》有《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有《叙传》等。初期的序文在位置上一般置于全书之后，只有单篇文章，作品的序文是放在前边的，如班固的《两都赋》序等。在内容上，除了讲该书的写作缘由和经过外，还包括全书的目录和提要，如《太史公自序》。这类序文一般是以记叙为主，为后世研究作者生平思想和全书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另一类序文是以议论为主，作者通过作序，来表述自己的社会观点和历史观点，如刘向的《战国策序》，与以记叙性质为主的序文不同。而这两种性质的序文，都为后世所继承，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的是以记叙为主，间有议论;有的是以议论为主，间有记叙，而许多为后世所称赏的优秀序文，又往往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因而成为文学史上散文作品的名篇。苏轼的这篇《范文正公文集》叙，就是这样的作品。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 (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 (今江苏省吴县) 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 进士。曾领兵守边多年，抵御西夏的入侵。仁宗庆历三年 (1043)，任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新政，兴修水利，《宋史》本传讲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后为夏竦等中伤，罢政，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后在赴颍州途中病死。他工于诗文，《岳阳楼记》就是他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广为后人所传颂。他卒谥文正，因称范文正公。

全文共分五个自然段。作品的前两个自然段。主要是以记叙为主，逐层深入细致地交待了作者由孩童时代听到范仲淹的大名而生仰慕之情，以及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的经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范仲淹无限敬仰、崇拜的心情。第一自然段，写作者初知范仲淹之名，时间是庆历三年(1043)。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后借以指人的童年时代。庆历三年，苏轼12岁，他在乡校从乡先生那里看到了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从而知道了“韩、范、富、欧阳”当时威望很高的四个人的大名。石守道即石介 (1005-1045)，字守道，也是当时文坛、政坛上的知名人物，人称“徂徕先生”，他作过《庆历圣德诗》颂扬当朝的杰出人物。这里作者由他所看到的是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已暗示了对范仲淹等杰出人物的推崇。但作者此时并没有突出地把范仲淹一人提出来，而是把他和“韩、富、欧阳”一起提出，从而进一步衬托出范仲淹是象其他三人一样的人物，韩，指韩琦; 富，指富弼; 欧，指欧阳修; 他们都是当时政坛、文坛上的元老宿儒，和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在这一自然段中，乡先生和童子 (苏轼) 对话的描写，非常生动、细致，也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心理状态。开始乡先生是以一种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来回答童子 (苏轼) 的问话的：“童子何用知之?”但当他听到苏轼不同凡响的反问以后，立刻改变了态度，“尽以告之”。而“童子”则开始是在一旁“窃观”，一个“窃”字，把儿童那种既具有好奇心，又有点胆怯的神态生动地刻划了出来。当他听到“童子何用知之?”的回答后，又大胆地反问：“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 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儿童的聪颖机敏。两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第二自然段，作者仍用记叙的手法，描写在范仲淹去世后，作者因至京师举进士，得以结识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位名流。之后又结识了范仲淹的三个儿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仲、叔、季，指排行第二、第三、第四。尧夫、彝叟、德孺，分别是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的字。他们拜托苏轼为范仲淹的遗稿写序，这样就顺便交待了写这篇序的因由。这一段比上一段更进了一层，更突出了对范仲淹的仰慕之情，从上一段初闻“韩、范、富、欧阳”四人的大名，到这一段得见韩、富、欧阳，而唯独不见范仲淹，一句“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就更增强了苏轼对范仲淹的仰慕与不得一见的遗憾。此段记叙清晰、流畅，以时间为顺序，层层推进，而又非常自然。

接下去两个自然段，主要是以议论为主。首先，赞美范仲淹的功德，感叹自己无缘结识范公。而今为范公的文集作序，是已久的愿望。接着，以伊尹，太公(姜太公)、管仲、乐毅、淮阴侯(韩信)、诸葛亮等历史上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杰出人物作比，说明范仲淹也象他们一样，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辅佐君主建功立业的人物。其论述有略有详，前边伊尹、太公、管仲、乐毅是略论，而对淮阴侯和诸葛亮却论述得比较详细，但都说明他们是靠自己的才能而不是靠后天所学或侥幸成功的，其旨在颂扬范文正公。

最后一段，是记叙和议论相间，说明了《范文正公文集》的内容，卷数，诗赋文的数目，然后评论范仲淹的诗文。他认为范仲淹诗文的大旨，全归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并引孔子的两段话，说明范仲淹是一个有圣德之人。我们知道，苏轼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他关心国家的治乱，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对当时推行庆历新政的韩、范、富、欧阳等政治家与文坛上的元老宿儒非常崇敬，有追慕之心。他在文艺理论上，也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这里他讲“……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也就是说创作必须基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毛诗序》中有“发乎情，止于礼义”观点，苏轼的观点，等于是对《毛诗序》观点的发挥，即“发于情，止于忠孝”。这就是他受儒家政教影响的结果。

整个文章结构严谨，叙事详明，语言简练生动，笔端饱含感情。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如“如饥渴之于饮食”，“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等，都非常贴切，使要表达的意思更加形象、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