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权白孟德足下。辱书开示祸福，使之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书辞勤款，若出至诚，虽三尺童子，亦晓然知利害所在矣。然仆怀固陋，敢略布。

昔田横，齐之遗虏，汉高祖释郦生之憾，遣使海岛，谓横来大者王，小者侯，犹能以刀自刭，不肯以身辱于刘氏。韩氏以全齐之地，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体之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藉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与其受韩信之诛，岂若死田横之节也哉。

仆先将军被虏，遭汉陵夷，董卓僭乱，焚烧宗宙，发掘陵寝，故依袁术以举义师，所指城邑响应，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厌。不幸此志未遂，而无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驰驱锋镝，周旋江汉，岂有他哉? 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毕先将军之志耳。不意袁术亦僭位号，污辱义师，又闻诸君各盗名字，伯符提偏师，进无所归，退无所守，故资江东为之业耳，不幸有荆轲、舞阳之变。不以权不肖，使统部曲，以卒先臣之志。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权先世以德显于吴，权若效诸君有非常之志，纵不蒙显戮，岂不坠其家声耶?

汉自桓、灵以来，上失其道，政出多门，宦官之乱才息，董卓之祸复兴，催、汜未诛，袁、刘割据，天下所恃，惟权与公及刘备三人耳。比闻卓已鲸鲵，天子反正，仆意公当扫除余孽，同奖王室，上助天子，与宗庙社稷之灵，退守藩国，无失春秋朝觐之节。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挟天子，以令天下，妄引历数，阴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仆与公有婚姻之旧，加之同好相求，然自闻求九锡，纳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刘备之兵虽少，然仆观其为人，雄材大略，宽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驭人，有汉高祖之余风，辅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义不替曩昔，仆以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仆之有张昭，正如备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国中文武之事，尽以委之，而见教杀昭与备，仆岂病狂也哉。古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仆与刘备，实有唇齿相须之势。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吴、蜀皆存也。今使仆取蜀，是吴不得独存也。蜀亡，吴亦随之矣。昔以垂棘屈产，假道于虞以伐虢，夫灭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祸。足下意何以异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择所安。孟德视仆，岂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与公共起艰危，一旦劝公让九锡，意便憾，使卒忧死。矧仆与公有赤壁之隙，虽复尽释前憾，然岂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归朝，一匹夫耳，何能为哉。纵公不见害，交锋两阵之间，所杀过当，今其父兄子弟，实在公侧，怨仇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数窘汉王，及即位，犹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记人之过，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锡，其肯赦仆于赤璧乎?孔文举与杨德祖，海内奇士，足下杀之如皂隶，岂复有爱于权!无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东，岂容复悔耶?甘言重布，幸勿复再。

题目很有趣：《拟孙权答曹操书》。显然是一篇游戏文字。游戏文字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可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这篇游戏文字就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作者用极认真的态度写成的。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写《拟孙权答曹操书》，却不写《拟刘备答曹操书》。在我们这些从小听惯了三国故事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三国鼎立，蜀汉与曹魏之争是主线，刘备集团是主角，东吴是陪衬，是配角。洋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只有牵连八回的赤壁之战，让东吴唱了主角。即便如此，罗贯中还是处处让孔明压倒周瑜，使读者获得“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感觉。而现在苏轼却忽发奇想，替孙权作起秘书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二点是，这封信中塑造的孙权形象，比《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都要高大得多。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所谓“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自然是贬语，而所谓“屈身忍辱”、“句践之奇”，也是褒中有贬。《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始终不很鲜明。其清晰程度远不如周瑜、鲁肃、更不必说曹操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了。

我们翻开《文选》，立郎就找到了初步的解释，原来这里收了一篇阮瑀为曹操写的，给孙权的信。对照内容，不难看出，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就是《文选》中这封信的“回信”。可是，仅仅这点根据还不能使我们满足。仔细想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关于三国的历史知识则主要来自宋元话本中的“说三分”、元代的三国戏、明代的《三国演义》。其中又以《三国演义》影响最大。然而，苏轼生当三国故事，三国人物形象尚未定型的北宋时期，他之选择孙权作为要表现的主角是毫不奇怪的。

纵观苏轼的文集，可以发现，苏轼对东吴集团颇有好感。他的传世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把周瑜写得多有光彩：“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淡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种儒将气派，大将风度。面对强敌，从容不迫，潇洒自如，指挥若定。苏轼在《魏武帝论》中，说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说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而于孙权，则独许他“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正因为北宋时期，三国故事、三国人物形象尚未定型，这才使苏轼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孙权作为表现的主角，并且塑造了一个义正辞严、明智刚毅的孙权形象。

全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介绍曹操来信的大意。所谓“开示祸福”，说穿了，就是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曹信还进一步提出了让孙权“内杀子布，外擒刘备以自效”的苛刻要求。苏轼又用田横宁死不辱于刘氏、韩信“束手于汉，而不能死于牖下”为对比，总结出英雄豪杰之士“世乱则借以剪伐、承平则理必猜疑”的观点。这是孙权拒降的主要根据，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写得很明确，又很委婉。

第二个层次，从光荣的家世谈起，表明自已不能“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的态度。这是对中心论点的补充。字里行间，透露出苏轼对东吴集团的同情与欣赏。

第三个层次，从汉末大乱说到曹操的野心。说明蜀汉，东吴唇亡齿寒的道理，揭露曹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阴谋。严辞拒绝曹操的无理要求。

第四个层次，用荀之死，证实曹操的“记人之过，忘人之功”，用孔融、杨修之死，暴露曹操的不能容纳人才，说明归顺曹操的后果是如何地不堪设想。对第一个层次提出的中心论点作了具体的论证。

三国之中，曹魏的力量最强，正如苏轼的《魏武帝论》中所说，孙权、刘备“又以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所以，这是一封弱者向强者抗争的信。这种信非常难写。难就难在分寸不好掌握，用词遣句要恰如其分。既不能低眉顺眼、卑躬屈膝，示弱于人，又不能锋芒毕露、无谓地去刺激对方。苏轼对这一点把得十分自如。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全文四个层次，只有第三个层次直接指责了曹操。即便是这种指责，也说得十分委婉。“求九锡”、“欺孤之志”，是最严重的指责了。但苏轼却用“昔笑王莽之愚，今窃叹足下蹈覆车也”，“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这样轻轻的惋惜一带而过。文中大篇的文字都用来讲孙权家世、讲归顺的可能后果。拒降的理由摆得很充分，态度毫不含糊，但又并不显得咄咄逼人。

将《文选》上曹操给孙权的信(阮瑀作)与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比较一下，我们便会有趣地发现两个不同时代文风的巨大差异。虽然，论才华、论学向，阮瑀均无法与苏轼相比。可是，才华学问的悬殊对比并不影响他们所反映的时代文风的比较。在汉赋的影响下，汉代的散文在向骈文的方向发展，讲究对偶，用典，丽辞。东汉末年，这个趋势已很明显。不但文学作品，连一般的应用文。也受了影响。阮瑀的这封信，写的是军国大事，是十分严肃的，可是，阮瑀却在信中大用对偶、典故，语言也力求华丽。当时的文风，由此可见一般。苏轼生当北宋，以他为代表的宋代作家继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创立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比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散文风格。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虽然它带有游戏的性质，然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宋代散文的风格是十分适合于议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