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孔北海与曹公论盛孝章云：“孝章，实丈夫之雄者也，游谈之士，依以成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读至此，未尝不废书太息也曰：嗟乎!英伟奇逸之士，不容于世俗也久矣。虽然，自今观之，孔北海、盛孝章犹在世，而向之讥评者，与草木同腐久矣。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三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少游之弟少章，复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论议日新，若将施于用者，欲归省其亲，且不忍去。呜呼! 子行矣。归而求诸兄，吾何加焉! 作《太息》一篇，以饯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

《太息送秦少章》是苏轼为友人所写的一篇赠序。太息，即叹息。秦少章名觌，字少章，扬州高邮 (今江苏省高邮县) 人，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秦观 (即秦少游) 之弟。唐、宋时兴在亲朋好友出行之前，写篇文章作为临别赠言，为之送行，是为赠序，其内容多为劝勉之辞，但古人也常常借此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本文虽是苏东坡为朋友秦少章所写的临别赠言，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散文。作者在这里勉励后学要豁达开朗，不要计较别人的毁誉，并对当时社会上那种文士互相倾轧，任意讥讪、毁谤别人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文章由汉代大儒孔融的文章《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写起。盛孝章，名宪，字孝章，三国时吴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人，原为吴郡 (今浙江省吴县) 太守，后为孙权所杀。孔融，字文举，鲁国 (今山东省曲阜一带) 人，曾任青州北海郡 (今山东省寿光县) 相，故人称“孔北海”，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被冠为“建安七子”之首。兴平二年 (195)，孙策率军东渡，平定吴、会稽等五郡，将盛孝章囚禁。孔融与盛交情甚笃，因此写了《论盛孝章书》给曹操，文章引经据典，从人情常理到爱惜人才的角度反复论证，力陈利害，激劝曹操致书东吴，营救盛孝章。但曹操还未来得及发信，孙权已将盛孝章杀害。这封信文辞整饬，气势充沛，是一篇很有名的议论文，一直流传至今。孔融在这封信中高度评价盛孝章，认为“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游谈之士，依以成声”，然而“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孔北海称赞盛孝章是当时杰出的英雄，受到天下的赞赏和感叹，文人士子都要仰仗他的名气为自己扬名。但是后世的轻狂少年，却“喜谤前辈”，随意讽刺、抵毁盛孝章。东坡每读至此，常不禁掩卷叹息，感叹世风不占，象盛孝章这样的“英伟奇逸之士”却不为社会上的平庸之辈所容。可见这种世不容士之风由来已久。然而人的价值并不由一时之荣辱而定。孔北海、盛孝章这样的“英伟奇逸之士”永为后世传颂，而那些讥讽、抨击他们的凡夫俗子却早已化为粪土。苏轼在这里明确表示出他对孔北海、盛孝章这样的超群之才的景仰崇敬以及对那些“喜谤前辈”的庸人们的极端鄙视。

接着，文章由汉代转到了当世，写到了北宋一代文豪欧阳修。嘉祐二年 (1057) 二月，苏轼、苏辙兄弟一同进京考试礼部进士，时逢欧阳修主考。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虽尚不成熟，但语言平易晓畅，一反当时浮艳文风，使人读之耳目一新，受到欧阳修的激赏。欧阳修恐怕此文是自己门人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轼这篇文章定为第二名。当年苏轼、苏辙、曾巩同科中举，被传为一时佳话。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不仅积极推行文体革新，提倡平实文风，提倡古文，反对“时文”，而且身体力行，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领导古文运动的深入。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分主持礼部考试时，他明文规定“时文”一律不取。他的改革科举考试的大胆尝试在当时“士以剽裂为文”的文坛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欧阳修本人也因此受到当时一些士子的围攻。一次欧阳修上朝途中，遭到一群落选举子的围攻辱骂。当时毁谤欧阳永叔公的人很多，但是不久便烟消云散，“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而欧阳永叔公的美名却千古流传，留芳百世。苏轼认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文学成就，在文坛享有盛名，与欧阳修当年的提携是分不开的。因此他说：“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字里行间充满对恩师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

苏轼由欧阳文忠公又说到了他自己的学生。张文潜，名耒，字文潜，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北宋诗人。苏轼认为其文与苏辙相以，”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张耒诗歌成就最高，胡应麟《诗薮》称其诗“闲淡平整，时近唐人。”秦少游即秦观，诗文俱佳，尤以词工。张、秦二人与黄庭坚、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曾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知之。”苏轼认为他这两个学生都是“士之超逸绝尘者”，然而亦不免受到讪谤。苏轼针对有真才实学的高逸超群之士常常遭受毁谤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意思是说：真正有学识，品行高尚的贤人能士好比纯金美玉，其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自有公论，不以某些个人的好恶而定。因此，那些以讥讽、毁谤他人为能事的俗子实在是徒费口舌，枉费心机。苏轼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

文章最后才将笔墨拉到了秦少章身上。秦少游之弟秦少章。曾同苏轼交了朋友。他少年好学，交往不足一年，便学问大长，“议论日新”。苏轼认为少章很有前途，愿意同他交往。然而少章却要归乡省亲。作者不愿放他离开，可是却于情理不容。而且，少章此行，亦是投奔其兄长少游这位“士之超逸绝尘者”，苏轼自然没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拦了。因此，苏轼写了这篇《太息送秦少章》为其饯行，要其不要计较一时之毁誉，好自为之，将这篇赠序“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文章至此，戛然而止。无一赘学，意蕴无穷，真可谓放笔纵横恣肆，收笔简练凝重，十分耐人寻味。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又一位巨匠。他的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使他同欧阳修一样成为北宋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这样一位文坛巨子，却由于“不能俯仰随俗”，步入仕途之后屡遭挫折，饱受磨难，甚至受累于“乌台诗案”，险些丧命，一贬再贬，最后贬谪边远的儋州 (今海南儋县)，直到临死前一年才遇赦北归。由于自己的切身经历，苏轼对于社会上随意毁谤别人的现象是十分痛恨的。因此他在文中提出了“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的观点，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从文中可见，秦少章少年才高，学识匪浅，但尚未入仕，且从苏东坡、秦少游交往，亦恐难免遭人议论。因此，苏轼在其临行前写了此文，对其劝勉，对其怀才不遇的际遇表示安慰，向其说明一时的毁誉本不足凭，虽暂处晦而必不为物所掩的道理。这种勉励对于涉世未深的晚生后学来说是十分中肯的，带有浓重的感情。

本文在艺术上的特色也很鲜明。文章条理清晰，结构谨严，循序渐进，层层深入，虽仅四百余字，却写得内涵丰富，层次分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先由东汉时的孔北海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谈起，说明虽然“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讥评孝章”，然而“孔北海、盛孝章犹在世”，而那些讥评他们的人却“与草木同腐久矣”，然后又用当年欧阳修改革科举制度遭到围攻的事例，说明有才学的人受到攻击诋毁不足为怪，再用自己同张文潜、秦少游遭受讽刺、议论的事，说明当时社会上喜谤贤士的不良风气，最后由此引出“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的论点。由古及今，由远至近，有理有力，不容置疑。文章感情充沛，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章写到孔北海、盛孝章等古代名士，充满景仰、崇敬; 而对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则洋溢着感激之情;对自己的学生弟子张耒、秦观，则是赞赏与爱护兼而有之，至于那些才疏学浅，却忌贤妒能，专以讪谤贤人奇士为能的庸俗小人，苏轼的鄙夷、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这种爱与憎的强烈对比中，作者的立场、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文章随叙随议，叙述清楚，起止分明，议论透辟，笔带感情，文理畅达，文字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