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居士集》叙》原文|赏析|鉴赏

2019-06-05 可可诗词网-名篇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苏轼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 自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 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余人乎?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乎,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

苏轼和欧阳修是忘年之交。没有欧阳修的提携、很难想象后来的苏轼将是什么样子。欧阳修在颍州病逝后,苏轼曾作《祭欧阳文忠公文》,哭于欧阳公旧友孤山僧惠勤的僧舍。此后苏轼不断为欧阳公文章作叙写跋,追忆这位前辈的德业文望。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州,从欧阳棐(欧阳修子)那里得欧阳修诗文七百六十六篇,并为其文写了这篇叙言。在这篇叙言里,苏轼从儒家道统论出发,着重说明孔孟思想的历史作用,批判了杨墨、申商、韩非之学,特别指出孟子可以配禹之功。苏轼又指出韩愈接续孟子,而欧阳修接续韩愈,在北宋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的后半部分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做了综合性的评价。

《〈居士集〉叙》的某些提法在当时已经盛行,经苏轼之文而传诸后世。如:“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固在执事之门矣。”这些提法无疑是正确的。苏轼又指出:“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意在说明欧阳修文学的师承渊源,除“诗赋似李白”稍值商榷,其他都较准确地概括了欧阳修文风的突出特色,成为文学史上一向公认的定评。苏轼还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宋初文格卑弱,曾有不少人倡导革新,但直到欧阳修才形成高潮,文风大变,这倒不是“非天其孰能使之”的神力之助,而是作家的文学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客现要求的必然产物。虽然苏轼没有看清这一点,但他结合北宋的现实情况,从道德文章和奖掖后学两方面,肯定了欧阳修的历史功绩,所论还是客观公正的。

《〈居士集〉叙》是一篇论说体散文,它的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采用博古通今、探源寻流的论证方法,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从先秦孔孟,到唐宋韩欧、逐层地展开论述。其取譬也丰,其述意甚曲,行文于九曲回肠后亮出雄丽富赡的本色。古人说的“苏如潮”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一,气势壮阔;第二,涨落有致。

“夫言有大而非夸”,是本文反复申说的论点。实际上,苏轼对欧阳修的一系列评估,就是“言有大而非夸”,但他宕去得很远,先从孔子的“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和孟子的“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开始证明。又生发出两条论证的线索:“达者信之”,当是东坡自诩;“众人疑焉”,构成开阖文意的枢扭。于是,“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这是“疑”的反诘。接着,从正面驳难“疑”,“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俱,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用了两个论据,带出“疑“的“不知”之谬。旋即转向反面,”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这是“疑”“言有大而非夸”的恶果,达者能不信之? 行文犹如峰峦起伏,扬孔孟、抑杨、墨、申、商、韩非之学的立意,于波折中溢出。然而,以先秦诸子为论据证明“言有大而非夸”似乎还不够丰富圆满,于是又牵出“秦以是丧天下”,按照时间顺序往下宕。有力的证据是“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姑且不论苏轼历史观的偏颇之处,仅就作文而言,得出“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的结论,再次强调孟子之功可以配禹,从而彻底击倒“疑”的反诘,回到“信”的出发点,“言有大而非夸”便站稳了脚跟。苏轼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只要意犹未尽,笔势就如同潮水一般继续朝前推进。“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前面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评论,在这里置一假设,多一道弯,立论又深化一层。然后从冷处横插妙笔:“使扬、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原来诛申、商、韩非之陋,讨胜、广、刘、项之祸,都是把网撒出去,用来捉“虽以孟子配禹可也”这条大鱼。要想甜,加点盐,欲擒故纵,“言有大而非夸”的论点终于呈现出鲜亮的七彩。文章到此可以休止了吗? 非也。苏轼又援引司马迁的一段“太史公曰”,说明“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不免者,况余人乎”的道理,把“众人疑焉”这条线索解消了。照顾前情,论证周密。

既然是博古通今、探源寻流,“言有大而非夸”的话还要继续说下去。于是,以“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为论据,略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的悲剧。“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更是连论据都没有的略写。笔墨精练,剪裁得法。《文心雕龙·征圣》篇云:“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 抑引随时,变通会适。”苏轼深得要领。接下来书归正传,“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文章也从论辩转为说明。表彰了欧阳修“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的伟岸,“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德望; 又陈述宋兴七十年的文弊和欧阳修“救时行道”的历史功绩。条陈细密畅达,客观中理,仍不失“言有大而非夸”的宗旨。由于《<居士集>叙》是一篇给死者的文章德业作总结的文字,为了避免溢美之嫌,作者才以“言有大而非夸”为文眼,排惑解难;又由于死者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以及延续过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只有博古通今,探源寻流,才能把问题讲透彻。苏轼作文以胸有成竹著称于世,每篇文章的写法都有意顺乎其内在机制的要求,所谓大匠运斤,斧凿无痕,这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而论辩适于辟理,说明宜于陈事,这些苏轼都挥洒自如,恰到好处。此外,苏文的气势壮阔,和善于使用文脉贯通、富有排比意味的语言有关。如:“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又如:“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读来觉得如江潮奔涌。

文章后半部分所说:“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反映出苏轼对元丰年间王安石推行《三经新义》和《字说》的抵牾。尊欧抑王也是苏轼儒家道统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